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役，革命党殉国遇害者八十六人，皆为取义成仁的民族英秀。难以想象的是，这些敢死队员，平时大都是些文弱书生，是各省从各种专门学校毕业的有知有志的青年才俊，但在起义中却表现极为英勇，如喻培伦胸前挂一筐炸弹，“一人当先，抛掷炸弹，防勇为之披靡”，朱执信“攻署督时，奋勇当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态”，还有林文、林觉民等人，都最终抛头颅、洒热血，喋血街头。据统计，这次广州起义死难者有名有姓可考者86人，其中有72人的遗骸被党人潘达微收葬于广州东郊白云山麓的黄花岗，也就是后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了。
青山有幸葬烈骨，黄花无情度春秋。真是太可惜了，这些人原本都是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才，最终却只是作为革命小卒子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是役后，孙中山语也曾是沉痛的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而起义领导者黄兴更是痛不欲生，赵声则在起义后不久愤然病卒。在失败的气氛下，革命一时陷入了低潮。
三、暗杀风潮，一种绝望的革命
在革命屡屡受挫的绝望情绪下，当时有一种异样的论调突然广为流传，那就是将那些清廷的实力派官员统统加以暗杀，杀一个少一个，那革命也就离成功不远了。这种暗杀行为，我们曾经称之为“革命义举”，但要按现在国际政治标准的话，这就属于典型的“恐怖主义”了。
暗杀是个人主义的革命，也是一种低成本的革命。就好比现在国际社会上那些所谓的恐怖分子，他们没有能力去和美英的强大武装力量对抗，他们的仇恨和怒火，只能化成不对称的人体炸弹或者汽车炸弹，在杀伤敌人的时候也自取灭亡（当然，我们即使在同情的时候也不应对此表示赞成）。同样，暗杀作为暴力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也在清末的革命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暗杀这种事情，本身就是一种产生于绝望的革命嘛。
《史记游侠列传》里对古代的游侠有这么一番描述，说他们“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信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扼困，既已存亡死生矣”。到了清末，这些矢志于暗杀的革命志士也以游侠相称，如吴樾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孟侠，秋瑾自号“鉴湖女侠”等，他们的理念便是“誓捐一死，以少尽力于我同类，而剪除一仇敌”，古代的荆轲、聂政也都成了他们的精神尊崇对象。
另外，暗杀风潮的涌动和当时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传播也有很大关系。正如《民报》所鼓吹的，“破坏的无政府党之运动有二：曰鼓吹，曰密交，曰暗杀”，“暴君污吏民不堪命，于是爆弹短铳为博浪之狙击，此第三法也。掌此三法者，或称胁击团，或曰执刑团，盍对于暴君污吏处以逆民之罪，使若辈反省悔过耳”。陶成章后来从同盟会分裂出去后，也一直专注于无政府主义的暗杀活动。不过，他倒没有做过成功的暗杀，自己反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二年（1912年）被人给成功的暗杀了。杀人者，蒋志清（介石）是也。
据统计，清末总共发生了19次暗杀事件，为我们所熟知的有1900年史坚如谋刺两广总督德寿、1905年吴樾刺杀出洋的五大臣、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10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魁良弼等。其中，最厉害的是陶成章，他的谋刺对象是慈禧太后，其次是汪精卫等人，他们试图谋刺摄政王载沣（可惜他们都没有成功）。被革命党人计划谋刺的大都是掌管军事的高官，如陆军部长铁良、广州将军孚琪和广东水师提督李淮。李淮也是被谋刺最多的，他总共被四批革命党人试图暗杀。
暗杀是个技术活，不是谁都干得了的。在这些暗杀中，成功案例的有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琪和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魁良弼，吴樾谋刺出洋的五大臣，炸弹响了但未取得效果，而汪精卫等人大都行刺未遂，反而被捕。
清末的最后两年（1910年和1911年）是暗杀活动发生频率最高的时期，这也反映出当时革命的绝望性。而且，暗杀地点主要发生在北京和广州两个地方，主要原因是北京的高官多而广州得革命风气之先。清末革命党人的暗杀风潮不仅对于推翻清王朝有相当影响，而且，民国初年的诸多暗杀活动如宋教仁案，陈其美案等也与之有渊源关系。
暗杀具有游侠精神，因而那些身体力行的志士故事极多。1905年试图用炸弹扔宪政考察五大臣的吴樾，他就认为暗杀是革命排满的好办法，杀他一个就少一个祸害。吴樾曾说，“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清廷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本是件人心所向的好事情，但吴樾还是给他们来了一下子。当然，结果是五大臣没事，自己倒给炸死了。当时革命风气还没有起来，国内舆论对吴樾的举动大都持批评态度。
后来革命党的暗杀行动就有点“斩首行动”的味道了，譬如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范传甲谋刺协统清军协统余大鸿和同盟会员林冠慈、陈敬岳谋刺广东水师提督李淮。后来刺杀广州将军孚琪的同盟会员温生才也属于这种。这种暗杀活动，主要是为了给起义扫除障碍，并起到相应的震慑作用。
譬如徐锡麟在安徽起事时，就计划在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对前来出席典礼的省内文武大官发动突然袭击，杀几个大员，并占领安庆。毕业典礼正进行的时候，徐锡麟利用行礼的机会突然暴起，掏出短枪向安徽巡抚恩铭连连发射，其它学生也纷纷相应，抢夺军械，会场顿时一片哗然，各文武官员们抱头鼠窜。
但是，斩首行动还不彻底，虽然恩铭被刺毙命，但大队清军人马已经赶到出事现场，将徐锡麟的百余人马团团围住，最终革命党人或死或被擒，起义仅四小时便告失败。恩铭也是糊涂，徐锡麟本是他的老师、原山西巡抚俞廉三（徐锡麟之伯父）所举荐过来的，他一直把徐锡麟当自己人，让他担任了安徽巡警处会办并兼巡警学堂会办等重要职务，没想到居然会惨死在徐锡麟的手下。
前来参加典礼的巡警部侍郎毓朗亲自审问徐锡麟，喝令徐锡麟跪下，徐锡麟说：“你别洋洋得意，你若慢走一步，恐怕也被我击毙了！”接着，徐锡麟又问：“恩铭死了吗？”安徽按察使联裕等人骗他说巡抚大人仅受微伤，徐锡麟听后很泄气，低头不语。联裕便说：“你可知罪？明天就要剖你的心肝了！”徐锡麟听后忽然领悟，大笑道：“看来恩铭死了嘛！恩铭死了，我志得偿！我志既偿，即使千刀万剐，我也在所不惜。区区心肝，何屑顾及！”
突然，徐锡麟用手一指联裕，道：“你运气好，没死！”联裕被他一指，吓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去。徐锡麟也不用什么审讯了，便自己拿笔写供词说：“为排满事，蓄志十几年。多方筹划，为我汉人复仇，故杀死满人恩铭后，欲杀端方、铁良、良弼等满贼，别无他故，灭尽满人为宗”，落款是“光汉子徐锡麟”。
当毓朗等人问及其是够和同盟会的孙文有关系时，徐锡麟说：“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当晚，徐锡麟被凌迟处死，用的是最毒的酷刑，先击碎睾丸，再挖心剖肝，极为惨烈。
不过，虽然刺杀敌酋能够震慑敌人并对革命阵营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但是也有适得其反的，比如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琪。孚琪那天兴致勃勃的参观飞机试飞回来，坐着大轿回将军署的路上，一个中年汉子突然将将军大轿拦下，不等众护卫醒悟过来，已经是五声枪响，孚琪在轿中当场毙命。
温生才被捕后，两广总督张鸣岐讯问他与孚琪有何冤仇，温生才从容答道：“惟专制之厉，国仇之未报，特为同胞雪愤慨耳！”张鸣岐说：“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益？”温生才道：“杀一儆百，我愿已偿”。
张鸣岐无语。
随后，张鸣岐和水师提督便加强了广州的戒备。受此影响，黄兴等人本计划在后六天举行的广州起义被迫推迟。
当然，暗杀故事里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莫过于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无论是其过程还是结果，都是那样的出人意料。当时汪精卫作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被连续的起义失败而感到灰心丧气，而当年论辩中的手下败将梁启超也趁机嘲讽革命党领袖们，说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远距离革命家”本意是讽刺孙中山的，因为孙中山的确没有亲自参加过任何一场起义，他在当时的主要功能，似乎主要是利用自己的名气在世界各地筹款供革命之用。相对而言，黄兴更加实干，他多次亲临一线，后来在黄花岗起义中还被炸断两指。汪精卫当时也主要跟随孙中山在后方做组织工作，听到梁启超的讥讽后也是如芒在背，大为羞愧。
愤激之余，汪精卫认为非再有激烈之举，不足以毁败清廷的伪立宪，也不能昭雪立宪党人对革命党人的诬诟，并振起日渐消沉的革命士气。于是，他决定要去北京干一票大的，刺杀当今的准“皇上”：摄政王载沣。他要让梁启超这些人看看，革命领袖也不全是贪生怕死之徒。
但是，汪精卫的决定遭到了大家的一致反对。大家都认为，作为同盟会一个重要的领导干部，怎么可以去做这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傻事呢？这样岂不是太不合算。当时汪精卫和胡汉民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他听说汪精卫作了这个决定后，立即电令冯自由将汪精卫截留在香港。但冯自由也没有把汪精卫堵截住，最后汪精卫悄悄溜走，去日本招募志同道合者，策划暗杀之事。
随后，汪精卫找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四川人黄复生，另一个则是在后来的黄花岗起义中英勇战死的炸弹专家喻培伦。当然，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人，那便是汪精卫后来的老婆，南洋美女陈璧君。1910年3月，汪精卫等人到北京后，假装开了间“守真照相馆”，准备刺杀载沣、载洵和载涛三兄弟。当时载沣的醇王府在什刹海边上，载沣进宫上朝的路上有座甘水桥，汪精卫等人便决定在桥下埋设炸弹，待到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炸弹，将载沣炸死。不过，汪精卫等人毕竟不是职业刺客，没得经验也不够专业。他们去桥下埋炸弹的晚上，不巧被人发现，结果招来了巡警，虽然汪精卫等人得以脱身，但炸弹被巡警发现，此计划宣告失败。没过几天，大批警察便包围了“守真照相馆”，将汪精卫和黄复生一举抓获。
企图暗杀摄政王，而且行刺者竟是革命党高干汪精卫，这在当时可是件了不得的大案。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当时便亲自前来审问，令人吃惊的是，两个案犯竟然争着说自己是主谋，把全部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善耆听后颇为动容，放下朱笔，连称“义士”、“义士”。于是乎，最后的审判结果也是出乎意料。按理，这种罪大恶极的叛逆之事判个凌迟、株连九族也不为过，但善耆经请示载沣后，汪精卫和黄复生不过判了终身监禁而已。这样的结果，既保住了汪精卫和黄复生的性命，又为载沣和善耆赢得了“爱才”之名，这大概是清末暗杀事件中最皆大欢喜的一例。
当然，汪精卫不愧是有才之人，他在狱中写的几首诗也是脍炙人口，如这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不过，本应在狱中苦熬一世的汪精卫不但没能“引刀成一快”，相反，由于外面的革命形势也变化太快，汪精卫入狱不过一年半，武昌楼上一声炮响，清王朝随即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同样，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关键时刻，刚刚东山再起的袁世凯为了今后的发展，主动请求将汪精卫和黄复生保释，汪精卫也由此大红大紫，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不过，令人扼腕长叹的是，这位清末大英雄和革命元老在后来的抗战中居然投靠日本，做了头号大汉奸。世事无常，夫庸何言？
也许有人想，汪精卫当时要是死了，那该是一个多美好的传奇啊。
四、宪政的末路：国会大请愿与皇族内阁
按照1908年的筹备立宪路线图，清廷要进行九年的预备工作后方能召开国会，颁布宪法。但正如前文所说，一旦民众的力量被发动起来，其进程和结果便不是改革的设计者所能控制和预料的了。诚然，清廷在1909年和1910年设立了谘议局和资政院，但立宪派认为谘议局受制于督抚，而资政院为非驴非马之议会，因而大都希望能在两三年内便召开国会。1910年资政院在讨论“速开国会案”时，议员们全体赞成并起身欢呼，足以见其心情之迫切。
从1907年秋天起，各地立宪派便纷纷上书清廷，要求速开国会。而在1909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