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满意的文章。我希望，经过这一次修订之后的重新出版，我能够拥有一本自己真正喜欢的处女作——它最好能够精美得像一件艺术品。它将是“表里如一”的，它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字（包括编排形式）都是属于我的。这本“全本”的《火与冰》，文字有相当程度的调整和复原，它像一只蛰伏了许久的海豚破冰而出。
我的文字带给我无数的朋友，记得有一次我应西西弗书店的邀请到贵州遵义讲学，在书店门口遇到了两位从几百里外某个煤矿赶来见我的退休工人。他们的脸上还留着艰辛劳作的痕迹，花白的头发在料峭的春风中飘拂着。他们说，他们喜爱我的文章，因为我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书店外面下着细细的春雨，他们脚上深深的筒靴上沾满了泥土。
忽然，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想起了我的童年，想起了我生活过的那个矿山。我想，我们的心是联结在一起的。我们都承受了苦难而不对苦难屈服，我们都经历了谎言而始终坚持说真话。
有这样的读者，我还有什么值得抱怨的呢？
有这样的读者，写作难道不是一件美好的事业吗？
我的文字也带给我阴险的敌人。还在北大的时候，一位官员就扬言要开除我，因为我“给母校抹黑”。我不知道蔡元培校长听到这样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感慨。幸运的是，中文系的教授们像大树一样留给我一片绿荫，让我在困难的时刻依然能够自由地思考和写作。
两千年夏天，我离开了校园；紧接着，我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工作。在我的面前，明枪和暗箭像一幅画卷一样徐徐展开。
但是，我丝毫不会后悔。走上文学之路、走上思想之路，是我一生都会改变的选择。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说过：“文学的生命长过绝对的统治者、神学或意识形态的教条、一个又一个的独裁政府；审查制度一再被解除，言论获自由。文学的历史有一部分是书籍战胜审查制度的历史，作家战胜权势者的历史。因此，在最坏的时代，文学都永远葆有一位盟友：未来。意大利小说家西洛内和莫拉维亚、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和小说家德布林的生命比法西斯主义更长久，就像俄国作家巴别尔和诗人曼德尔斯塔姆的生命比斯大林更长久——虽然斯大林主义把他们杀死了。”刚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格拉斯也许太乐观了。还有那么多清脆的声音被冻结在冰层里呢——何况，如《日瓦戈一生》所描述的那样，在刀枪和坦克的面前，文字和书写文字的人从来都是软弱无能的。文学真能像破冰船划开冰面一样战胜邪恶吗？
但是，我又看到了格拉斯下面的一段话：“文学永远具有一种强大的持久力，它确信自己的长远影响，它可以寄望于时间，哪怕文字和句子、诗行和音节的回声要等到数十年后、甚至数百年后才被听见。这种预先的支付，这种时间的储备，使得最穷的作家也变得富裕起来。即使在最可恶的时代，这些以‘永恒’的名义计算增长率的自由灵魂，也是不可征服的，他们可以被监禁、被处死、或被流放，就像我们今天依然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的那样——但最后还是书籍胜利了，还有文字。”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认识到，格拉斯不是乐观，而是在客观描述一种历史的、也是现实的状况。
我们不可妄自菲薄。
曼德尔斯塔姆的妻子在《回忆录》中写到：“革命初期，在取得胜利的人中间有许多诗歌爱好者。他们是怎样兼顾这种爱好与野蛮部落的道德：如果我杀人——很好；如果我被人杀——不好的呢？”真正兼顾了这两点的只有斯大林。
对此，帕斯捷尔纳克解释说：“诗人与沙皇是彼此敌对的：一个带着子弹，另一个带着言辞。子弹在一瞬间取胜，而言辞则永恒地取胜。”格拉斯再次印证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观点：我们失败了，但我们更胜利了。
自古以来，身体可能会遭到禁锢，然而灵魂却无法被禁锢，灵魂像飞鸟一样在蓝天上飞翔；生命可能遭到屠杀，然而思想却无法被屠杀，思想像游鱼一样在大海中游弋；书籍可能遭到焚烧，然而文明却无法被焚烧，文明像树的根系一样深深扎根在大地上。
最软弱的必战胜那强悍的，而最黑暗的深夜，也正是黎明到来的前夕。
《圣经》中说：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罗马书13：12》）
破冰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鸟儿的翅膀划过天幕的声音，也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我还听见了花朵在开放，露珠在滚动，以及我自己的心跳。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刻，也是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刻。
最后，衷心祝愿所有善良的读者朋友们，“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2002年1月
大风中的京郊
第一辑 太监中国
太监中国
紫禁城。游人如织，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一张张天真的容颜，一声声惊异的叹息。中外游客争睹琼楼玉宇、雕栏玉砌。呼风唤雨的几条巨龙似乎要从九龙壁上飞下来，现代叶公们不停地拍照。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北中国惯有的灿烂的阳光，熙熙攘攘中，我却一口口地倒吸凉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冷——无论在巍峨雄伟的三大殿外，还是在曲径通幽的御花园里，我不停地打着寒战。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间，没有一间亮丽堂皇，光线被冷漠地隔在房间外，只有残余的几束从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进去。在这几束光中，有无数的灰尘在飞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没有参观者会注意这个小小的、破落的房间。我却注意到了。它位于西华门附近，官方的名字叫“净身房”，民间的名字叫“场子”。
谁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这间房子里。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西方直到希腊文明晚期才有关于“阉人”的记载，今天英文中的ｅｕｎｕｃｈ便是从希腊言语中沿用而来。《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中记载：“他是天生的阉人，有被人阉的，但也有为天国而自阉的，能够接受他的人就接受他吧！”这句话是要令国粹家们失望的：怎么，蛮夷之邦也有阉人？呸，红胡子绿眼睛，他们算什么东西！
不过，国粹家们确实有骄傲的本钱：没有哪个国家的太监有中国这么多，没有哪个国家的历史会在这样大的程度上受到太监的支配，即使是雄踞西亚与我们并称的帝国奥斯曼土耳其。
上帝造出了亚当和夏娃两种性别，殊不知东方还有个民族，运用他们卓越的魄力与想像，创造了无比伦比的“第三性”。上帝，在他们的成就面前低下你高贵的头颅吧！
幸亏我们的文化是“史官文化”，在汗牛充栋的典籍中，我发现了创造“第三性”的方法：被手术者仰面躺下，两名助手一名按住他的双肩，一名分开他的双腿。用白色的绳子或纱布将手术者的下腹及腰间上部绑紧，用热胡椒将阳具附近仔细洗三遍，然后用一根极韧的细丝系在阳具的尽头，另一端系在屋梁之上。这时，“刀子匠”上场了。所谓“刀子匠”，是公认的行业专家，是人人眼红的一种技术型的职业，一次手术的收入抵得上小康之家一年的开支。“刀子匠”拿起镰刀状的小刀，先用手感觉一下阳具的大小，然后手起刀落，寒光一闪便将阳具及阴囊一起切除。无论怎样凄烈的惨叫，都无力回天了。之后用白蜡的针形栓插入尿道，伤口则用浸过冷水的纸小心地包起来。手术完成后，被手术者由两名助手扶着在房间里走动二至三小时，然后才允许躺下。三天之内不许喝开水，据说这段伤痛及口渴的时间最是痛苦难熬。等过了三天之后将栓拔出，如果尿像泉水般涌出来就表示手术完成成功了，否则便是失败。大约手术后一百天才能基本痊愈。至于割下来的阳具，则呈送大内有关部门放在瓶子里，置于房间的高处，取“高升”意，祝福该名未来的太监飞黄腾达，荣登高位。
一个帝制大厦中的尤物又产生了。
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我在古籍中看到了一些年纪不等的太监的画像，经过比较发现：年轻时被阉的宦官会逐渐发胖，但肌肉却柔软不结实，当然也无缚鸡之力。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体重又会持续下降，而且皮肤易生皱纹，往往四十岁的宦官看起来就像六十岁的老人一样。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讯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朋比盗窃一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王夫之在《沿书引义·舜典四》中针对太监大发了一通议论“宫刑施之，绝人生理，老无收养，死无与殡。天罪之鬼，无人除墓草而奠怀染。故宫者，均于大辟也。且宫刑之后，二气内乖，肢体外痿，性情内琢。故阉腐之子，豹声阴鸷，安忍无亲。且刑人并齿于天地之间，人道绝而发已凋、音已雌矣，何惧乎其不冒死而求逞于一朝？而又美其名曰，姑且怜其无用，引而置之官府之间，不知埋下祸根深矣。宦寺之恶，稔于士人，只因其无廉隅之惜，子孙之虑耳，故悯不怕死，何况乎其以淫而在傍君主之侧耳。”船山先生的推论大抵是正确的，汉、唐、明三代都有皇帝死于太监之手，这大概是发明太监制的统治者始料未及的吧。船山先生隐晦地讽刺了君主们作茧自缚的行为。正所谓“害人终害己”。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太监的来源，多为战争俘虏和贫寒之子。如明英宗时征苗，便阉了苗族贵族男童一千五百六十五人，显然有种族灭绝的动机在其中。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