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将田单举兵反攻，杀骑劫，大破燕兵，收复了所有的失地，迎齐襄王入临淄。齐虽能取得胜利，但国力未能因此而重振。
楚的削弱 春秋时楚和晋为两强，进入战国后楚已大不如以前，但因其地广人众，在关东六国中仍是比较强大的一国。魏公孙衍“合纵”攻秦，楚怀王曾被推为纵长。怀王时楚又灭越，楚的疆域扩大到今江浙和鲁南一带。自从秦、齐两国强盛起来之后，楚不断和秦、齐进行斗争，但都遭到失败，最后楚怀王被秦诱至秦国而死于秦。
到楚顷襄王时，顷襄王“淫逸奢靡，不顾国政”，又不修城池，不设守备。公元前280年，秦攻下楚的汉北地及上庸（今湖北竹山），司马错又从蜀而攻楚的黔中郡（今湖南西部）。次年，秦将白起更是引兵深入，攻下鄢（今湖北宜城）、邓（今湖北襄樊附近）和西陵（今湖北宜昌西），次年攻占了郢都，秦军继续南进，一直打到今洞庭湖边上。楚的军队溃散而不战，楚顷襄王逃窜于陈（今河南淮阳）。秦在所占领的楚地设立黔中郡和南郡，从此，“楚遂削弱，为秦所轻”。
赵向北发展和长平之战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当时在赵北面或西北方面的林胡、楼烦等北方民族，是赵国的强敌。武灵王乃向北进攻，“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武灵王晚年，传位于子惠文王，自号为“主父”，“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占领今内蒙古南部黄河两岸之地，建立云中、九原两郡，又在阴山下修长城。故在战国晚期赵成为实力仅次于秦、齐的军事强国。
公元前270年，秦、赵战于阏与（今山西和顺），赵将赵奢大败秦兵。公元前263年，秦攻占韩的南阳（今河南沁阳一带），使韩和其上党郡隔绝。郡守冯亭便以上党降赵。秦和赵为争夺上党郡而发生了有名的长平之战。公元前260年，赵军被困于长平（今山西高平），因绝粮而全军降秦，秦坑杀赵卒四十余万人。次年，秦军乘胜进围邯郸，攻打两年多而城未下。后因魏信陵君及其他国家派兵救赵，秦才解兵而去。赵经过长平之战和邯郸被围，实力大为削弱。
秦灭六国 秦从孝公、惠文王时开始向东进攻，取得不少胜利。到昭王时，灭六国的基础已经奠定。昭王任用足智多谋的魏冉为相，《史记》以为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向稽首者”，都是魏冉的功劳。后来又任用范睢，睢对外主张远交近攻，对内则主张要清除贵戚大臣之有势者。昭王采用其谋，使秦更为强大。到昭王末年，属于三晋的上郡、河东、上党、河内、南阳等地都被秦所攻占。秦又南灭巴蜀，建立巫郡、黔中郡和汉中郡。其疆土之大，六国中罕有其匹。特别是“天下之枢”的韩魏，是当时经济、文化上最先进的地区。而秦占领了不少韩、魏的领土，两国之君甚至入朝于秦，“委国听命”，秦对中原已起到主宰的作用。
到秦庄襄王时，东周、西周都被秦所灭，“秦界至大梁”，其势力进一步深入到关东地区。公元前246年，秦王政（见秦始皇）即位，吕不韦仍为相，招致天下宾客，准备灭六国。公元前237年，秦王政亲自执政，以李斯为佐，开始大规模对关东用兵，为配合军事上的攻势，秦又用金钱收买六国权臣以分化其内部。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以韩地为颍川郡。公元前228年，用反间计杀赵将李牧。次年，攻下邯郸，虏赵王迁。赵公子嘉逃到代地，自立为王。公元前226年，秦破燕，燕王喜逃到辽东。次年，秦决河水灌魏都大梁，城坏，魏王投降，魏亡。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率六十万人攻楚，虏楚王。次年，秦完全攻占楚地，楚亡。公元前222年，秦攻辽东，虏燕王喜，又攻代而虏代王嘉，燕、赵两国亡。次年，灭齐，中国统一。
经过战国，全国从分裂割据的状态走向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春秋到战国，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手工业、水利、交通、商业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使各地区经济上的不平衡性减少，彼此间的联系加强，相互的依赖关系更为密切。经济的发展，为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政治方面，各国经过变法，建立了百官必须服从君主法令的新的中央官僚制度；地方上原来的贵族分封制为郡县制所取代，从而消除了各自为政的现象。政治制度上的重大改革，为大一统政权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秦能够统一中国的客观原因为：秦据有富饶而又易守难攻的关中地区，具有良好的地理环境；秦变法比关东六国更为成功，对旧势力、旧制度的铲除较彻底，故在经济、政治方面比其他各国更为先进。秦昭王时，荀子曾到秦国去过。他说秦实行法治很成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较少，政治清明，故秦从孝公至昭王，军事上屡能获胜，决非偶然。
边境内外各族
春秋时期中原的戎、狄，到战国时都已和华夏族融合为一了。但在离中原较远的地区仍有许多其他民族，这些民族居住在燕、赵、秦、楚等国境内或境外。
胡貉和氐羌 胡貉是当时人对北方各族的泛称。分布在今东北或蒙古大草原上者为东胡和匈奴，分布在今内蒙古东部和河北、山西北部者为林胡、楼烦。这些民族主要以畜牧为生，善骑射，是各族中武力最强者，中原各国受其威胁较大。赵国从襄子时起就不断和其北面的胡貉人作斗争。武灵王时，赵曾经大破林胡、楼烦，把所占领的土地置为赵的郡县，但双方的斗争并未结束，到战国末年，赵将李牧又“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
战国后期，燕将秦开袭破东胡，东胡却地千里，燕乘胜而进，在边境上修建长城，又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
匈奴长期受东胡的控制，和中原国家的关系较少。
貉人分布于今辽宁境内，他们以渔猎和农耕为业，不同于以畜牧为主的胡貉各族。在今内蒙古、辽宁等地，发现过不少战国时期的古墓，出土有青铜的短剑、匕首、戈、工具和马饰等物，还有铁器、金银器和燕国的刀币。这些遗物当是貉各族所遗留下来的，因为其中有些器物或花纹具有浓厚的畜牧民族文化的特征。但里面也有些器物是仿自中原，或者就是从中原流入的。这表明当时这些民族和中原各国有来往关系，甚至受到中原文化明显的影响。
氐、羌族分布于今西北，和秦邻近者为大荔、义渠，“筑城数十，皆自称王”。秦于战国早期灭大荔，和义渠相周旋时间最长，到公元前272年才灭义渠，并将所得到的土地建立了陇西、北地郡。
巴蜀 战国时蜀人分布在今川北和川西一带。巴人分布在川东的嘉陵江、长江沿岸。秦惠王时，秦派司马错率兵灭蜀，同时也灭巴。秦将蜀王降为蜀侯，派陈庄为蜀相以监督蜀人。公元前301年，蜀起来反抗，秦又派司马错定蜀，后来就开始在蜀、巴设立郡县。蜀人的历史很古老，从出土的铜器来看，它早期受商、周文化影响，到战国时则受秦、楚影响较大。在蜀人和巴人的青铜器上，常见有属于他们自创的象形的文字。青铜器制作甚精，和中原各国所作者可相媲美，可见其文化程度之高。
越 越人分布地区颇广。今浙江、江西和两广、福建等地都是越人居住和生活的地方。战国文献记载中已有“百越”、“扬越”、“瓯越”、“闽”等名称不同的部族。
根据考古发现，可知在浙江和广东、广西一带，战国时期越人在青铜器制作方面已进入发达的阶段，能冶铸出精美的钟、鼎和戈、矛或多种工具。器形、花纹带有地方特色，但也能看出有楚文化的某些影响。在广东的有些遗址中还发现有铁器，尽管数量不多，也表明中原的先进文化已进入到今岭南地区。
诸子的思想与学说
战国时期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要是学在官府的传统被打破，少数贵族已不能再继续垄断文化知识。随着私学的出现，“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社会上涌现出大量的文学游说之士，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齐国国君为了富国强兵而争相礼贤下士，甚至连一些贵族、官僚也招贤养士。齐国在临淄稷门设馆，招徕慎到、邹衍等知名之士，给予优厚的生活待遇，让他们不任职而议论国事，从战国初到战国末，稷下一直是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秦相吕不韦也“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氏春秋》一书即由其门客撰写而成。养士之风的盛行，为文学之士提供了活动的环境和条件。他们可以潜心于学术，著书立说，使文化学术获得空前发展。
《汉书·艺文志》说：“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说明众多学派的产生是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各国君主不仅对各家“兼而礼之”，不主一家，还鼓励和支持各家之间的相互论战，促进了思想的活跃和学术的繁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显学除孔、墨两大家之外，还有道、法、阴阳、名辩诸家，一家之中也不断分化为更小的学派，如韩非说战国末“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各家都抱着“以其学易天下”的宗旨，而他们确实“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对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都作出一定的贡献。
墨子，名翟，约生于春秋末年，鲁人，是墨家的创始人。墨家的出现较儒家略晚，但墨家对儒家的观点持反对态度，儒、墨成为水火不相容的两大派。流传至今的《墨子》一书，其中保留着墨子的思想和主张，也有部分为其后学的作品，书中提到的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十种主张，是墨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墨学带有较强的人民性和进步性，在战国时为显学，但从秦汉开始，墨家某些观点渐被儒家所吸收，其余则因不合世用而得不到人们的重视，故渐趋于衰落。
孟子，名轲，邹人，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之门下，是战国中期的儒学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盖上的二十八宿图象
大师。孟子主性善之说。他要求人们通过存心养性，努力使仁、义、礼、智这四种品质扩而大之。在政治方面他提出了关于仁政的学说。仁政的具体内容是要求君主去注意和改善农民的生活处境。他还提出“民贵君轻”的说法。孟子的学说对后代的思想文化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他的仁政和重民思想，对后代开明君主或进步思想家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北宋以后，孟子的著作也成为儒家的经典。长期以来，孟子因仅次于孔子而被称为“亚圣”，人们也把儒学称之为“孔孟之道”。
老子，事迹不详，流传至今的《老子》，是研究老子思想（即道家思想）的主要依据。书中提出唯物主义的天道自然的观点。以为天地都是按照客观规律而运动的。老子在朴素辩证法的指导下，认为世间万物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相互对立转化的联系。他在治国方面则强调“无为”。即要遵循客观规律，不要逆理而动。特别注意宽减农民的租税负担。《老子》书中的许多哲学原理，对后来中国社会有过深远的影响。如统治上层常用“无为”来缓和国家与人民的矛盾，而象小胜大、弱胜强之类的思想，又成为下层人民展开反抗斗争时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
庄子，名周，宋人。他曾作过漆园吏，约与孟子同时或稍晚，是战国时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流传至今的《庄子》，涉及了许多有关宇宙万物的探索和讨论。《庄子》把道看作是宇宙的本体。道是自然无为，人只能顺从它而不能超越它或违背它。故崇尚道实际上就是崇尚自然。《庄子》还提出了避免形而上学看问题的相对主义，即“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彭祖为夭”。但相对主义运用到社会政治方面，则认为儒墨孰是孰非无法回答，从而导致认识上走向不可知论的倾向。由于《庄子》崇尚自然，故而强调人的活动必须和客观规律相顺应。但另一方面，只强调适应自然却又否认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末赵人。他批判各家，又吸取各家之长，是战国末儒家之中最有影响的儒学大师。他接受了道家的自然观。所不同的，是荀子以为人定胜天而不应单纯顺应自然，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著名论点。
荀子在人性问题上的见解，与孟子正相反，他主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