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发生，有时一个月发生几次，死亡几个人。尸体被挖出来平放在宿舍区前的空地上，家属们赶去围观，亲人嚎哭，旁人无语，嚎哭淹没在无边的沉默中。四川多雨，天空总是阴沉沉的；山中多雾，凉风习习。这种体验至今萦绕在我的心中。七八十年代之交的这段经历，使我的感觉与同龄人“艳阳天”式的描述迥然不同。我相信，那个叫“新华”的矿山在中国有着普遍的代表性。几年前，我去过太行山深处的井陉煤矿。那里，时间似乎凝滞在六十年代；灰旧低矮的住宅区、井下的强体力劳动以及难以糊口的工资。一位劳模在会上慷慨激昂地作报告，有一句话是“献了青春献子孙”，这句话像一把利刃一样刺痛了我。果然，会后的一个私下场合，这位五十多岁的汉子涕泪并下：“我们这辈子算过去了，可苦了孩子……”矿区教学条件差，能考上大学的矿工子女只有百分之一二。而这是他们唯一的能够逃离矿区的途径。孩子们小小年纪就酗酒抽烟打架，因为他们没有希望，他们的命运已经被父辈“献”了。
这就是我所说的底层和底层体验的一部分。需要我们去体验的底层，遍及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广袤的乡村。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知识分子们都生活在自己的“岛”上，譬如生活在中国最高学府的我。我是怀着对“灵魂的圣地”的向往来到这里的，我却发现这里已然是一处丧失了生机和活力的“小世界”，小得可怜的世界。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们在一个个的岛屿上忙碌着，进行着知识的加工和生产，就像一个断绝源头活水的湖，“知识在发臭”——我想起一部名字叫《生活在发臭》的美国影片来。一位研究高深莫测的西方文化的女教授在课堂上说：“我已经有几年没坐过北京的公共汽车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以前那么挤？”她掩饰不住对自已地位的得意：我是私车族。一位法学教授、跨世纪学术骨干，强暴卖艺不卖身的少女，被对方挥刀杀死泄愤。这当然不是学术界的全部。但学术良知的泯灭和底层体验的匮乏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英国作家毛姆曾毫不客气地批评“学院派”的自欺与欺人：“最好哲学家们在得到学位、向年轻人灌输智慧之前，先在某个大城市的贫民区里做一年社会工作，或者从事体力劳动以维持生计。只要他们看见过一个小孩怎样患脑膜炎死去，他们就会用另外的眼光对待与他们有关的种种问题了。”他还尖刻地讽剌文艺鉴赏家和批评家：“他们自命不凡，沾沾自喜。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碌碌无能，却瞧不起别人谦卑地干着命运驱使他们干的平凡的工作。因为他们阅读过许多书或者观赏过许多画，他们就自以为高人一等。他们用艺术来逃避生活现实，愚昧无知地鄙夷平常事物，否认人类各种主要活动的价值。他们实在不比瘾君子们高明些，应该说是更坏，因为无论如何瘾君子并不把自己高高地置于台座之上，看低别人。”
泡沫学术、泡沫文学的泛滥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生活在别处”的知识阶层，连起码的“人”的同情心都不复存在了。作为社会转型期的既得利益群休，他们不禁“顾影自喜”。鲁迅曾讽刺古代士大夫装模作样地写“悯农诗”，其实他们跟农民的生活是隔膜的。但今天的文人学者们是连“锄和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样的诗句也写不出来的，他们的心灵已冷却到冰点以下。文学界闹“题材荒”，学术界嚷缺乏“问题意识”——真的找不到值得写的题材、值得研究的问题吗？我们所处的是社会大转折、大变动、大重组的世纪之交，两极的分化愈来愈剧烈，命运每天都在把人推向陌生的境地。现实提供了如此丰富的素材，即使从前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到的也不过如此。然而，掌握着“话语权力”的人们却保持了一致的沉默、不可饶恕的沉默。胡适当年坐上人力车时还有“我心惨凄”的感受，今日那些学问远不如他的知识者们大概会心安理得吧。
带着对当下泡沫学术的厌恶与轻蔑，我在北大图书馆发现了一个宝库——燕京大学学位论文文库。燕大是美国教会办的大学，被讥为“贵族学校”。但“贵族学生”们所写的毕业论文却令今日的“平民学生”为之汗颜。试举几例：农科学生韩直章之《中国历史上的蝗患记录》，在前言中写道：“华北诸省旱蝗为灾，饥馑之余继以疫疠，死亡载道，于农民生计上受一重创……数百万灾民不得不弃家流亡，远适异土。然黄河下流，富庶之区，将变不毛之野，一发而不可收拾耶！”因此他以历史上的蝗患为研究课题，力图对政府的救灾工作有所补益。他明确批评政府：“进步缓慢、缺乏根本的方策、缺乏普及的工作。”一九二八年的论文，仍然能吸引我反复阅读。社会学系麦倩曾之《北平娼妓调查》，内容极为丰富，如妓院数目及开设机关、组织及营业状况、人数及籍贯分配、年龄与营业之关系，均有详细的统计分析。妓女疾病一章记录患病妓女高达一万一千八百六十一人，其中梅毒九百二十四人、下疳二百九十四人、淋病九千七百六十人、其他疾病八百七十三人。作者目睹惨无人道之刑罚如“用火绕红的通条来打、用猫放在妓女的裤裆中然后打”。论文中还有数十名妓女的“口述实录”，的确是斑斑血泪。教育学系王文华之《西冉村的农民生活与教育》，后记中写道，作者在村里与农民同吃同住两个月，交上了朋友，得到了第一手的材料。他感叹道，“我们可以看到乡下人的苦况，一年里终日工作不停，所得的报酬，是那样的微薄。乡下人是人，我们也是人。”最后一句话显然不是故作姿态。论文前附有不少照片，三十年代的长袍大学生与各色农民交谈，音容笑貌，栩栩如生。教育学系杨树声之《学徒之教育》，调查了北京的各类学徒，遍及银号、广货店、钟表行、手饰店、手工作坊、土场、梨园、杂技团等。尤其关注受剥削、受凌辱、受压迫最深重的女学徒和童工。论文指出，“童工在工头统治下，威吓压厉，劳动不休，每日工作竟在十二小时以上，而所收入者亦不过数角而已，设备欠缺、温度空气不调节，睡眠亦无所定，摧残其身心之发育。”经济学系杨静予之《抗战期中四川农村主要物品价值及农民购买力与生活指数之分析》，统计了农民售出产品：水稻、小麦、玉米、红苕、油菜籽、猪；购进产品：犁头、锄头、肥料、水牛、黄牛、食用品、衣着类的价格及变动，描绘出农民困苦的生活，指出：“抗战时期川省农村经济之凋蔽现象，政治制度之不善为其主要原因之一。”作者还提出若干改进农民生活的措施，如改革农业租佃制度、实行农业工业化、畅通交通运输等。以上仅举五例，篇篇都令我手不释卷。阅读燕大学生论文，反思当代学术困境，症结之所在昭然若揭。
近年学界国学与后学齐热，标举“学统”的呼声颇高。我想，除了乾嘉学统之外还有顾亭林、黄梨洲之学；除了清学之外还有二十世纪二十——四十年代的学术。可惜的是，今日学人既不愿作顾亭林、黄梨洲的思考，又不愿作费孝通、陈瀚笙的实践。在真空中能做出怎样的学问来呢？他们所走的是一条死胡同。
我所说的体验，包括思考、实践、沟通。
王岳川这样论述体验本体：“人生是一个永远体验着自思着的过程，知识和知性乃至逻辑推理并不给我们提供现成的人生困境的答案，答案只在每个人的寻求和探索之中，在于我们把握那震撼我们灵魂的人生重大困境和对生存处境的深切洞悉。我们只是人生最高问题的提问者，答案在生命的真切体验中，在亲身的经历、直接的感受、心灵的痛苦、危机和唤醒中。”王岳川重视体验的内向性，我则关注体验的外向性，即以他人的体验为自己的体验，在对底层的、赤裸的、蛮性的、黑暗的、残酷的生命状态的体验中，使知识者自身苍白的、文弱的、虚伪的、中庸的、温情的体验得以丰富、扩展和升华。也就是鲁迅所说的，认识到“外面的人”跟“我”息息相关。
这个问题解决了，学术何为、文学何为、人生何为的问题，也就是王晓明所说的“认同”的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了。
我在《纽约时报》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新型的社会改革家》，副题《专业人员放弃高位报酬，矢志扶贫济困》。文章写道，美国有许多专业人士放弃了权大薪高的职务，把全部时间用于济困扶贫。这种职业上的变动已经使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联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华尔街大公司的财务经理巴特·哈维，在巴尔的摩郊区有宽敞的住宅，闲时便到欧洲去度假，哈佛大学的学历还使他置身于哈佛校友的关系网中。按传统的看法，他这大半生已经功成名就：声望、金钱和随之而来的权势样样都有。但是，两年前他更换工作，到一家低薪的基金会，从事振兴日益衰败的内城区的工作。哈维说：“以前我过于注重金钱，价值观念太狭隘。”他回忆过去他本人偶尔到纽约市哈勒姆区和东村用餐或消遣，目睹这些充满犯罪、腐朽不堪的社区与他所生活的富足世界竟是如此悬殊，使他心里感到十分不安。他说：“看到人们在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条件下生活，我总想，应该有人来管管这类事！后来我慢慢明白了，我实际上与其他人一样，正是该来管这种事的‘人’中的一员。”
玛丽亚·福斯卡里尼斯放弃了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去救助无家可归的人。唐纳德·马丁医生放弃了在马里兰州行医十九年的职业生涯，到一家为穷人治病的诊所工作。梅里尔·克拉克放弃了他在管理咨询方面的专业工作，去帮助失足青年和不知所措的未成年父母。他们希望用他们的技术，用他们在美国名牌大学受到的教育，以及他们与美国企业界的广泛联系，去推动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他们转换工作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人对他们所从事的高度专业化的工作及其所供职的官僚机构的寡情薄义深感厌倦和绝望。有些人认为，有必要按照长期受宗教信念熏陶而形成的社会价值观，或者说应该按照根深蒂固的关心穷人疾苦的信念行事。他们的行为引起了他们的家庭、朋友和同事们的怀疑、批评和夹杂着内疚感的饮佩之情；而他们自己则认为，他们正在从事更有意义的工作，从中得到很大的满足感。
对于这些从事专业工作的、曾经手头阔绰、一切都唾手可得的人来说，投身于新的领域不但耗费大、工资低、工作时间长，而且往往是请求别人帮助而非给予别人帮助，这一切都绝非易事。这样的人在美国高级白领中也许还不到百分之五，但记者尼克斯动情地写道：“在年轻的专业人员都一心向上爬，而关注社会的积极性正日益消亡的时代，居然有一批人，放弃自己在广告界、医学界、法律界、金融界和戏剧界等部门的高收入、高地位和受人尊敬的工作，终日为穷人、无家可归者、失业者和被剥夺公权的人四处奔波，尽管他们为数不多，但确实令人惊讶。”
要求中国目前的利益分享者（包括相当一部分知识阶层）像这样“纡尊降贵”，无疑是缘木求鱼。但我仍然坚持认为，以金钱和权力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志的社会是不义的社会。一个社会需要一批知识人，他们不应仅仅是专业人士，而是某种价值观的承载者。他们是微量元素，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当中国知识界放弃体验底层生态、激活民间资源的使命的时候，当代文化的雪崩也就降临了。首先抛弃“沉默的大多数”的知识群休，必然遭到“沉默的大多数”的抑制甚至敌对。“无机知识分子”所创造的“无机文化”，到头来不过是自言自语而已。
我保存着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底层体验，而且不间断地去体验底层。我清醒地知道这仅仅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的底层体验和我所体验到的底层，是我开始思考、写作的起点与支点；如果我的思考与写作跟那些文坛学界的名人有一点不同，那么我要感谢它们。记得福克纳说过：“我很难理解，一个人既然热爱上帝，又怎么能够不同样地热爱自己的邻居，尤其是一个受压迫的邻居呢！”
我也如是想：一个人既然热爱中国、热爱真理，又怎么能够忽视甚至蔑视跟自己在同一块天空下艰难地生活的中国同胞呢？
这是我写得最困难的一篇文字——不仅因为文章的题目，还因为我自己选择的写作状态。
第四辑 火与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