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上述政治力量的崇高与活力，美国义不容辞地应对人类做出适当的贡献，这个贡献也是人类一个最大的希望之所在。一扇伟大的门正向我们打开，当然不用说我们也会遇到不少敌手。如果克服过时的情感、认识尚未理解的事实、进行不致因基于同盟或仲裁的允诺而牺牲良心的自觉的合作等对于作出上述贡献必不可少，我们应乐意付出一些代价。
我们对外从事这项事业的区域显而易见应是太平洋和东方。为此，我们应以一支强大的海军来确立我们在加勒比海的绝对优势。由于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以及我们和英国在涉及将来的重大问题上有着一致的利益，也由于英国基于我们双方的共同利益给予我们以支持，我们已无太多的理由担心其他国家会对加勒比海插手。这种情况对我国大为有利，不仅会促进我国的安全，也能减少我国用于必要的军事准备的开支。因此，我国的每位公民出于对国家的责任就需要考虑对英国持有过时的敌意是否适当；需要思考一下这些偏见所产生的历史时代是不是已经和哥伦布的航行一样已完全一去不复返了；或者，是否是本土化的过程将这些偏见很简单地从欧洲移植到了我国的土壤中。实际上，将来自国外的、和我们的利益或责任不相符的情绪嫁接到我国的政治之中并不是真正的本土化。
以对于共同利益和共同传统的一致理解为基础的英美关系所具备的潜力远不在于它们能缔结正式的同盟。相反，由于诸多原因，同盟并不是值得追求的。对于共同利益的认识还要求英国和美国对于其他政治体系固有的那些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本质上和自己相对立的东西明察秋毫。我们在亚洲会和这些体系发生遭遇甚至是冲突。对于英美利益一致性及另一方的政治方式和我们的对立性的认识十分重要，它决定着我们将如何进行海军上的准备；不过它也许也会令我担忧地严重影响到我四年前所提出的原则的运用。根据该原则可以决定我国的海军力量应处于怎样的规模。这个原则不应受影响，它如果如我认为的在四年前是正确的话，则在今天也不会有错。当然我无疑相信四年来我国政策已有很大发展，国际关系也有很大变化，所以该原则在新形势下的应用也必然会有不同的结果。就我们应采取的适当态度而言，我们今天必须抛弃来自最近的过去的成见，它由于离当前并不遥远，使我们不易找到恰如其分的感觉；我们该关注的是遥远的过去。制度的渊源以及蕴含于制度之中的国民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到谁与我们真正地休戚与共，从而才能使我们在瞬时将至的将来的行动能得到有益、正确的指导。
谈及当前形势下我们的必要准备，我们希望英国的天下无敌的海军能在可能的英美间合作和分工中起到重要作用，这对英国来说并不是一个不公平的负担，除非我们没有根据共同的利益在发展海洋方面尽到适当的努力，因为目标的共同意味着任何一方的力量大小都关系到对方的利益。对英国来说，它的海军对于国家安全、对于不列颠群岛、对于地域广泛的英帝国的完整必不可少。不管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如何，英国都必须一直保有强大的海军，而对与我国的财富多少至关重要的国内发展来说，这样一种力量则非迫切之需了。和英国相反，我们毋须担心与外部的交通会遭到打击而陷于瘫痪。我们单靠自己就能维护国内安全，在远方又不曾占据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土地。不过，由于政治局势促使我们两国必须合作以争取一个伟大的未来，为了双方以及世界的利益，任何一方都应为另一方力量的上升而高兴。所以，英国不应对我们吹毛求疵，而我们如果和英国相比，只能为实现共同目标贡献出一支规模不大的海军，并且必须把主要资源用于最终也会加强共同力量的国内发展，我们也用不着感到羞愧。
不过，考虑到英国因其责任的广泛不能给予我们无限的支持，我们的海军必须具有相当的力量。因此，考虑到在东方和加勒比海都存在着可能与我为敌的力量；考虑到由于濒临两大洋，我们必须在太平洋和大西洋都能够行使海上权力；考虑到未来的中美洲运河尽管可便利于我们的两支舰队之间的支援，但易于为武力或阴谋所阻断，我们必须有一支力量充足的海军。前面提到的关于我国海军规模的原则和其他国家并无多少关连，它只随英国和美国的地位的变化而变化，而这种地位的变化则取决于对于东方的变化和事态的认识。
还要强调另外一个关系着海军之强大的因素，我们通常十分忽略它以至于有理由认为它是最不受重视的。我们已经建造了不少舰船，并且将不少工艺成果应用于它们身上，这已由它们的速度、火力、装甲等等所体现。但是我们极少听见谈及我们的操纵各种各样机器的训练有素人员的严重缺乏。为弥补这个不仅实际而且巨大的缺陷，必须保持一支由服役人员和现役军官组成的常备力量。一百年以前，风帆就是船只的动力来源。枪炮简单而言就是铁管子而已，而商船水手俨然就是工程师，他们很容易就能学会如何使用枪炮；而大炮又是很少为商船所携带的。这样，实际上很容易就能为海军招募到大量足以敷用的人员，虽然一些痛苦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商业可能会因海军对其水手的大量吸纳而受损失。
但现在已不存在这种资源了。或许可以从商船业中找到一些人为海军操纵机器，但对于决定战事结果的枪炮使用来说，商船上的人就没有什么用处了，他们除了使舰只前进与后退，在战事的最关键时刻就做不了什么了。可以稳妥地讲，在战时，一只船上最多只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员是这类人。因此，要计算海军常备力量的大小，必须以战时情况为依据，估计每艘在役舰只应有多少固定人员。把所得的多个结果加在一起，其中的三分之二就是海军在和平时期的常备人员的数量。当战争来临时，另外的三分之一人员可从外征召。
随着我国力量的发展，为了更卓有成效地发挥作用，我们应考虑扩大我们的责任。简单地说，这个意见就是针对这样一个问题：鉴于太平洋和亚洲的重要性的明显加强，将维护南美洲顶端国家的独立、反对欧洲国家对它们的干涉都放在门罗主义的范围之内是否是一个明智或合理的立场？英帝国的地域广泛让英国人忙得几无喘息之机，可英帝国毕竟是英国人的帝国，而那些亚马孙河流域以南的和我们没有共同的血缘和传统的国家对我们又有什么自然的或政治上的意义呢？它们并无对我们的太大好感，这是众人皆知的。可能它们不太喜欢我们是因为我们宣布要干预欧洲对于它们的侵犯，它们在处于困境时无疑会欢迎我们的立场，但在平时则会对此感到羞辱和不安。当然，系于中美洲地峡的明显利益，我们不能容忍任何通过直接占领或间接影响以控制地峡范围内区域的行为，在今天尤甚。不过，由于美洲南端远离美国，我们对它予以政治关注实属浪费精力，就如这种关注也不投对方所好一样。而亚马孙河流域则和长江流域一样对我们有着大得多的实际意义，它的巨大商业价值令人一望可知。通过国际谅解，“门户开放”可以在这个地区卓有成效地确立起来，而我国人民也会将这个地区作为门罗主义所适用的地区与不再适用的地区之间一条宽广有效的纽带而加以重视。
1·美国向外看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美国的利益》＇ 1911
英国因其强大的海军和在我们的海岸附近握有坚固的据点，无疑是我国的可能敌国中最难以对付的一个。在这种情形下，和这个国家达成诚挚的谅解是我国一个最重要的对外利益所在
美国人关于他们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想法与政策正逐渐发生变化，这方面的种种迹象不难以找到。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就是为国内工业保持住国内市场，这成功地在各种投票活动中得到了肯定并规范了政府的航向。雇主们和工人都同样被引导着从这种观念出发来看待各种被提出的经济措施，对任何有利于外国生产者向他们自身领地渗透的步骤持敌视态度。在思想和目光在任何时候都被绝对地集中在某个方面的情形下，随之而来的结果必然就是在另一个四分之一世纪中遭到损失的危险和保持优势的前景被忽视了。尽管美国的丰富资源使它的出口额能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但这种令人得意的局面存在的原因更多地在于大自然对美国的极为丰富的馈赠而不是其他国家对于我们那被保护的制造业的特别要求。
在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内，美国的工业一直受到保护，以致于这种实践已化为了一个传统，落入了保守主义的窠臼之中。这些工业就像近代的铁甲舰，虽有着厚厚的装甲，但引擎和火炮低劣；能很好地进行防御，但攻击力薄弱。在美国内部，国内市场得到很好的保护，但在其外，在宽阔的大洋彼岸，还有着世界市场，只有通过生气勃勃的竞争才能进入和占有它们，而诉诸法令以求保护的习惯是不会增进竞争能力的。
不过，归根结底，美国人民的性情本质上和这种懒怠的态度并不匹配。不管对于保护主义有什么支持或反对的意见，完全可以预言的是，只要认识到了在国外获利的机会，美国的企业就会披荆斩棘以获取它们。从此说开去，一个非常值得欢迎的、有意义的事实是，一位著名的、颇有影响力的保护政策的鼓吹者，也是支持保护主义派别的一位领头人和对时代的特征和舆论的转变的一位敏锐观察者，已经转而支持了一种旨在调整关税以使美国的企业能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的政策。各种派别的人们都能够就布莱思先生在最近一次讲话中说出的下述言词达成共识：“对于象我们这么巨大的一个国家来说，只是生产仅供我们消费或食用的东西并不是一种让人渴望的上天安排。”面对着如此精明能干的知名人物的这些话语，即使近来的关税立法的极端之处也可以反映出正在发生的变化，并且使人想到了著名的大陆体系我们自己的安排和其相似。当初拿破仑竭力维持这一封闭体系，直至帝国的结构在重压之下崩溃。
在我们变化的态度之中，令人感兴趣的、有意义的特点是我们把目光转向外部而不仅仅投向内部，以谋求国家的福利。确认远方市场及其和我们巨大的生产能力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合乎逻辑地意味着对于将产品和市场联系起来的环节的承认，那就是运输。生产、市场和运输三者共同组成了给英国带来财富和光荣的海上权力的链条。另外，因为这三个环节中的两个航运和市场都存在于我们的疆界之外，我们承认它们的重要性就不能不对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予以注意，这和自给自足的简单观念有着天壤之别。对于这些道理，难道我们不是可以大谈特谈？不过，我们不会更深地认识这些道理，除非认识到美国的独特位置和东方和西方的古老世界相望，美国的海岸与大洋相濒临。不管这些大洋与哪条海岸相邻，它们对美国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
在我们的政策出现变化迹象的同时，世界也处于某种即使不是预示着危险，也具有深刻意义的动荡之中。我们不想为欧洲的内部事务劳神费力。即使欧洲出现动乱，其对我们的影响也只是部分的和间接的。可是，欧洲的海上强国并不只是一心一意地提防着它们的陆上对手，它们也怀有进行商业扩张、殖民和在远方加强影响的意愿。这将使它们而且已经使它们卷入与我们自己的冲撞之中，即使我们目前还没有推行放开手脚的政策。关于萨摩亚群岛的事件表面上看来不值一提，但清楚地反映出了欧洲国家的雄心。由此美国也开始从睡梦中醒来，意识到了与其未来密切相关的利益。当前，夏威夷群岛上的内部麻烦正愈演愈烈，不允许其他国家具有与美国同样的影响力应成为我们坚定的决心。在整个世界上，德国的商业和殖民推进正和其他国家发生碰撞，德国和西班牙在加罗林群岛问题上、和英国在新几内亚划分问题上的纠纷；最近德英两国关于在非洲的利益分配的谈判法国对此深具猜忌；萨摩亚事务；德国和美国围绕着西太平洋群岛的冲突；以及所谓的德国在中南美影响的扩大都是确凿证明。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关于德意志帝国的进攻性的、尚武的精神气质有着不同的意见，但德国的扩张被确切地认为更多地产生于德国的国民性格而不是其政府的有意识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