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一)- 第5部分

　　1898年戊戌变法由光绪皇帝（1871…1908）和少数维新知识分子推动，慈禧太后（1835…1908）搞政变是对改革的反动，故当时就有人批慈禧太后「反动」，「反动」一词具有负面含义。当推动力代表外国人入侵，「反动」又是正面的。如梁启超曾这样论述：「中国数千年来，外侮之辱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反动之潮，至斯而极，过此以往，而反动力之反动力起焉。」（梁启超，1996：46）当推动力价值中立时，「反动」亦无价值倾向。例如胡适曾这样说：「我说这段话，并不是说一切学理都不配作根据。我但说：大凡一个哲学家的学说，百分之中，有几分是守着师承的旧说；有几分是对于前人的革命反动。」（胡适，1918：4…3）。这里「反动」并没有负面意义。从图四可见1919年前「反动」一词极少运用，正是随着1919年后马列主义革命观的勃兴、暴力正当化，「反动」一词才获得确定的负面含义，成为「反革命」的同义词。

　　就暴力正当化和斗争普遍化泛滥程度而言，中国式的革命观往往比列宁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中国式现代革命观是将破除一切差别这种新道德投射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而形成。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着把个人道德投向社会规定理想社会形态、甚至和整个宇宙秩序联成一体以形成天道的传统，我们称之为将宇宙规律、社会制度和个人道德整合在一起的天人合一结构。所谓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就是把拟佛学的革命道德注入这种天人合一结构，其后果是革命斗争成为终极关怀和修身方式的革命人生观。所谓以革命为终极关怀，就是以拟佛学的取消一切差别为理想道德境界。这种道德的宇宙论根据为直线性道德向前进化观，它是王船山理在气中、理随气而不断变化的现代版；代表这种革命道德的社会制度是取消一切差别的大同社会（金观涛、刘青峰，2000：275–337）。道德最重要的特征是身体力行、言行合一；这种革命道德应付诸行动，可以用毛泽东（1893…1976）青年时代的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来概括。我们称其为革命人生观或斗争哲学。斗争哲学把革命加斗争作为身体力行的道德实践，一方面意味着将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阶级的斗争贯彻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另一方面斗争也是纯化无产阶级道德的修身方式。它蕴含着日后毛泽东据此发动批判对立面的群体修身运动，让广大党员在运动中纯化无产阶级道德品格。从1940年代毛泽东思想诞生以来，无论是延安整风还是反右运动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贯穿着斗争哲学通过批判对立面的来修身的逻辑（金观涛、刘青峰：1997）。

　　剖析中国式革命观的整体结构，一方面是为了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初接受马列主义的本土思想根源，另一方面是想强调中国式革命观和马列革命观的区别。马列主义的革命观注重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而在中国式革命观中阶级斗争不仅具有上述意义，它还是新道德，是纯化道德意志进行修身的核心。由于这种新道德是终极关怀，所以它不会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停止，而会随着道德教化而进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甚至要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开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革命。故中国曾发生苏联不可思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狠批私字一闪念」的做无产阶级圣人运动。

　　七、革命和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现在我们可以站在高山之巅来总结中国一百多年来革命。只要尽可能擗开价值判断，很难否认革命观念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革命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现代转型中一直扮演着不可忽略的角色。事实上，中国传统革命观念转化为中国式现代革命观所经历的三个阶段正好代表了中国当代政治思想形成的历史，其背后则是中国社会独特的现代转型机制。

　　如果从传统与现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角度考察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形成的三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归为对西方革命观念的选择性吸收。所谓选择性吸收，是指中国文化不改变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从自身的意义来想象并接受外来观念。中国传统「革命」的意思是改朝换代。1898年戊戌变法之前，清王朝统治的正当性没有被质疑，「革命」一词很少在政治文献中出现，士大夫使用这个词时大多用于描述动乱、易姓等传统含义。即使用它来译revolution，亦是用中国传统社会的改朝换代来想象法国大革命，对西方革命观念的选择性吸收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从社会结构层面分析选择性吸收，它实为中国社会在保持其传统组织方式前提下进行现代化之尝试。这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它必定被学习阶段所取代。

　　第二阶段是对西方现代思想的学习。所谓学习，本质上是全面或部分引进西方现代政治观念和价值，它是任何一个传统社会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必经的阶段。1898年至1915年，「革命」一词摆脱易姓和王朝更替等传统意义，获得西方revolution观念中进步、彻底变革、用暴力推翻旧制度等种种现代含义。在西方冲击下革命观念所获得的诸种新含义中，某些意义是中国特有的。如来自谭嗣同冲决网罗、将破除一切差别视为新道德，成为和个人道德相关的革命道义。正如前所说，第二阶段是儒学部分退出公共领域，中国全面学习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在观念层面的表现。

　　第三阶段是革命各种意义重新依据某种模式整合为一种整体，它发生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由绅士公共空间导致严重的社会整合危机——即中国士大夫学习西方现代社會组织方式失败而引发，其后果是中国新知识分子对前一段学习结果进行反思和重构。辩证唯物论代替进化论成为新的天道，这是中国式现代革命观获得科学的支持并合理化、用马列主义语言表达的时期。五四以后，中国式现代革命观成为政治制度正当性的基础。由于中国式现代革命观既不等同于西方也与马列革命观有别，所以它是中国文化大传统在西方冲击下的变构。这样，第三阶段也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对西方革命观念的重构。五四以后，形成了以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为核心的新意识形态，并且重新实现社会整合，中国也由以儒家伦理为根据的传统社会演变为由革命意识形态笼罩一切的现代社会。富有讽剌意味的是，革命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本是中国文化对王朝更替的自我意识，而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兴起则是学习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失败的产物，由它来实现社会再整合，无疑蕴含着中国原有的改朝换代机制在西方冲击下的变构并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们在《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书中，论述了新意识形态是如何再次整合中国社会的。

　　认识中国现代革命观形成的三个阶段，对理解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极为重要。因为一谈到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通常都会将其看作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在政治制度正当性基础问题上尤是如此。谈到现代政治观念，通常也都是将其视为起源于西方，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似乎是一个纯粹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而我们分析中国式革命观的起源和形成，却可以看到，它也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如用奋发图强、积极有为精神去破除儒家伦常等级与差别，它亦表现为儒学入世精神与佛学平等价值之结合。新道德意识形态之所以能用来实现整合社会，是源于中国在学习西方制度过程失败、不得不借助传统文化本土资源、从而使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成为社会整合和现代化动员的巨大力量。换言之，中国近现代革命观价值核心并不完全是从西方学来，它也根植于中国文化深层结构，在中国面临西方冲击时被激活，从中国文化大传统中产生并制约着西方革命观念之传入和重构。

　　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理解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西方以及俄国革命的种种差别，还可以通过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的兴衰理解革命和现代性之间复杂的关系。西方革命观念对进步之肯定、对彻底、整体变革旧秩序的推崇，本是现代性之本质——启蒙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马列主义革命观的兴起更是对十九世纪西方现代思想危机的响应。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和马列革命观的差别，特别是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在二十世纪盛极一时，既反映了西方冲击下中国社会的再整合机制与传统社会王朝更替的现代变构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也证明了多元现代性的存在。

　　二十世纪末，随着共产革命的衰落和对极权主义带来灾难的普遍认识，与彻底变革相联系的激进主义革命观念也开始受到批评，「告别革命」似乎成为二十世纪末普遍潮流。表面上看，中国共产党1978年以后否定文革、推行改革开放似乎是世界性告别革命的一部分；然而，只要我们着眼于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和西方革命观念的差别，就可以发现问题不那么简单，中国问题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的核心是斗争哲学和革命人生观，它以取消一切差别这种新道德为终极关怀。事实上，正是斗争哲学泛滥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暴露了中国式革命新道德和做无产阶级圣人的虚妄，中国式现代革命观才会解体。这正是中共可以否定文化大革命并在1978年宣布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告别革命，不仅意味着放弃对乌托邦理想社会的追求，还是终极关怀的失落和在现代化过程中曾建立起来的个人道德的沦丧。二十世纪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与全社会面临道德危机和不可遏制的腐败联系在一起的。革命人生观作为一种新道德，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特有现象，它是宋明理学追求天理世界的现代表现。这向我们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中国人可以在社会制度变革层面告别激进革命，但是否可能在道义上特别是道德境界层面告别革命吗？在刚刚开始的二十一世纪，人类生活随着自然科学迅速进步和网络时代来临正在发生革命。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我们的知识领域还是生活方式变革多么剧烈，由于革命观念的意识形态褪色，使我们很难把不同领域中的巨变联系起来，从而失去了对巨变本身的整体意义的理解。此时，回顾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以及它和西方革命观念的异同，无疑是意味深长的。

　　引用书目：

　　1。　山川均着，李达译（1921），〈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新青年》第9卷第1期。

　　2。　王家骅（1990），《儒家思想和日本文化》，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

　　3。　朱谦之（1921），《革命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

　　4。　列宁（1965），《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5。　佐藤亨（1986），《幕末、明治初期语汇の研究》，东京：桵枫社。

　　6。　季子（1978），〈革命其可免乎〉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7。　金观涛、刘青峰（1993），《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8。　金观涛、刘青峰（1997），〈反右运动与延安整风〉，《二十一世纪》总四十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9。　金观涛、刘青峰（2000），《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0。　金觀濤、劉青峰（2001），〈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五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1。　金观涛、刘青峰（2003），〈绅士公共空间在中国〉，《二十一世纪》总七十五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12。　吴虞（1917），〈消极革命之老庄〉，《新青年》第三卷二期。

　　13。　胡适（1918），〈旅京杂记〉，《新青年》第四卷三期。

　　14。　康有为（1998），《大同论二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5。　许慎着、段玉裁注（1988），《说文解字注》第三篇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6。　陈天华（1978），〈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原载《民报》第一期，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北京：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