船员们把比尔虐待了10分钟后，就用一根有一英寸那么粗的绳子把他从肩膀到膝盖绑了个结结实实。比尔说：“我当时就像一具木乃伊。然后他们把我这个木乃伊扔到了船头，朝岸边驶去。”
上岸之后，他们蒙上了比尔的眼睛，把他双手反铐在背后。就在这时，天上又出现了数架飞机，空袭警报响了起来。比尔被扔进一辆摩托车的挎斗里，然后那辆摩托车开进了防空洞。
空袭结束后，那些人把比尔·康奈尔带到了半英里以外的一个地方，绑在了一棵树上。“他们蒙住了我的眼睛，”他说道，“把我双手向后绑在了一棵树上。接着他们使劲儿往外踢我的腿，这样我的双腿就伸向了前面，屁股离地面有几英寸的高度，这个姿势让我浑身疼得厉害，我疼得眼泪都掉了出来。当时我觉得肩膀都快被撕掉了，我试着用脚跟儿撑在地面上，一步一步移向大树，可就是怎么也动不了。那些卫兵看着我的狼狈相大笑起来。真是太疼了，简直无法忍受。”
六个小时后，比尔的上半身失去了知觉。岛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空袭，炸弹就在比尔身旁炸开了，卫兵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
“一大块泥巴突然崩到我的大腿上，”他说道，“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突然有种奇怪的念头，觉得我的双腿可能不在了。我从蒙眼睛那块布下面的缝隙看了看，发现我的腿还在！”
比尔很幸运，他没有被炮弹炸到。那天仅从“约克镇”号航空母舰上飞出的飞机便向父岛投下了110吨的炸弹。
又过了约12个小时，卫兵们才把比尔从树上放了下来。“当他们把我手上的绳子解开的时候，”比尔回忆道，“我的手指之间一点缝隙也没有，因为它们都肿得挤在了一起。我的双手看上去就像长在手臂一端的两个大肉球。两只手都紫了，我当时就想这双手八成是不能用了。整整两天，我连胳膊都抬不起来。”
那天晚上，比尔又被双手背后地绑到了另一棵树上，但这一次绑得要松得多，而且他也可以坐下了。当他被绑在那儿的时候，一个日本人走上前去，将一杆步枪对准了他的眉间。
“他的来意很清楚，”比尔回忆说，“一颗美国炸弹炸死了他的儿子，他想杀掉我来报仇。我想，‘那就听天由命吧！’结果卫兵们把那个人赶走了。”
最后，比尔被带到了日军指挥部，他在那里度过了接下来的六天。他被绑在了指挥部外面的一棵树上，每天都要被带到指挥部里面接受审讯。“他们问我各种问题，好像我所知道的比一个上将还多。”比尔说道，“他们问我，‘这艘航空母舰上共有多少架飞机？’还有，‘另外一艘航母的任务是什么？’”一旦比尔给出的答案不能让审讯官满意的话，卫兵们就会使劲儿扇他几个耳光，力气大得把他以及同他绑在一块儿的椅子都打翻在地上。“他们并不想杀掉我，”比尔说，“但是那种经历可真是太糟糕了。”
比尔每天的伙食就是一个饭团儿，但只要想喝水或茶就能喝得到。他被绑在树上时，眼睛也总是被蒙住的。“我当时非常害怕，”他承认道，“我总觉得他们会处死我的。我想念我的父母、姐姐、姨妈们和叔叔们，我还想念我的祖父祖母。可当时我的性命掌握在别人手中，而我竟一天一天的活了下来，我只有往好的方向去想。”
“有一天我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比尔对我说道，“我仰起了头，这样的话，我就能从那块布的下面看到点东西。结果看到了一个美国士兵穿着蓝色的飞行服，眼睛被蒙着，双手被铐着，日本人正带他穿过庭院进到一座建筑物里。他的腿瘸了。”
那个美国兵就是迪克·沃尔霍夫。
比尔和迪克在那些可怕日子里的处境都很危险，但在日本人的眼中，他们两个却有很大的差别。比尔是名军官，而迪克只是个士兵。“作为士兵，我们知道自己一旦被抓就一定得遭枪毙，原因在于我们了解的情报不多，”机枪手威廉·黑尔说道，他回忆起他在军舰上听到的一则情报简报。“日本人根据我们是不是士兵来进行判决。”
比尔·康奈尔被绑在指挥部外的树上整整七天。后来他被捆着送上了一架破旧的水上飞机，运往硫黄岛。他在停机坪上飞机下的阴凉处坐了五个小时后又被绑上了，眼睛也重新被蒙上了，接着他被带到了一架双引擎轰炸机后面的座位上。比尔将要被送往东京附近的大船战俘营接受进一步审讯。
在飞往日本的途中，比尔从蒙眼布的下面偷偷往外看。“我看到自己坐在一个帆布包的边上，”他说道，“而那个帆布包里竟装满了棒球球棒！还有一副皮制棒球手套套在了其中的一个球棒上。我们正在这里打仗，可他们竟在那里来回运送棒球装备。”
战争结束后，比尔向有关战争罪审判部门提交了一份书面陈述，当中讲述了他在父岛受到的虐待。比尔从一封来自美国一位起诉人的信中得知，他真是特别幸运。“他们说我是最后一位活着从那个岛上走出的美国人。”
硫黄岛上的日本官兵们知道他们将会死在那里，但至少有一点能让他们感到些许安慰——他们崇拜那些把他们带向死亡的人。栗林将军是一个武士家族的第六代，他家世代效忠天皇。栗林心里清楚地知道这将会是他打的最后一仗。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别指望我再回去了。”他对儿子写道：“你父亲的生命就像是风中之烛。”
但他并没有绝望，按照真正的武士说法，他的表现会给家族带来荣誉。于是他和他的士兵们一样忍受着资源匮乏的煎熬，他和士兵们同甘共苦，还设计出一套保卫海岛的作战策略。
而父岛上的士兵们则远没有那么幸运，因为他们的将领是那个满嘴脏话的立花荣夫将军。镰田松尾在立花手下干了六个月，他回忆道：“他常常酗酒。我经常去给他拿清酒。他总是喝着喝着就睡着了。”所有人都特别怕立花，因为他的脾气非常暴躁，心烦的时候还会随便打人。如果说武士的道德体制是黑白颠倒的话，那么他就是这一体制最真实的产物。在一支不讲求人性的军队里，这样的恶棍才能爬到顶峰。镰田最后说道，他“一直觉得立花将军是从社会最底层一步步爬上去的。”
1944年8月5日，父岛遭到了又一次猛烈的轰炸，其间有一架B…24被击落了。机上除了一名机组成员活着爬出来之外，其他人都在坠毁时的大火中丧生了。这次轰炸还造成了其他伤亡：立花将军第307营的官兵也被炸死了。立花为此狂怒不止，他复仇的时刻到了。
这个气急败坏的将军把迪克·沃尔霍夫和那个至今仍身份不明的B…24上的机组成员绑在了指挥部门前的大树上。
“这两个混蛋杀害了我们的士兵，”立花对集合在那里的官兵们大喊道。“为了警告其他人，给我狠狠地打他们，使劲儿踢他们，憎恶他们！”接着，他开始朝两个无助的小伙子扇耳光，一边打一边大口喝着清酒，然后他又大叫道，‘我痛快极了，我在和敌人算账！’”
立花当天下达了一道命令，决定第二天处死这两名战俘。那天晚上，他站在指挥部食堂内对官兵们宣布：“明天，两名战俘将被处决。所有没有任务在身的人都必须去看处决美国兵。”
东木成二大佐说道：“将军曾讲过，他在中国东北当营长的时候，观看处决战俘有助于提高部队的士气。”
8月6日，迪克和那名B—24机组成员被扔上了一辆卡车，拉到了307营的射击场里。东木大佐是立花身边的一位老副官，他命令伊藤菊次中佐监督处决的全过程，“按照决定，要用刺刀刺死这两名战俘。伊藤中佐，你来负责监督这次处决。”
后来，伊藤想到立花将军是故意让他来接手这个不讨人喜欢的差事的。“我确实和将军争吵过，”伊藤说道，“将军在那之后就真的不再和我讲话了。”但是上面所有的命令都相当于天皇的命令，所以伊藤中佐只能想办法，看自己该如何服从这个棘手的命令。
迪克和那个机组成员都被带到射击场里，手被捆在了身后，日本人让他们走上一个小山包。那时候大约是早上八点钟：太阳升起来了，气温也要开始升高了。这两个小伙子被告知他们将被处死，但在这之前，他们心里也一定料到如此了。他们眼看着日本兵把树桩钉到地里。接着他们被绑到了树桩上，眼睛也被蒙上了。
“那两名战俘被绑好之后，”岗本盛男回忆道，“伊藤中佐就下令为了向天皇表示敬意深鞠躬。”
“接下来由我来讲话，”伊藤中佐后来接着说道，“‘根据命令，我们现在将处死这两名战俘。’我接着走到战俘面前，用钢笔在他们心脏的位置画了个圆圈。”日本兵在训练中就是这样被要求的：对执行死刑的人不能直接刺到心脏，否则死刑犯就会很快死去。重要的是要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上前刺上一刀，以体现出他们的大和精神。
伊藤中佐接着就下令开始用刺刀刺那两名战俘。“我让胆小的人先刺其中的一名战俘，”他说，于是选出二等兵松野先来。松野当时下不了手，伊藤中佐就朝他大喊道：“你还不刺，等什么呢？”
他不再犹豫了。四个二等兵一圈刺下来，两名飞行员的肺和胃全都被刺破了，他们的鼻孔和嘴里不断地冒出鲜血。他们的头也垂到了胸前。更多的士兵走上前去，两个人一组，把锋利的刺刀扎进了美国兵的身体里。
“那两名飞行员一直在呻吟着，”一名叫志村的士兵回忆道。“他们没有喊叫；他们只是在那里低声呻吟。”
“我们用刺刀刺完两名战俘之后，”冈本说，“伊藤中佐砍下了他们的头。砍头时他们还没断气。”
伊藤后来说道，他是出于对迪克他们二人的尊敬才砍下了他们的头。“依照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当一个人被处死后，砍下他的头是表达对他的敬意。尽管上面所下达的命令中并没有让我这么做，我还是出于个人对他们的尊重把他们的头砍下了。”伊藤试图作解释，在某个人剖腹自杀后就会进行砍头仪式。一个武士为了捍卫自己的荣誉，会把自己的肠子取出，然后会由一名助手将他的头砍下，以结束他的痛苦。这种砍头是事先就安排好并经当事人同意后进行的。但是那两个口鼻冒血的美国小伙子那一天却没有得到任何荣誉。伊藤中佐是一个典型的精神武士，他歪曲了武士道的本质，也正是他这样的人把日本带向了灭亡，玷污了日本的历史。
迪克和那个B…24机组成员的尸体以及他们被砍下的头颅被埋进了事先挖好的坑里。迪克在八天以前刚刚度过了自己20岁生日。
8月16日，劳拉·沃尔霍夫接到了海军发来的电报，通知她迪克的飞机于7月4日被击落的事。电报写道：迪克是“在执行任务时失踪的”，劳拉在得出最后结论之前还要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说法。
大约一年半之后，海军才得知迪克已经死去的确切消息。但劳拉对她的侄女劳拉·马萨罗说，在那之前她就已经知道儿子早已不在人世了。
“迪克飞到了屋顶上，”他妈妈告诉马萨罗，“那情景就像在做梦一样，但那不是梦。我是清醒的，我看到了他，迪克挥动着美国国旗对我说，‘再见了，妈妈。’”
随着1944年炎热夏季的来临，立花将军的脾气越来越火暴了。日军的作战原则旨在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但在父岛，根本没有漂亮仗可打，也没有慰安妇可供官兵们发泄。他在那里只是等待着自己最后光荣赴死时刻的到来，他所能做的就是命令士兵们挖更多的洞穴。
来自夏威夷的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岩竹伸明当初在被逼迫的情况下入了伍。他和其他士兵们一起奉命在父岛坚硬的岩石上日复一日的挖洞。岩竹先生后来向我讲述了他们那时的劳动：
通常先是由工程师们用炸药在入口处炸开一个坑。我们再用锤子和凿子去挖洞。那里的岩石非常坚硬，所以挖起洞来特别不容易。由于高强度的劳作和少得可怜的食物，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病了。
事实上，岛上存着很多大米、脱水蔬菜、脱水豆腐和罐头。但是父岛的指挥官们还是削减了每个人的粮食配额。因为他们认为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而我们的岛又是偏僻孤立的。
在挖洞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每天分到的食物就是一小份大米稀粥。我们大家常常在一起谈论从前吃过的好吃的东西。我甚至还梦到过在夏威夷时吃过的那些好东西，尤其是在野餐时吃的那种烤全猪。
我们在挖洞的时候，常常会遭到来自塞班岛的舰载飞机和B—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