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40年1月10日，希特勒终于决定在17日发动攻击，但在其作决定的这一天，又发生了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插曲”。一位德国第七空降师的联络官所乘的飞机由于天气的影响，迫降在比利时境内，其所携带的作战计划未能完全焚毁，已落入比利时人手中。这一意外事件的发生，迫使德国方面必须改变原有计划。
3．曼施泰因奉命调职，依照人事惯例，希特勒要召见赐宴，于是遂使曼施泰因获得一次亲自向希特勒解说的机会（2月17日也正是整个故事的转捩点）。希特勒刚愎独断，于是遂终于定案。不过，这里还有一个小关键应加以说明：曼施泰因在A集团军群总部中的同事，特雷斯科中校（Ltl。Tresckow）与希特勒的侍卫长施密特（vonSchmundt）颇有交情，通过这种渠道，曼施泰因始能获得这样的安排。
曼施泰因对当时的情况曾记载如下：“当宴会结束起身告退时，希特勒就命我随他到书房中去。在那里他请我把个人的意见讲给他听。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经知道我的观念，或了解到何种程度，但无论如何，却发现他了解得非常快，并且完全同意我所说的一切。”
严格地说，并非曼施泰因说服了希特勒，因为希特勒在内心也早已有同样的（至少是类似的）观念存在。曼施泰因的解释只是增强了他的信心，正像古德里安的意见增强了曼施泰因的信心一样。于是次日，希特勒召见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和参谋总长哈尔德（Halder），命令他们依照曼施泰因的意见修改作战计划。其最后的产品就是以“镰割”（Sichelschnitt）为代号的计划。这个代号颇具深意，暗示德军像一把镰刀，要一下把敌军的根部割断。
这一计划的执行还是由陆军总部负责，虽然大致采用曼施泰因的观念，细节上仍略有出入，所以称之为“曼施泰因计划”并不妥当，尤其是曼施泰因本人根本不曾参加此项工作。据曼施泰因自云，在战时由于保密，谁都不曾把这些秘密泄露出来，直到战后，英国战略大师李德哈特与伦德施泰特元帅以及其他德军将领谈话时，才发现事实的真相。第一个把这段故事公开发表出来，并命名为“曼施泰因计划”的人即为李德哈特。由于李德哈特在战后西方军事学术界中地位的崇高，所以这个名词也就自然得到广泛的使用，尽管那不免有所误解。
关于“镰割计划”的本身，很少有人加以评论，不过李德哈特却说了一句公道话。他说：“哈尔德虽然头脑非常顽固，但是一位极能干的参谋军官，所以这个计划的细部草拟可算是后勤计划执行的杰作。”德国装甲兵后起之秀，梅伦廷少将（vonMellenthin）曾经评论如下：“战争后期的连续惨败并不能改变下述的事实，德国参谋本部在1940年曾完成军事上的杰作，比起战史中任何伟大将领的伟大战役都毫无愧色。”
分析与教训
有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必须予以澄清，那就是1940年的计划与“施利芬计划”之间的关系。这其中有许多的误解，甚至连李德哈特都不例外。他说曼施泰因认为陆军总部的原始计划几乎是照抄施利芬的旧案，事实上曼施泰因的看法并非如此。
曼施泰因曾指出只有两点是相同的：（1）德军攻势重点是放在北翼上；（2）准备通过比利时前进。除此以外，这两个计划的内容可以说是差得很远。他又说施利芬在拟定计划时是以彻底击败法军为战争焦点，而陆军总部则根本不曾作这样的考虑。
反而言之，曼施泰因本人的思想却与施利芬有其暗合之处。他说固然老毛奇认为作战计划只应做到与敌军主力第一次接触时为限，但老毛奇又曾同时指出，军事指挥官的眼光必须越过这种第一次接触，而固定在最后目标之上。由此也可明了施利芬与老毛奇在思想上的差距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巨大。
照李德哈特的思想来看，曼施泰因是精通“间接路线”的精义的。这也正是历史的教训：任何天然障碍物都不如人为的抵抗那样难以克服。同时，只有采取期待最低的路线（lineofleastexpectation）时始能产生奇袭效果。
美国已故战略名家康恩（HermanKahn）对于曼施泰因的故事曾有两点评论。他首先指出：所谓“决策”（decisionmaking）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能产生影响作用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往往会出乎当初预料。尤其是偶发的因素，其重要性更是无从估计。最值得注意的教训是：假使一个人或少数人有一种好的观念，而他又能与最高决策者发生接触使其意见直达“天听”，于是他的计划即可能会被采取，尽管其他的决策者或顾问当中有百分之九十都不表同意。
其次，几乎所有的人都是通过过去来看未来，换言之，其对未来的认知都是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但是时代是进步的，尤其是科技的进步更是前人所很难想象的。所谓“低地国家”（Lowlands）本是欧洲的古战场，欧洲各国的参谋本部军官对于这个地区真可说是了如指掌，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作出错误的判断，认为装甲部队无法通过阿登地区。其原因是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的判断就当时而言应该是正确的，但科技的进步已经改进了战车和其他运输工具的能力，于是便使此种传统的认知丧失了意义。从1941年到今天，时代又已前进55年，所以从事战略研究的人应该牢记取路阿登天险的教训，严防新的技术奇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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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hyy＇校对制作＇2008
第六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失败的检讨
钮先钟＇中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1995
引言
经济
政治
国防
战略与政策
马其诺防线
动员制度
结论
引言
在所有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或著作中，法国部分显然已被大家视为不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受到过分的漠视。其理由是很容易解释的：在战争尚未爆发时，尤其是在其前夕，法国在欧洲的国际舞台上即早已降居配角的地位。以慕尼黑会议为例，扮演主角的是希特勒和张伯伦，而法国总理达拉第的地位甚至还不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战争发生之后，法国的表现更是差劲，而且也过早地退出战争。自从1940年6月22日以后，法兰西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战争棋盘上的一颗棋子。所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不太注意法国部分也的确是理所当然。
法国虽然失败了，但其失败所造成的后果，对于历史而言，却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其失败所带来的教训，对于后世而言，更是有极深远的意义。关于第一点，法国博弗尔（Gen。Beaufre）将军在其所著《1940——法兰西的沦亡》（1940－TheFallofFrance）中所作的评论可算是最佳说明：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崩溃是20世纪的最重要事件。我们的倾覆破坏了许多年所建立和维持的平衡。欧洲，近代文明之母，发现它本身已经丧失了其西面的屏障。接着就是德国的毁灭，于是传统的欧洲现在所留下的只是一个衰弱的地区，而美国和苏俄，则已变成了巨强，并彼此争夺欧洲所丧失的世界霸权。所有这些后果都是法国的领袖和人民造成的，如果当年他们能够比较奋发有为，则今天的世界一定会和现状完全不一样。所以站在历史法庭的面前，我们是负有一种可怕的责任的。
关于第二点则更值得作较详尽的分析。法国的失败固已为不争之事实，但其原因安在，以及其所能提供的教训是什么，却不仅很少有人研究，而且还有许多问题仍大有争论之余地。古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又云：“以古为鉴，可知得失。”历史的研究不仅是为了学术性的兴趣，而更有较积极的意义。诚如俾斯麦所云：“愚人说他们从经验中学习，我则宁愿利用他人的经验。”又如古希腊伟大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所云：“最具有教育意义的事情莫过于回忆他人的灾难。”
本文的主旨是想从大战略的观点来分析1940年法国崩溃的根源，并进一步指出有哪些教训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从历史上看，人类似乎非常健忘，重蹈前人覆辙的例证真可谓不胜枚举。因此，法兰西悲剧虽早已落幕，但其教训却具有永恒的价值。
经济
首先说明一项经常为人所遗忘的事实。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的经济情形，概括地说来是相当好的，比之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可以说是具有一定的优势。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死伤惨重，其工业和农业也受到严重的损毁，国家财政方面也债台高筑，但是在战后的第一个10年内，法国的经济却有了惊人的恢复。其受到战争蹂躏的北区和东区，迅速而彻底地完成了重建工作。尤其是德国的战败，不仅使法国获得了相当巨大的赔偿（包括亚洛二省＇cdhyy注：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收回”，以及萨尔地区的煤矿开采权），而且更使它在对外贸易的竞争上少了一个劲敌。
就整个欧洲而言，1925年的洛迦诺会议恢复了德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而“道斯计划”的实施也安定了德国的经济情况。所以到1929年，欧洲呈现着一片曙光。但是不幸，世界性的经济不景气却接踵而来，法国在这样的冲击之下，当然也受到不利的影响。不过平均说来，法国的情况还是比其他许多国家都好（尤其是德国）。1932年以后，不景气已近尾声，法国的经济遂又继续增长和繁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在经济方面还是相当的安定，其人民也过着富庶安乐的生活。
在今天的世界上，有许多过分强调经济的思想和言论，好像一个国家只要经济能平稳增长，则其他的问题都可迎刃而解。重视经济固然没有错，但这样的过分强调则不仅不切实际，而且还可能造成不利的后果。从国家战略的观点来看，经济固然是立国之本，但立国之本却又不仅限于经济一项。国家权力的基础是多方面的，仅凭经济增长，不但不足以确保国家的安全，甚至也不一定能免于危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法国就是一个很具有启示性的例证。
政治
假使说法国的经济相当良好，则其政治情况就应该说是恶劣不堪。也许可以说，在欧洲近代政治史中很难找到像第三共和国那样的情况。法国政治的特点是内阁的变换频繁，国会的争吵不休，政客的操守不佳，以及政府的瘫痪无能。法国与英国一样是采取所谓“内阁制”，但二者之间有一极大差异，即在英国只有三大政党（实际上只有两个最重要），而法国政党则多如牛毛。所以英国的内阁相当安定，而法国的内阁几乎都是短命的。第三共和国的宪法有一基本缺陷，那就是国会可以倒戈而内阁却不能解散国会。其结果是内阁对国会毫无办法，议员一当选就是4年，在此期间他可以作威作福，无所顾忌。在多党林立之下，所有的内阁都是联合内阁，这种内阁的基础极为脆弱，只能过一天算一天，当然不可能有任何作为。
由于历任政府都懦弱无能，遂许多法国人也日益感到厌恶，因而支持趋向独裁制度的政治运动。到30年代初期，羡慕国外独裁政权的人也就越来越多。1935年有一个号称“火十字”（CroixdeFeu）的类似法西斯组织出现，最初其政策是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后来却阴谋政变，企图推翻共和政府。另一方面，10个“左倾”政党为了对抗他们所谓的法西斯威胁，也在1936年组成一个“人民阵线”（FroutPopulaire）。其所公开宣布的政策是政治改革和社会立法。不幸同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人民阵线遂又发生分裂：共产党及其同路人主张介入，而社会党则坚持不介入的原则，结果他们所提倡的社会改革也就不了了之。
德国再武装和进军莱茵地区迫使法国必须开始关心其防御和安全问题。1936年到1939年，再武装和国防问题已经变得日益严重，但是由于国内的分裂和政治的瘫痪，所有的问题都是一拖再拖，根本没有任何解决的希望。
所以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9月爆发时，法国人不再像1914年那样团结起来一致效忠祖国，法国没有任何杰出的领导人物，全国上下在政治混乱的气氛中，糊里糊涂地投入战争。各党各派仍然争吵不休，而尤其共产党还在制造工潮。概括言之，在法国国内充满了厌战的心理，许多人宁愿忍受任何的屈辱而不想拼死一战。
孙子在《始计篇》中指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一个政府在危难中若达不到这种标准，也就是“无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法国政府即为典型的例证。从战略的观点来看，国家政治的安定，行政效率的良好，各种党派的团结合作，对于国家安全都是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