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我是不会尊敬的；奴才的书，我是不愿读的。在台湾发行的邮票上，钱穆大师面容严肃，俨然有浩然天地之间的君子之气。稍不注意，我们就上当了。而钱穆只不过是千百个“大师”之中的一个而已。要想不上这些“大师”的当，真是太难了；要想剥开这些“大师”的皮，又岂是一件容易的事呢？
（后记）
这是《火与冰》中我最得意的文字之一。原来的名字《我来剥钱穆的“皮”》，似乎过于剑拔弩张了一些。因此，这次重版的时候我将它改为《钱穆：大师还是奴隶？》。这是一个疑问的句式，我愿意把判断的权力交给每一位读者。
这也是一篇引起广泛争议的文字。钱穆的后人钱婉约女士曾经来信商榷，我也有一封回信，这段“公案”收入在随笔集《铁屋中的呐喊》里。我不同意钱婉约认为我在落笔之前没有真对专制文化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而仅仅是“愉快地找到了一个便利的靶子”而已。其实，鲁迅早就说过，中国人所生存的时代归根到底有两种：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没有坐稳奴隶的时代。我之所以批评钱穆，并不是说我自己跟他截然不同；恰恰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钱穆”，都是中了专制文化的毒害的可怜的文化人。钱穆身上的奴性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钱穆的主要理论是所谓的“新儒家”。但在我看来，专制腐败的儒家文明开不出民主自由的现代文明制度来。最近，连被视为“亚洲价值观”代表的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也不得不宣布，儒家文化不适应现代社会。钱穆先生人格的堕落，其根源在于他所依托的文化就是一种堕落的文化。
我写完这篇文章之后四年过去了。然而，在中国的影视和书刊中，“帝王风潮”越来越猛烈。在这些钱穆式的文人的笔下，每个皇帝都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同志。看来，接受钱穆理论的人越来越多——也就是说，我们离民主的、自由的、博爱的现代生活依然是遥不可及的。因此，我的这篇文章依然没有过时。
皇帝的新衣
——剖析张承志
一九九五年的中国文坛，可谓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在阵阵涛声之中，张承志的散文集《无援的思想》以其眩目的光芒成为文坛令人仰视的北极星。然而，这颗“星”存在的位置让人觉得有些奇怪。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对张承志而言，却是：“我思故我应在。”张承志将思考作为进入某一位置的过程，他固执地把自己像一颗螺丝钉一样狠狠地拧在一个“应在”的位置上，即一个红卫兵领袖的中心位置上。但就思想本身而言，需要声援的，已然不是真正的思想。他越是摆出一副战士的姿态来，越是表现出对无物之阵的恐惧；越是一尘不染的超越性的文字，越是获得极为世俗的发行上的成功。张承志自以为“纯粹”、“清洁”的思想，却是一顶自己给自己加冕的纸糊的王冠，一件自己给自己制作的皇帝的新衣。著名音乐人李宗盛有两句著名的歌词：“灿烂星空下，谁是真的英雄？”怒发冲冠、图究匕见的张承志，真是我们时代的文化雄吗？
一、从普罗米修斯到恺撒
在九十年代一系列的文字中，张承志企图向世人凸现的，是一个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形象。
世界到了最为黑暗的夜半，于是张承志冒死从上帝那儿给我们带来了火，让芸芸众生都能享受光明。确实，自从走上文坛的第一天起，张承志给人们的印象就是至刚至勇的英雄形象。《北方的河》中，那个浮士德式的年轻人，在北方的大河间“击楫中流、浪遏飞舟”，无穷地追索不停地前行，成为八十年代朝气与活力的象征。然而，从《黑骏马》到《金牧场》，从《心灵史》到《无援的思想》，张承志逐渐经历了一个蚕蜕似的质变过程。
阿尔多诺曾断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则认为，在文化大革命后虔诚地讴歌“红卫兵”则更野蛮。张承志那双将一张张名片撕得粉碎的手在文革中是否打过人，我们已无从考证。这位“红卫兵”专利的拥有者，在《红卫兵时代》中这样写道：“我毕竟为红卫兵——说到底这是我创造的一个词汇，为红卫兵运动中的青春的叛逆性质，坚决地进行赞扬。”（张承志《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序言》，见《无援的思想》，华艺出版社。）他固执地从文革中发现正面意义，为大凯撒的辩护也就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小恺撒”而登场。则盗火者向禁火者滑落，作为张承志的运动轨迹的旁观者，我清醒地看到了这一演进的内在逻辑：在彼岸与彼岸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彼岸作为立足点。对乌托邦的绝对信仰，必然导致与社会的自绝。人们早就自己选择了火种，人们有了火柴，有了打火机，人的燧石便再也没有市场了。一个没有普罗米修斯位置的社会，“普罗米修斯”只好充当恺撒。正如加缪所说：“从反抗到革命只有一步之遥。”反抗一旦脱离原初的动力，走上意识形态至上、历史规律至的道路，就必然地发生堕落。“其典型的形式就是二十世纪的革命，其普遍内容就是杀戮的体制化与合法化：从呼吁正义到倾扬暴力、从反抗的普罗米修斯到专制的凯撒，二十世纪从心灵到面目都使人震惊。”（郭宏安《重提加缪与萨特之争》，《二十世纪》，一九九四年第二期。）法西斯时代与“文化大革命”时代，都是由大大小小的凯撒们造就的。他们艰苦朴素，纯洁无私，没有肮脏的物质欲望，也没有卑鄙的损人心理。他们把自己熔为铁水，百炼为钢。张承志所憧憬的“中国”，是一个“清洁”到极点的中国。“不用说，在那个大时代中，除了耻的观念外，豪迈的义与信等传统也一并奠基。一诺千金，以命承诺，舍身取义，义不容辞——这些中国文明中有力的格言，如同淬火之后的铁，如同沉水之后的石一样，铸入了中国的精。”（张承志《清洁的精神》，见《无援的思想》，华艺出版社）在“清洁”这一点上，他与威震中外的凯撒们天衣无缝地吻合着。希特勒向戈培尔指示文化政策时，头头是道地说：“德国的文化界是一帮肮脏的资产阶级的大本营。你要记住，时不时地敲打他们，清洗他们，使他们像帝国军人一样干干净净。”同样，张承志眼里，有文化的人和有钱的人都是脏的，只有古代的刺客和陕甘宁青的回民最清洁。
“哪怕他们炮制一亿种文字，我也只相信这种文学的意味。这种文学并不叫什么纯文学或严肃文学或精英现代派，也不叫阳春白雪。它具有的不是消遣性、审美性或艺术性——它具有的是信仰。”（张承志《以笔为旗》，见《无援的思想》，华艺出版社）否定别人的价值，才能树立自己的价值。人类思想史上一切“一元论”的、终极性的理论，都是理论家们企图征服人、统治人的手段。他们说“一”比“多”可爱，所以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跪倒在“一”脚下。“思想独裁的秘密在于：把超现实的价值标准，作为唯一的现实价值标准来要求每一个人。”（刘晓波《思想之谜与人类之梦》，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张承志理直气壮地宣布：你服从我的信仰我便对你宽容，你不服从我的信仰你便是历史的反动。这是乌托邦思想致命的缺陷。上个世纪末，康有为写出《大同书》，却秘不示人。他解释说：“方今为据乱之世也，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康是一位具有深谋远虑的智者，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被他不幸而言中了。以大同取代小康，六十年代的轰轰烈烈地上演了饿死三千万人（最低估计）的惨绝人寰的“喜剧”。而张承志却斩钉截铁地说：“我毕竟为六十年代——那个大时代呼喊了一声。我毕竟为毛泽东——那位中国史上很可能是最后一位巨人的孤独提出了一份理解。”（张承志《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序言》，见《无援的思想》，华艺出版社。）读到这段话时，我不禁心惊肉跳。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海德格尔就任弗赖堡大学校长时，在就职演说中说：“领袖本人而且他一个人就是天然的、活生生的德国的现实和法律。”海德格尔说这句话时，纳粹的刺刀正悬在他的头上。而九十年代张承志说出同样一句话时，却是我口说我心。作为民众的代言人，他对“三年自然灾害”（真的是“自然灾害”吗？）中饿死的三千万人的生命如何发言呢？他对无数悬梁的、投湖的、惨死要棍棒下的冤魂如何发言呢？大同世界的海市蜃楼固然迷人，但残酷的沙漠中埋葬了多少无言的枯骨？一九七三年出生的我，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大时代”，但我至少有这么一个基本的常识：贫穷与愚味、残忍与暴力、独狼与专制中绝不可能诞生“清洁”。
作为一种禁欲主义的“清洁”，只能有利于现实统治和权力，有利于思想权威的万古不衰。张承志说：“总要有人站出来。哪怕只是为了自尊，我也绝不愿做新体制的顺奴。”他以其反体制的一面深受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大学生的激赏。这实际上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反体制”两种趋向，一种是以自由民主的世俗追求为目标的反体制，另一种是以超现实的一元制的乌托邦为目标的反体制。后者如希特勒、霍梅尼、麻原彰幌、塔利班，以“反体制”为号召，建立的却是恐怖统治。他们都要求在价值体系崩溃的时代，建立严厉的禁欲主义规范。民众一旦选择他们，便会因这种选择而丧失此后选择的权利。“而人一旦失去自由选择的权利，在专制与欺骗中别无选择之时，人就不再是人，而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和玩偶”。（刘晓波《思想之谜与人类之梦》，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张承的“反体制”正是这样一种绝对的体制化。他痛骂的文化商人并不在体制之内，正因为“流氓”们都在体制之外，张承志才放心大胆地对“流氓”们大打出手。这就是张承志的“血性”，他清楚地知道“文痞”们不受体制的保护，被自己打了也白打。张承志似乎与商业文化有不共戴天之仇，这正说明他是一个骨子里奴性十足、却狂想黄袍加身的“文化凯撒”。他失去了六十年代辉煌的位置，自然对社会进程出奇地愤怒。幸运的是，张承志的思想在偌大的中国终于“无援”了。我们天还未实现小康的时候，不可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大同”、“清洁”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语词上面。我们拒绝再接受极端主义观念的整合，“谁也无法强制别人，人生的最高目的是每个人的自我完成。每个人只属于他自己，不属于任何外在于他的东西：无论这种东西是权力，是思想，是感情，还是物质。”（刘晓波《思想之谜与人类之梦》，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
二、泛道德主义的纸牌坊
当下社会的失序状况，固然是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这些负面影响只有通过更高程度的现代化而不是退回到刀耕火种的时代才能克服。这是知识分子对当下境况发言时，必须具备的一个认识水准。只有这样，他的思考才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他的态度才是宽容的而不是狭隘的，他的建议才是可以操作实施的而不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泛道德主义是张承志的最后一道防线。他无法解释当前的社会状况，一切都与他热爱的六十年代迥然不同。娼妓遍地、盗贼横行、人心卑琐、精神空虚、欲望横流，世风日下。张承志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道德上。他批判的予头主要指向三个方面：大众对利益的追求，对物质享受的热衷及文化的商业化趋势。他认为这三种倾向与道德水火不相容。
张承志对商人的态度“无商不奸”的传统认识一脉相承。他一边无限向往地讲述许由、巢父的故事，一边咬牙切齿地写道：“疯狂嘲笑理想、如蛆腐肉、高高举着印有无耻两个大字的奸商旗的、所谓海里的泥鳅蛤蜊们，是打死他们也不会相信这个故事的。”（张承志《清洁的精神》。）的确，相信这个事故的只有张承志。而张承志也不过口头上说说而已。不然的话，以他清洁而高贵的人格，何必屈尊到他最痛恨的奸商之国——日本去当打工仔呢？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商业的兴起与商人阶层的出现，无疑是一种进步的标志。一个以“利”为联结纽带的社会，总比意识形态决定一切的社会进步。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在民主国家，没有比商业更伟大、更辉煌的行业了。它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力，成了群众向往的目标，使人们的最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