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istributive State）。
若整个过程采用单一措施，那么这个过程会比较容易追踪，其破坏性也比较容易揭示，例如20 世纪70 年代初在国会颇受重视的保证年收入提案。该提案建议对所有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征税，用于救济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让他们活得有尊严”，而不管那些人愿意工作与否。如此明目张胆打击生产、包养懒汉的提案简直空前绝后，这只会让每个人都变穷。
当然，政府并不会采用某种单一措施，而会采用大量局部的、有选择性的重分配措施。这些措施可能绕开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群体，转而向其他群体提供各种福利、补贴和其他优待。这些措施，常见的有：社保、医保、医疗补助、失业保险、食品券、退伍军人福利、农业补贴、住房补助、租金补贴、学校午餐、公共工程“制造的工作”、家庭扶养子女的补助，以及针对老人、盲人、残障人士等实施的各种直接救助。联邦政府估计，单单最后这类人，联邦财政救助对象超过400 万，这还不包括接受各州、市财政救助的人数。
有位作者最近对至少44 种福利计划进行了统计。1976 年，政府在这些计划上的总支出高达1；870 亿美元。把这些计划合起来看，1971 年到1976 年，年均增长率为25％，是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2。5 倍。1979 年的支出金额预计超过2；500亿美元。这些福利支出急剧增长促成了“国家福利产业”的发展，现在有500 万名机关事业单位和私营部门的劳工，参与配发福利和服务给5 000 万名受益人。
几乎每个西方国家都实施了类似的组合福利计划——有时整合化程度比较高，追踪其危害性比较容易。无论如何，为了实施那些福利计划，各国只有征收越来越重的税。
我们只需以英国为例来进行说明。英国政府对个人从工作中得到的收入（称为“劳动”所得）征收的所得税，税率最高达83％；从投资中得到的收入（称为“非139劳动”所得）征收的所得税，税率最高达98％。不用说，如此高的税率，直接打击工作和投资的积极性，最终严重抑制生产和就业。对业主杀鸡取卵，必定致使就业受到抑制。对投资釜底抽薪，令人们不愿投资效率更高的新机器设备，必定致使工资水平低下。然而越来越多这样的政策正被各国政府采用。
但是，严苛的税赋并没有带来足够的财政收入，去满足重分配型政府诸多开支、以及诸多计划中的开支。结果是世界各国的政府都陷入长期的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并越陷越深。
过去三十多年来，纽约花旗银行对10 年期通货膨胀率进行了记录。其计算是基于各国政府本身发表的生活费用估计值。在其1977 年10 月的经济通信中，公布了对50 个国家通货膨胀的调查结果。该调查显示，截止1976 年的最近十年内，表现最好的西德马克，购买力损失35％；瑞士法郎损失40％，美元损失43％，法国法郎损失 50％，日元损失 57％，瑞典克朗损失 47％，意大利里拉损失 56％，英镑损失61％。至于拉美国家的购买力，巴西克鲁赛罗（cruzeiro）损失89％，乌拉圭、智利、阿根廷比索损失99％以上。
这个数字其实还算是温和的，我们来看看最近一两年世界各国货币贬值的速度。
1977 年，美元贬值6％，法国法郎8。6％，日元9。1％，瑞典克朗9。5％，英镑14。5％，意大利里拉15。7％，西班牙比索17。5％。至于拉美国家，巴西货币单位1977 年贬值30。8％，乌拉圭35。5％，智利53。9％，阿根廷65。7％。
请读者们想象一下货币大幅贬值所造成的国家经济混乱局面，以及千百万居民所承受的生活困难。
前面说过，通货膨胀本身是人们生活困苦的原因，可是它又主要是政府进行经济干预政策的后果。这些干预行动无意间说明并凸显了本书的基本教训。因为这些政策的实施都是建立在可以给某些特殊群体带来即期利益的假定上。实施干预的人，未能对政策的次要影响进行考虑，也就是没有考虑到它们对所有群体产生的长期影响。
总之，那些政治人物对这本书三十多年前就给出的教训似乎什么都没学到。
如果我们来逐章审视，我们就会发现第一版所反对的各类政府干预形式，无一例外不是正在被各国顽固采用。各国政府都在努力用公共工程来解决政策性失业问140题。它们变本加厉地增加税负，推行信用扩张。大多数政府仍以“充分就业”为基本目标。它们继续实行进口配额和保护性关税。它们设法通过让货币贬值来达到出口增加。农民仍旧享有“平准价格”。它们仍在帮扶那些无利可图的行业。政府仍然努力“稳定”特定商品的价格。
是通货膨胀政策在推高商品价格，而各国政府却继续将物价上涨的原因，怪罪到私人生产者、消费者、“奸商”头上。对于石油、天然气等最需要发展激励的行业，政府却通过设定最高限价，或者采取管制或监控其总体价格水平和工资，最终挫伤新油田、新气田开采的积极性。在凋敝的城区住宅面前，政府仍继续实施租金管制。
在已经造成的长期失业面前，政府不仅保留最低工资法，而且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它们不断通过制定各种法律，给工会以各种特权和豁免权的支持；硬性要求劳工加入工会；容忍大规模的罢工纠察和其他形式的胁迫；强迫雇主和这些工会“服从集体谈判”，以此让雇主对工会的要求做相应的让步。所以这些措施的意图都是为了“帮助劳工”，但结果却是又一次制造和拖延了失业，同时还减少了总体工资支付，使劳工工资达不到应有的水平。
大多数政治人物仍在忽视利润的必要性。过高地估计业界的平均利润或总体净利润。谴责任何企业拥有超额利润，并对它们课以重税，有时甚至不允许出现超额利润。
这种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其根深蒂固更胜过从前。每当经济不景气，政治人物就认为“消费者支出不足”是主要原因。于是，它们一方面鼓励消费者增加支出，另一方面制定更多的妨碍性和惩罚性措施去限制储蓄和投资。我们说过，当今各国政府的主要做法，是制造或加速通货膨胀。结果是，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一个国家是金属本位的货币政策了，几乎每个国家都通过印制长期贬值的纸币来讹诈它们的人民。
最后，让我们看看最近的一种趋势。政府一旦推行带有“社会”二字的计划，就会完全失控，不仅在美国是如此，在其他所有国家都是如此。对于政府干预，我们已经看了个大概，现在让我们来细看一个当今尤为突出的例子——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最早的联邦社会保障法案是1935 年通过的。这个法案背后的理论是：大部分社141会救济问题，在于人们有工作收入时没把钱存下来，到上了年纪才发现自己没有积蓄安度晚年。立法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如果劳工被强制性地给自己保险，同时雇主也被强制性地为劳工负担一半的保费，这样一来，等劳工在65 岁或更高年龄退休时，他们就会有足够的退休金安度晚年。社会保障基于严格的精算原则，被设计成完全自偿性保险。设立的社保基金足以应对将来的理赔申请和到期的社保支领。
但是实际的运作从来都没有依照这种设计执行过。社保基金只是账面数字。社保金收缴上来之后就被政府挪作它用，或者拿去发社保。自1975 年以来，当期的社保发放金额已经超过这套制度的社保金缴入金额。
这很自然地产生了每届国会都要寻求增加社保名目的局面，例如增加社保支付、扩大社保覆盖面、增加新形式的“社会保障”。就像在1965 年加进医保计划之后不久，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过去七次大选之年，社保名目每次都有增加。”
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和持续，社保支付完全不是按精算比例增加，而比预想的要多得多。典型的政治手法是现在支付，将来买单。不过将来总会到来；国会每过几年就要再次提高劳工和雇主缴纳的社保金。
除了社保金提留比率不断增加，纳入社保缴纳基数的薪金也在不断增加。最早的1935 年社保法案中，规定薪金收入的前3；000 美元作为社保缴纳基数，并且提留比率很低。1965 年规定薪金收入的前6；600 美元作为社保缴纳基数，提留比率4。4％（雇主和员工都必须缴纳），到1977 年基数激增为前16；500 美元，提留比率11。7％。
（从1960 年到1977 年，年度总社保入账增加了572％，按复利计算平均每年增长12％。来年计划中的涨幅比这更高。）1977 年起，官方估计的社保福利制度无资金准备的负债高达4。1 万亿美元。
现在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社保制度真的是一套保险计划，或只是一套挖东墙补西墙的复杂救济制度。绝大多数领社保的人，都认为领到的社保金是他们自己“赚来的”，是自己“出了钱的”，所以领得心安理得。可是，还没有哪家私人保险公司，有能力从实际收取的“保费”，支付现有规模的社保金。1978 年初，低收入劳工退休的时候，每月领取的社保相当于工作收入的60％左右。中等收入劳工领取的社保约为原来收入的45％。薪资特别高的人领取的社保约为原来收入的5％到10％之间。
如果我们把社保制度看作是一种救济制度，那它就是一种很奇怪的救济制度，因为142已经领取最高工资的人，到老又将领到最高的社保金。
不过，社会保障制度在今天仍然神圣不可侵犯。如果哪位国会议员胆敢提议取消或削减现在或未来的社保支付，那无异于政治自杀。几乎任何国家级的救济计划、重分配计划、“保险计划”，一旦启动，就会完全失去控制，美国的社保制度正是令人惶惶不安的例证。
简单地说，我们今天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优秀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就怎么做达成了共识。政府为重分配财富和收入所做的种种努力，只会扼杀生产积极性，并导致普遍贫困化。政府真正该做的事，是建立和执行一套法律架构，禁止暴力和欺诈。政府一定不要去干预特定的经济活动。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是鼓励并维护自由市场。亚历山大大帝去拜访哲学家第欧根尼，居高临下地问哲人有什么请求，据说第欧根尼答到：“劳驾站开点，不要挡着我晒太阳。”每位公民都有权对政府这么要求。
举目阴云蔽日，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总有某些地方，阳光会破云而出。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政府若不先从纳税人手里拿走些什么，就不可能带给他们任何好处。特定群体享受更多优待，只能是意味着税负加重、赤字增加、通货膨胀加剧。通货膨胀最后一定会误导生产、扰乱经济。有些政治人物也开始认清这一点，其中有的人甚至清楚明白地把它讲出来。
此外，明显的迹象表明，知识分子的理论风向正在更迭。凯恩斯学派和新政支持者逐渐退场。保守派、自由派和自由市场的其他捍卫者，越来越敢说话，说起话来越发清楚有力。而且，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在年轻一辈中，继承古典经济学衣钵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快速崛起。
真正的出路在于，趁目前的各种措施造成伤害还没有达到不可收拾之前，公共政策干预经济的局面必须扭转。
脚注《理性与本质》（Reason and Nature； 1931）； p。x143——第一版序冈纳·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Gunnar Myrdal； The Challenge of World Poverty（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pp。 400…401 and passim。
——第7 章第2 节？资料来源：《纽约时报》1946 年1 月2 日。耕种面积限制计划有助于提高亩产，第一是因为农民会首先辍耕亩产低下的耕地，第二是人为的高价激励农民在现有耕地上追施更多化肥，以提高亩产。因此，政府的耕种面积限制计划基本上没有起到预料的限产效果。
——第13 章第1 节？1937 年《烟煤法》延长实施听证会上，烟煤部门负责人惠勒（Dan H。 Wheeler）的证词。
——第14 章第1 节？美国棉花案例特别具有启发性。截止1956 年8 月1 日，棉花的结转存货量为1452。9万包，这个创纪录的数字超过了整整一年的正常产量或消费量。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政府不得不改变其做法，决定将大部分的收成从棉农那里买进，再立即折价转售。
为了夺回美国棉花的国际市场，政府对棉花采取出口补贴，补贴金额从每磅6 美分提高到1961 年的8。5 美分。原棉的结转存货量的确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