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战的实际发展与计划中的进度相差很大，更增加了后勤的困难。联军在最初7个星期内被局限在诺曼底滩头中，进展远比预计的迟缓；而到7月底突破后，进展又远比预计的迅速。在开始突破时，比预定进度约落后30天，但8月24日（D＋79）达到塞纳河时，却已提前11天。其原因是希特勒坚持其寸土必争的死硬原则，把一切可用的兵力都在诺曼底消耗殆尽，所以也就更无任何障碍物可以阻止联军的前进。从后勤的观点来看，联军向塞纳河的迅速前进却带来严重的困难。
联军到达塞纳河时比预定进度只提前11天，就理论而言，一切后勤计划和组织都有相当弹性，对于这样的差距应能应付而不至于感到过分困难。但实际上，这个差距是46天而并非11天，因为在D＋49日，联军的位置还在D＋20日之线，而在D＋79日即已达D＋90日之线。换言之，在30天之内完成了70天的进度：战车和其他战斗部队都可以加速狂奔，但交通线必须有相当的时间始能建立。尤其能用的港口还只有瑟堡，而且由于敌人的破坏，其启用的时间也比预定迟了很多。
照预定计划，在D＋90日到达塞纳河之线的美军将不超过12个师，并假定要到D＋120日才开始发动渡河攻击、，事实上，在D＋90日（9月4日）已有16个师的美军越过该河并已前进了240公里。在D＋98日（9月12日）联军已达计划中的D＋350日之线。简言之，从8月25日到9月12日之间，他们在19天之内越过了预定在260天之内所应通过的距离。巴黎的光复也增加了补给的负担，因为那比预定时间表提早了55天。
总而言之，战争是一种非常复杂微妙的现象。战略的运用只能在后勤的可能范围之内。1944年后期联军未能迅速前进实乃自然之理，而且从原定计划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表现也无可非议，至少还是超过了进度。
太平洋战争
在太平洋方面，自始至终，后勤对战略都具有重大影响作用。因为距离是那样遥远，所以后勤支援也就较困难：诚如麦帅所云：“太平洋战争的最大问题就是兵力的运输和维持。胜利的基础即为后勤问题的解决。”
太平洋是一个太大的战场，而且同时又包括着美国陆军和海军两套不同的独立指挥系统，所以西南太平洋（麦克阿瑟）与中太平洋（尼米兹）两个战区之间始终对于有限的资源持续不断地展开激烈争夺战，因此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也就被迫采取一种分头进攻的弹性战略：尼米兹越过中太平洋向西进攻，麦克阿瑟越过西南太平洋向西北进攻，以菲律宾和中国台湾附近为会师点。至于优先步骤和目标则将根据情况的发展而作适当的弹性调整。
最初是各打各的仗，彼此暂时相安无事，但到1944年的中期，两支兵力的矛头是越来越接近，于是美国陆海两军对于下一个主要目标的问题遂开始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题就是究竟应以吕宋还是中国台湾为会师目标。麦克阿瑟坚持美军必须直接光复菲律宾，因为这不仅是一种政治性和道义性的责任，而对于进攻日本本土的准备也是一种军事上的需要。海军军令部长金氏则在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中压迫他的同僚们同意采取以中国台湾为主要目标的方针，并由尼米兹在中太平洋的兵力担负主攻的任务。陆海两军的争论固不乏争功的动机，但也表示他们对于后勤支援问题各有不同的估计。
陆军方面除了害怕在开放的海洋上越过漫长的距离外，同时也认为马里亚纳和帕劳等岛屿实在太小，不足以当作向日本内圈防线发动巨型攻击的基地。他们相信必须有较大型的陆上基地始能采取进一步行动。此外。他们在西南太平洋的作战经验也都是只限于较短的水上距离，对于远距离的越洋作战自然视为畏途。
海军方面的经验和观念则完全不同。自1942年以来，在中太平洋战区，越过长距离的水上作战早已成为惯例。尼米兹的问题与麦克阿瑟的完全不同，所以其解答也不一样。麦克阿瑟是以陆地为基地，而尼米兹则带着他的基地一同走。换言之，他的大舰队一方面是作战基地，另一方面又是打击兵力。那是一种四位一体的组织——一个浮动基地、一支舰队、一支空军和一支陆战队。在中途岛之战以后一年半内，此种兵力即已设计和组织完成，在世界海军史上应算是伟大杰作之一。此种战争工具不仅具有强大威力，而且更能自给自足，把所有的补给、维护、修理等设施都带着走，所以也就具有无限大的行动半径。因此，金氏和尼米兹对于陆上基地并不那样看重。
最后的决定仍像过去许多基地决定一样，关键仍为目前已有的后勤资源。对于进攻菲律宾的作战，目前已有够用的资源，但对于进攻中国台湾的作战，则必须等待从欧洲方面调来更多的船只和后勤部队始能顺利进行。经过这样衡量，于是麦克阿瑟的意见终于被采纳。
自从菲律宾群岛上的要点被攻占之后，美国军事当局遂希望早日进攻日本本土，而不再愿意采取麦克阿瑟主张继续攻占中国台湾和中国沿海的想法。不过参谋首长们又一致认为有攻占硫黄岛和冲绳来作为战略踏脚板之必要。前者为一弹丸小岛，其惟一战略价值就是供从马里亚纳起飞轰炸日本的B－29作紧急降落场，和为护航战斗机作中继基地之用（当时战斗机的航程还是太短）。至于后者则为琉球群岛中最大的一个，长90余公里，平均宽10余公里，其面积足供陆海军作为入侵日本的基地。其位置在中国台湾与日本之间，距离每一端均为540余公里，而距离中国内地海岸则为580公里，所以若以此为据点则可同时威胁和控制三方面。
对日战争的结束
美国人付出高价才攻占了冲绳，其目的是要把该岛作为入侵日本的基地。事实上，这种考虑是画蛇添足，因为美国人已不需入侵即可击败日本。简言之，美国的海权加空权即已能产生决定性的效果。日本为一海洋帝国，战略物资几全仰给国外，国内粮食亦不能自足。当发动战争时，其商船仅600万毛吨。比1939年的英国连1／3都不到。日本海军对护航作业毫无计划和准备，仅当商船损失惨重后才开始寻求对策，但已来不及了。
美国潜艇部队对胜利之贡献极大，其打击针对日本经济弱点和军事弱点，所以能产生双重决定性。一方面切断其军事组织的后勤系统，使其分散海外的大军陷于孤立地位，并使其海空军由于缺乏燃料而效率大减。另一方面使日本工业不能获致必要原料，甚至于人民也感受饥饿威胁。因此，其总崩溃实可计日而待。除了潜艇以外，第二项决定因素即为美国战略空军。前者无声无臭，后者声势夺人，前者切断海上帝国的四肢，后者则猛击岛屿帝国的心脏，但足以置日本于死地。
但是在当时，究竟仅凭海空权能否击败日本，抑或必须入侵其本土，仍很难定论。美国陆军所采取的是悲观看法。1945年1月雅尔塔会议时，美国参谋首长报告已准备在年内入侵日本，并假定如7月1日能结束对德战争，则再过18个月，便能结束对日战争。
为了对兵力重新部署，其计划中的后勤行动，规模之大实乃史无前例。120万人将从欧洲调往亚洲，从欧洲转运亚洲的补给和装备将达500万吨，另有500万吨则将运回美国。至于目标和兵力的大小也是根据后勤因素来决定。预计在1945年11月1日发动对九州岛的攻击，次年3月1日再发动对本州东京平原的攻击。
由于对日本实力估计过高，而同时发现此种大攻势的准备真是劳民伤财，所以也就增强了美国当局希望从速结束战争的愿望。这与决定使用原子弹和继续要求苏俄参战两件事不无间接关系。到日本投降时，美国在太平洋方面还只有21个师的兵力，由此即可暗示后勤因素与对日战争的提前结束不无微妙的因果关系。
本文仅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为例，来说明战略与后勤之间的因果关系。从此项经验看来，后勤不仅构成战略的基础，而一切战略决定似乎也无不受后勤考虑的影响。所以从事战略研究的人对于过去一向不受重视的后勤问题实应多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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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hyy＇校对制作＇2008
第十六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的战略轰炸
钮先钟＇中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1995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经验
轰炸目标的分类
千机大空袭
卡萨布兰卡会议的决定
“霸王”作战
能源的攻击
最后阶段的作战
结论
独立空军与战略轰炸
飞机成为战争工具固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即已开始，但所谓“空权”（airpower）的观念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品。首先建立第三军种的是英国，时间是在1918年4月1日。此后，其他欧洲国家也都起而效尤，不久法德意等国都有了独立的空军。航中部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作的主要贡献即为支援地面作战，但自从空军取得独立地位之后，所有空军人员遂开始不以此种任务为满足，此乃非常自然的心理。假使空军除支援地面作战之外更无其他完全属于其本身范围之内的任务，则其享有独立军种的地位也就似乎缺乏理论的根据。于是所谓“战略轰炸”（strategicbombing）的理论遂应运而生。
首先提倡战略轰炸思想的人即为英国空军将领，最重要领袖人物是从1919年到1929年之间连任英国空军参谋总长的滕恰德（HughThenchard）。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许多人把此种理论的创立归功于意大利的杜黑（GiulioDouhet）将军，但据李德哈特考据，杜黑虽在1921年即已著作其《制空论》（ThemandofAir），但因人微言轻，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对欧洲军事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实极为有限。
杜黑为炮兵军官出身，诚然其思想颇富创造性，具有先知先觉的意味，但对于航空却是外行。他的书最多只能算是开风气之先，至于内容则不仅浅陋而且错误百出。李德哈特认为英国空军参谋本部的思想是早已有远较完整的发展。
英国空军的基本思想可以简述如下：“战略空中攻击是一种对敌国作直接攻击的手段。其目的为剥夺敌方持续战争的工具和意志。其本身既可能为胜利工具，也可能为使其他军种赢得胜利的工具。此种攻击与过去任何种类的攻击都有所不同，因为只有此种攻击始能使敌方心脏地区受到迅速和直接的毁灭。”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理论可谓完全言过其实。以当时的航空技术而欲进行如此富有雄心的攻击，实无异痴人说梦。但英国空军又是不得已而必须唱此高调，否则在其成立的最初10年内，也就无法对抗那两个资深军种的压迫，而将再度沦为他们的附庸。
因此在其思想的发展上遂不免矫枉过正。第一，认为空军应以战略轰炸为主要任务，其他一切任务都被认为次要甚至不必要。第二，确信攻击为最佳的防御，要击败敌方空军和赢得制空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轰炸敌方航空工业和空军基地。此种理论本身有无疑问姑置不论，仅以当时实际情况而言，也可说文不对题，但其影响却遍及各国的空军。于是在空军组织之内，轰炸机部队变成天之骄子，而战斗机部队则恰如无名小辈。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经验
德国空军自建军以来，基本思想也大致和英国人相似，即重轰炸而轻战斗。所不同者，他们比较重视战术性的轰炸，尤以所谓斯图卡（Stuka）俯冲轰炸机最负盛名。战争爆发后，德国空军对支援地面作战的任务有极卓越的成就，对初期闪击战的胜利是功劳颇大。但此种成就并不能使好大喜功的戈林感到满足，因为他也像当时各国空军领袖一样，希望能有一次让空军单独赢得胜利的机会。
但此种尝试却完全失败。最先他夸下海口，保证空军可以歼灭在敦刻尔克的英军残部，结果却让敌军安全逃走。接着在不列颠之战中又想仅凭空军力量来击败英国，结果是损兵折将不了了之，自此之后，德国空军遂一蹶不振。概括言之，德国空军的作战始终是处留在战术的阶段，根本缺乏战略攻击能力。
1939年9月2日，即德军侵入波兰的次日，由于罗斯福的呼吁，英法德三国政府都宣布其轰炸将仅限于军事目标。1940年2月15日，英国首相张伯伦再度宣布：“不管其他国家如何，英国政府绝不因为恐怖主义的目的而攻击后方平民。”丘吉尔也曾说过：“从空中攻击不设防城市是一种可鄙的行为。”但当他就任首相那一天，却下令轰炸德国弗赖堡城（Freiburg）。史配特（J。M。Spaight）说：“在德国尚未轰炸英国之前，英国却首先轰炸他们的城市，这是一件历史事实。”史配特为当时英国空军部次长，其言应信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