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问达摩说：“朕自即位以来，建造寺院，抄写经文，还激励了无数人出家为僧。我为佛教做了这么多贡献，该有多大的功德呢？”
从梁武帝这句问话看来，他一定是认为自己已经做了极大的功德了，之所以这么问，大概是要从达摩的嘴里听到一些赞扬吧？
但是，达摩却冷冷地回答说：“没有功德。”
梁武帝一定是诧异极了，连忙追问：“为什么没有功德呢？”
达摩回答说：“这些都不过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
梁武帝再问：“那怎么才是真正的功德呢？”
达摩回答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梁武帝再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达摩回答说：“廓然无圣。”
梁武帝看来是被搞糊涂了，于是问：“对朕者谁？”
达摩回答说：“不识。”
从这段对话中明显看得出来，梁武帝的崇佛，完全是出于功利目的的，他建造寺院，抄写经文，林林总总的做法，无非都是在“下本钱”，而“本钱”下得如此之大，要赚回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功德”。
“功德”可以换来此生的福报，可以换来来生的福报，可以换来种种让人意想不到、又是人力所不能及的好处。但达摩却直截了当地告诉梁武帝：虽然你下了血本，可一点赚头都不会有！
这真如同一个商场上的投机分子，下了大注，却突然被人告知说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没有赚头，还会血本无归！想来梁武帝是难以接受这样的答案的。
从佛法上来看，梁武帝和达摩的分歧无非是集中在一个“我”字。梁武帝执着在这个“我”字之上——是“我”在做功德，是“我”在期待福报，却完全没搞清楚佛家讲的是“诸法无我”，所以达摩才会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此一来，那个“我”字又在哪里呢？
梁武帝一开始就错会了佛法，所以一直都在做着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的事情。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佛陀这个奥妙的“无我”观在佛教刚开始传入中国的时候，就被那些翻译佛经的人给理解错了。
二
佛陀生活的时代，是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那个时代的印度，很多人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探索着宇宙和人生的真谛，所以便有着很多的派别。佛陀的修行过程当中也加入过这些派别中的一些，又分别在一段时间之后认识到他们的修行法门并不足以使自己达到最终的追求，便又一个个地放弃，一个人继续着孤独的探索生涯。
根据地理决定论者的说法，印度地处热带，终年天气炎热，这就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物产相对丰富，人的基本生存容易得到保障，饿了一伸手就可以摘到树上的果子，而不像在亚热带和寒带生活的人们那样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才能够保障最基本的生活；二是天气终年炎热，动一动就会汗流浃背，所以人们便乐于经常处在静坐而非运动的状态。这两种情况的结合便使这个国家的人们普遍地耽于冥想，于是产生了内容和逻辑都极其复杂的哲学思想和宗教思想。
这种说法虽然有它很大的局限性，却也并非毫无道理。至少，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确实存在着大量的哲学、宗教的思潮与派别。佛陀处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之下，自己的思想自然受到了外界各种思想的启发和丰富，比如，六道轮回的说法其实就是源于当时在印度占主导地位的婆罗门的思想，这一点在《五十奥义书》中清晰可见。这种情况所反映出的另外一面是，佛陀后来在针对同样有着印度式的思想基础的本土人士宣教的时候，他的思想还算比较容易让人理解（其实也不算很容易），可他的思想一旦传播出印度本土之外的时候，比如传入中国，所面对的就突然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其中一些复杂而深奥的观念和理论自然也就非常容易受到误解。
因为语境的不同而造成的误解，例子多到数不胜数，即便在现代社会依然如此。比如，林达讲过的中、美两国对“政府”一词的不同理解就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所谓的“政府”其实对应的英文说法是government，而美国“政府”，比如克林顿“政府”，用词却是administration。Government和administration，两个单词到我们这里全都叫做“政府”，可其间的意思却相差极大，根本不能互相混用。而我们对“政府”行为的理解却经常因为不清楚Government和administration的区别而产生了极大的误解。
——要知道，这个例子是现代社会的情况，而“政府”这个词又属于一个普通词汇，尚且能够在不同语境中产生极大的误解，更何况古代佛陀思想中那些复杂非常的术语和理论了。
所以，梁武帝错误领会了佛陀的思想，并且一直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这并非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情，况且，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中，就连那些纯粹的正统的僧侣们也完全错会了很多概念，并且还一直在宣扬与捍卫着这些错误的概念达多年之久，其中，对“无我”观念的误解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三
佛陀的思想当中有几个概念是属于核心概念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基本概念对后人的意义就如同一把标准的尺子，可以用来衡量和判断某一种“佛家思想”到底是不是符合佛陀思想的基本原则的。
“四法印”就是这样的一把尺子。
“印”的本意就是印章、印玺，比喻着这些基本原理是被加盖了最权威的印玺的。这“四法印”分别是：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有漏皆苦。
而这“四法印”之中，又以前两点“诸行无常”和“诸法无我”最为根本，从这两点再追溯起来，就牵扯出了佛陀思想中一个最最根本的概念——因缘，佛法种种，大都是附着在这个“因缘”概念之上的。
何谓因缘？一切事物、一切现像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纠缠在因果关系的链条里，受着因果规律的制约，此生而彼生，此灭而彼灭。
于是，宇宙万物，既然“此生而彼生，此灭而彼灭”，哪里还有什么事物是恒常存在的呢？刹那之间生灭相续，是谓“无常”。万事万物，成住异灭不出此理，是谓“诸行无常”，此即“四法印”中的第一法印。那么，如果认识不到万事万物的无常本质而错认为有些事物是恒常不变的这类见解，佛家谓之为“常见”，因而主张人们要屏弃“常见”来认识佛法。另一方面，虽然万事无常，它们却无一不是按照因果规律在生生灭灭着，这是绵延无尽的，如果只看到“灭”却看不到“生”，或者只看到“生”却看不到“灭”，这都是因为没有认识清楚因果链条的绵延无尽的性质，所以，这种错误的见解佛家谓之为“断见”，也是要屏弃的。
那么，既然万事无常，“我”是不是也在“无常”之内呢？
佛家把一切生灵都叫做“有情”，一个“有情”并非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种种物质元素和精神元素的聚合体，这些元素归纳来说就是“六大”，即地、水、火、风、空、识。“六大”之中，地为骨肉，水为血液，火为暖意，风为呼吸，空为空隙，识为精神。“有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又是“五蕴”的聚合，“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这在中国最具普及性的经文《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讲得非常清楚：“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话几乎是人人熟知了。那么，既然“有情”（也可以在这里把“有情”代入为“我”）并非一个独立存在，而是“六大”和“五蕴”的聚合体，这种种细小的因素刹那间相生相灭，那个“我”，究竟又在哪里？对此，有一句著名的偈子：“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大体就是这个意思，只不过世人通常把它作了心理励志式的庸俗化的理解了。
那么，再往下继续推论的话，所谓“六道轮回”，其实并不是有一个“我”在其中轮回，不是有一个恒常不便的灵魂在其中轮回，而是“有情”的死亡导致了“六大”与“五蕴”分崩离析，而分离后的种种因素又在因果锁链的作用下发生了新的聚合，这并不是被很多人想当然地理解的那样，存在着一个不变的、恒常的灵魂，在六道之中反反复复地投胎转世——“因”只会“促成”“果”，而不会“变成”“果”。
对于这个“诸法无我”，历来还有着种种引申的理解，但绝对不是像《三世因果经》之类的伪经所谓的那样：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今生积德行善，好求得来生的福报——佛陀指给人们的“因果”之说，是在阐明宇宙变化的规律，而不是庸俗的道德投机。佛陀是在给大家讲道理，而不是带领大家做买卖；佛陀所关注的是解脱之道，而不是帮助世人求平安、求富贵。
那么，再回到这个因果规律，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名言其实一样是在说规律，但是，这个规律却不是像很多人僵化理解的那样：“我”做善事，所以“我”就得善报；“我”做恶事，所以“我”就得恶报——这是道德，而不是佛法，佛陀关注的是宇宙的终极真理和众生的解脱法门，而不是道德，当然就更不是道德投机。
所以，从这层因果规律来看，前人栽树，是种了善因；后人乘凉，是得了善果，并不是前人栽了树就一定自己能乘凉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前人砍了树，是种了恶因；他自己乘不了凉，后人也跟着乘不了凉，这是恶果。所以，虽然“善恶有报”没错，可种下善因的人却不一定是自己得到善报，种下恶因的人也不一定是自己得到恶报。这才是世界的真相，不过后来被赋予了太多一厢情愿的道德色彩；这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本来面目，只不过这真会伤透了那些怀有美好情操和淳朴愿望的人们的心。
四
虽然作为第一部汉译佛典的《四十二章经》早早就出现于汉代，但它的真实性却一直遭到质疑。即便我们忽略这方面的怀疑，也不得不承认汉代的佛经翻译工作并没有什么规模性的进展和比较突出的成绩。但是，根据《后汉书》的记载，东汉政权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两位皇帝之一的汉桓帝就曾经进行过对佛陀的拜祭仪式。
汉桓帝的性格体现出了人性中极为普遍的多神崇拜倾向、偶像崇拜倾向和非理性倾向：信奉道教的汉桓帝以豪华的仪式拜祭太上老君，并且在同一个仪式中也拜祭了佛陀。
饱学的襄楷上书汉桓帝，对后者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意见，大意是：听说皇宫里供奉着黄老和佛陀，可黄老之道俭朴无为，陛下却欲望多多，杀罚多多，这不是明显违背了黄老之教么？违背了人家的教导，却希望能够得到人家的保佑，世上哪有这种道理呢？至于佛陀，天神曾经派出美女试探修行中的佛陀，而佛陀对美女根本就不多看一眼，只是说：“不过是红粉骷髅罢了。”
佛陀就是这样坚定守一才终于得道的啊。可陛下您呢，把天下顶尖的美女都养在宫里，自己吃的、喝的也全都是天下最好的东西，陛下完全和佛陀之道背道而驰，却希望能够得到人家的保佑，世上哪有这种道理呢？
襄楷的话虽然“十分”有理，却“一分”也没有考虑人性——古往今来，拜祭太上老君的人里有几个研读过《道德经》呢？烧香拜佛的人里又有几个研读过佛经呢？
到了晋代，佛经翻译开始多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人被这一外来的法门吸引了去，并且惊讶地发现其中蕴涵着无穷的魅力。
这个时代正是玄学兴盛的时代，士大夫阶层好老庄、务清谈，这一个时代的特点对佛教在中土的发展来说成为了一把双刃剑——对老庄的着迷使得人们更容易去亲近和老庄思想有些相似之处的佛教，对清谈的酷爱使得人们对般若之学里复杂的逻辑与玄机产生浓厚的兴趣，但是，佛经也因此而被搀杂进了不少道家色彩，“空”、“无”这些佛学概念使另一个语境下的中国译者们很容易把它们和道家思想中相似的概念混淆起来，并且用后者的术语来对译前者——这既给了当时熟悉老庄的人们以一种方便的领悟契机，同时也歪曲了佛陀原本的思想。
时代使然，这一时期的僧侣精英们明显带有哲人色彩，他们的学识、风度和口才为自己塑造了强大的感召力——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终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