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是一种古老而常新的方式，那些曾经参与创造历史的人物都在故事中一一复活。
作者为我们拉开这段历史的帷幕，将一百多个民国时期社会不同层面的代表人物展现在我们眼前。他们是缔造民国的伟人，叱咤风云的枭雄，马上赋诗的军阀，文章报国的报人，埋头学问、以学术报国为天职的知识分子，以及做着实业报国梦的工商界、金融界的精英、有提供书本而不是子弹的出版家……，他们是蔡锷、辜鸿铭、胡适、汪精卫、徐志摩、穆藕初、范旭东、冯玉祥、王国维、吴佩孚、张作霖……，围绕着他们的一幕幕 。。。。。。
傅国涌，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曾做过乡村中学教师，1999年开始写作，在《书屋》、《随笔》、《东方》、《老照片》、《炎黄春秋》、《南方周末》、《文汇读书周报》等数十家报刊发表近200万字，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等。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金庸传》、《百年寻梦》、《叶公超传》、《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发现廿八都》等。
历史的零散的，是每个白天或黑夜，太阳和月亮底下每个角落发生的片段。历史是完整的，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处于时间的河道之外，水流花谢，构成历史的每一瞬间。历史是沉重的，流淌着血与泪，弥漫着阴谋与算计。历史是轻松的，一个新人物的出场、一桩新事业的诞生，都能让我们在心底里为之欢呼，都能让我们感到心旷神怡。历史容易被遮蔽，因刻意的遮蔽而被遗忘。历史如同甩不掉的尾巴，它从不缺席、迟到、早退，它永远在场，经过千山万壑，不管有多少峰回路转，蓦然回首，它总是静静地在我们面前流淌。
？？？ 民国的横空出世不仅是中国史上空前的大事情，而且也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无论如何，帝国的长梦已做到了尽头。透过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他们或忧郁、或诚挚、或清明的眼睛，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新的气息、新的图景，与一统山河、开疆拓土的秦皇汉武不同，与横槊赋诗的曹孟德不同，与“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黄巢、李自成们更不同。虽然在这片古老而广袤的大陆上，民国只存在了短短的三十八年，真正是“弹指一挥间”，但那是一个别样的时代，一个王纲解纽、诸侯蜂起、异族入侵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乱世，有点类似闹哄哄的春秋战国和魏晋风流时代。当然，在文明的意义上，它已经远远超过以往的任何乱世。不光是各种在漫长的农耕和帝制黑夜里无法想象的那些新事业，包括出版、报纸、期刊、大学、研究所、近代民营企业……还有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那些新人物，他们的面貌、气质、行事都不是旧时《世说新语》所能概括的，一句话，这里有全新的呼吸、全新的语言、全新的追求和梦想。
？？？ 读史使人明智，读史使人痛苦，读史使人快乐，读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在许多同样零散的日子里，我阅读各类零散的民国史书，从日记、书信、年谱到回忆录、传记，并随手留下一些读书札记，没有风花雪月的猎奇故事，没有推背图式的神秘和玄虚，有的只是真实的声音和曾经的心灵脉动。我的这些札记注定了不成系统，也不会有结论，是非褒贬，全凭各位读者朋友明断。
民国诞生，张季鸾以秘书身份执笔起草了孙中山的《就职宣言》，陈布雷以报人身份翻译了孙中山的《告友邦人士书》。大时代的两支笔，却有着不同的命运。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破土而出，在《民立报》当过编辑的青年张季鸾因为于右任的保荐，出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同时的秘书中还有杨杏佛、任鸿隽、柳亚子、吴玉章等青年才俊，可谓集一时之盛。其中，孙中山的就职宣言就是由张季鸾执笔起草的，不过他认为“意见是孙先生的，我不过记录而已，而且孙先生审阅后署名发表，就是他的文章了，我不该引以为荣。”让他引以自豪的是，当孙中山宣誓就职时，他发了一个电报给上海的《民立报》，报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职的概况，他说，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发的专电。熟悉新闻史的后起之秀徐铸成评价：“中国报纸之自有新闻电，确以季鸾先生一电为嚆失。”从政而不忘新闻，难怪张季鸾后来要以报纸作为他终生事业。
孙中山在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还发表了一份《告友邦人士书》，是用英文写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带到上海，想在报纸上发表，一时找不到翻译，青年陈布雷时在上海《天铎报》执笔，他以典雅的古文试译了一段，英文极佳的王宠惠看了，觉得准确而且传神，大为满意。于是孙中山的《告友邦人士书》就成了《天铎报》的独家新闻。第二天，当《民立报》同人知道后，不无遗憾地对于右任说：“此文《天铎报》抢先发表，可惜可惜。”当时陈布雷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踏上从政之路。从1927年起，他的后半生几乎都在为蒋介石捉刀，起草各种文告、文件，甚至代笔写《西安半月记》之类的私人文字。
1941年9月6日，一代报人张季鸾在重庆辞世，终年54岁。弥留之际，蒋介石曾亲去探视，挽词中还有“握手犹温”之语，蒋誉之为“一代论宗”， 周恩来、毛泽东等称他为“报界宗师”，“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在季鸾先生病逝前不久，由他主持笔政15年的《大公报》获得了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奖章，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荣誉，也是对他最大的安慰，他为坚持“文人论政”而骄傲。
1948年11月13日，追随蒋介石二十年的幕僚、“文胆” 陈布雷黯然自尽，终年59岁，一生清廉、人品高洁的他在留给蒋的遗书中说：“自问平生实无始终贡献可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蒋则称誉他为“当代完人”。
虽然陈布雷在选择绝路前曾一次次地对接近的人表示，多年来他一直渴望着回到新闻界，继续当年的文章报国生涯。但他也对王芸生说过：“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了。
民国初创，参议院议定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主张的青天白日三色旗只是作为海军旗，另以十八黄星旗为陆军旗。
武昌起义爆发时，用的是共进会的十八星旗，代表当时的十八省；上海、江苏独立用的是宋教仁、陈其美主张的五色旗，代表五族共和；广州独立后用的是青天白日旗，但陈炯明在惠州起兵用的则是井字旗。此外还有用白旗（取以明涤去污染、光复旧物之意）、金瓜钺斧旗（代表尚武强兵的精神）等，可谓各树一帜。
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参议院为制定国旗发生过剧烈的争论，最后决定采用沪军都督府所用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以十八黄星旗为陆军旗，以青天白日三色旗为海军旗。
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对国旗问题发表了他的意见。1912年1月12日，他在写给参议院论国旗的信中，反对以五色旗为国旗，主张在民选议会产生后由国民公决。他的理由是：
“（一）清国旧例，海军以五色旗为一二品大官之旗。今黜满清之国旗而用其官旗，未免失体。
（二）其用意为五大民族，然其分配代色，取义不确，如以黄代满之类。
（三）既言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阶级。”
他指出“国旗之颁用，所重有三：一旗之历史，二旗之取义，三旗之美观也。武汉之旗，以之为全国首义尚矣；苏浙之旗，以之克复南京；而天日之旗，则为汉族共和党人用之南方起义者十余年。”青天白日旗原是孙中山早年的亲密同伴陆皓东为兴中会所设计，计划在1895年广州重阳节起义中使用。起义流产，陆皓东被捕遇难，成了“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此后，孙中山参与发动的历次起义打出的都是这一旗帜。至于取义，他解释说：“青天白日，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义，著于赤帜，亦为三色，其主张之理由尚多。”他还附了两幅青天白日旗的图案。
身为大总统，孙中山想让青天白日旗成为国旗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参议院多数的赞同，所以只能作为海军旗，而不能成为国旗。对于这一结果，他虽然不满意，但必须接受这个事实。直到1927年，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才以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
其实早在1906年冬天，同盟会内部就为国旗问题发生过冲突，黄兴与孙中山几乎为此决裂，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的形式和日本太阳旗相近，“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主张用井字旗，“示平均地权意”。孙中山坚持不让。章太炎到死，只愿以五色旗覆盖，不承认青天白日旗。
孙中山曾向黎元洪等建议，将云南起义日（12月25日）也定为“国庆日”，作为永久的纪念。
1911年10月10日是武昌起义爆发的日子，为纪念这一天， 1912年9月28日中华民国政府公布了参议院的决定，正式定为国庆日。三年后袁世凯称帝，民国几乎覆亡，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在云南首义，登高一呼，才得以打倒袁氏的家天下，恢复民国。蔡锷等再造民国，功勋卓著，孙中山曾致电向黎元洪等建议，将云南起义日定为国庆日，当时年轻的蔡锷已病亡，孙中山只字未提及蔡（只提到曾参加过同盟会的唐继尧）。
1916年12月13日，孙中山给黎元洪和国务院的电报全文如下：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公鉴：溯自清帝退位，五族共和，国基已定，四万万人方想望太平，不图秉权者野心未除，诞生帝孽，筹安称制，民国几亡。虽其时义士人人奋起相争，期以身殉，然首先宣告独立誓师申讨者，实推滇省，遂使西南响应，举国普从，以有今日。方之武昌首义，一则为民国开创之功，一则为民国中兴之业，皆我五族人民人人所宜永留纪念者也。伏乞大总统、国务院主持，将云南起义日定为国庆日外，更予唐督军暨起事诸人以懋赏，以障勋劳，昭示来兹。临电无任盼祷。
细读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的这一电文，孙中山虽然建议定云南起义日为国庆日，却并没有明确将武昌首义的“双十节”作废的表达，直到1925年，他在弥留之际还和汪精卫谈及“不可忘辛亥革命”。他说武昌首义有开创民国之功，云南起义为民国中兴之业，都是应该永远值得纪念的。所以他希望将云南起义日（12月25日）定为“国庆日”，认为这个日子和“双十”节一样，“皆我五族人民人人都宜永留纪念者也”。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黎元洪等的回应。1927年国民党定鼎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后也没有落实，只是将“12月25日”定为“云南起义纪念日”。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
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1912年，当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用浓重的河南地方音调口念誓词，效忠民国，但当时以记者身份在场的梁漱溟细心地发现，袁世凯对如此庄重的就职典礼其实压根不重视，“既不蓄须，亦不修面，着军人旧服装，殊欠整洁，显然蔑视此一重大典礼。”相比之下，其他到场的政府各部总长都穿着西式大礼服，他部下段祺瑞等人也都“军装整齐，神态严肃”，显得郑重其事。
与梁漱溟的回忆可以相互参证的是《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当时的记录：
“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
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在这些细节之外，因为当时北京正在兵变之后，数十步之内，行人断绝，各省派出的代
表也是寥寥无几，“令人发生一种苍凉悲戚之感”，时在现场的著名记者黄远生“仰窥袁总统之丰采，颇萧瑟有秋气”。
不过一年以后，到了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正式大总统时，已非当初“光景甚为寂寥”可比，其时宋教仁已被暗杀，孙中山、黄兴等民国元勋重新踏上了流亡之途。袁世凯性情的愉快可想而知，黄远生现场看到的袁世凯是“精神甚矍铄，音吐甚朗，军服灿然”。
那天在场的国会议员韩玉辰清晰地记得，袁世凯竟然不是到国会去宣誓就职，不是在居仁堂布置仪式，而是安然坐在太和殿的御座上举行就职典礼。他念誓词也很不严肃。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