衔�6～8个星期就足够了。”“嗯，保卢斯，也许你说得没错，我们需要6～8个星期拿下苏联。”
严冬下的战役
德军内部的盲目乐观还体现在对于苏联冬天气候的严峻性估计不足。德军的装备情况在这种气候下显得极为悲惨，在入侵苏联的第一个冬天里，不但士兵们没有可以抵御严寒的冬装，就连发动机的润滑油以及武器上涂抹的润滑剂也冻结起来，失去了效用。在1941～1942年严冬，德军冻死、冻伤达133 620人。坦克部队在 251型半履带式装甲车的协助下，仍然是德军用来出奇制胜的利器，但大多数德军部队却以与1812年拿破仑大军进攻俄国时的同样速度向前推进，被马车、大炮以及战地厨房等装备拖住了后腿。在对苏联的进攻中，德军投入了75万匹战马。在执行“巴巴罗萨”计划的153个德军师中，有119个师仍在使用骡马等牲畜作为运输工具。
在炮兵团，许多马匹不但负责拖曳着德国优良的105毫米口径榴弹炮，还负责拉运在早期的战斗中缴获的各种枪炮武器，包括捷克制“斯科达”105毫米口径1935型火炮，以及法国制“施奈德”1936型火炮。苏联的炮兵装备不久后也将出现在德军的武器装备清单上，在这些装备中，有着备受好评、制作精良的122毫米榴弹炮，还有缴获的可以有效阻击苏军坦克（如－34和－1型坦克）的76．2毫米反坦克炮。这些武器后来被进一步改装，以适应德军军事装备的火炮，无论是牵引式还是自行式，都成为当时反坦克炮的典范。
第2章 寻求“生存空间”（3）
甚至连那些配备了卡车的机动师的士兵们也发现这些卡车中有好多是从法国军队手中缴获的，像标志5、雷诺汽车、标志以及雪铁龙45。而在法国的工厂里，为纳粹德军生产汽车的工作仍在继续，1942～1943年间，这里还生产了大型的 7－型列车，用于在苏联的铁路上运输货物。德国陆军甚至还将在1940年法国一战中缴获的英军战车投入使用。
虽然在物资分配中德军对这些战利品运用得极为合理，但是这同时也成为了德军后勤上的梦魇。这种在数量和种类上都繁多的车辆的备用配件不但难以获得而且难以运输。那些只有4×2驱动的汽车不但动力不够，而且其减震系统很容易被苏联境内满是车辙的道路所损坏，因此经常熄火，车上的士兵在陷入这种困境后不得不原地等待，直到汽车修好为止。1941年夏季，在农村地区，随着游击队对德军的袭扰活动愈演愈烈，德军士兵们不得不离开那些抛锚的汽车，转而乘坐救援勤务车脱身。“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掷弹兵旅在战役初期共投入了2 325辆机动车，其中240辆被敌军缴获，1 200多辆在战斗打响后不久便因为缺少备用零部件而抛锚。
相反，从1943年开始，苏联红军则从美国规模庞大的租借计划中获益匪浅，他们获得了大量美制卡车和吉普车。这项租借计划后来同样也进一步丰富了英军和法军的武器装备。美制卡车性能优良，不易抛锚，可以及时将苏军的物资和人员送往前线，使他们跟得上苏联装甲部队的推进步伐。
苏联的地形无论对于人员还是车辆来讲都是异常严峻和恶劣的。1941年3月20日，德国第4集团军司令官冯·克卢格将军指出，军事训练应该把重点放在磨练士兵的意志上，使他们更加坚强。他们要更加从容地应对不可避免的近战，并且克服那种对于夜战的反感情绪。在德军眼中，苏军士兵并没有被当成真正的对手，而是被描述成了在近战、夜战以及森林战中狂欢的“野孩子”。德军司令部的参谋们不得不腾出手来对付游击队的袭扰以及被德军快速作战所切断的红军零散部队的进攻。
从战争一开始，宣传连就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所拍摄的影像资料、照片以及撰写的报道在第一时间内向德国民众宣传了战争对于他们的意义，并向其报道了德军在东线胜利的消息以及发生在西欧占领区的新闻事件。
“政委清除”政策
1941年6月6日，随着希特勒的《驻苏部队行为指南》的颁布，普通德军士兵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这套指南的内容如下：
1． 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人民的终极敌人，德国斗争的矛头直指那些对德国而言充满了毁灭性的理论和主张，以及这种论调的忠实信徒。
2． 这场斗争要求我们采取残酷无情的、强有力的方式来对抗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者、游击队员、阴谋家、破坏者和犹太人；同时，这场斗争的严峻性要求我们必须消灭一切负隅顽抗的力量。
1941年6月6日，一项被称为“政委清除”的明确命令正式下达。这项命令强调：“苏联红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官员，包括政治委员在内，一旦俘虏必须处决。”这项命令的后面还附加了一段注释：“在对抗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我们千万不可掉以轻心，不可轻信敌军将会根据人道主义和国际法行事。红军中的政治官员在战争中对我们使用了极其残忍的手段，所以一旦俘虏了他们，必须让他们立刻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也正因为此，不论是在战斗中，还是在表现出任何形式的反抗的情况下，都必须将他们立即处死。希望大家遵照如下原则贯彻执行……一旦在战场上俘虏他们，应当立即将其与其他战俘隔离开来……而后立即处决。”
这项命令由凯特尔签署，得到了哈尔德将军和德国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元帅的认可。然而，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又发布了一道声明：陆军的主要任务是行军打仗，没有多余的时间去采取搜查或扫荡行动。未经允许，任何士兵不得擅自行动，必须严格服从上级指挥官的命令。
第2章 寻求“生存空间”（4）
在陆军内部，一些指挥官认为这项命令实在令人反感，甚至拒绝向下传达。他们对眼前的景象感到震惊，这一切都与军队的起码宗旨相违背。有一名指挥官在向自己的部下宣读这项命令时，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宣读完毕后，他提醒下属不要忘了《海牙公约》中关于陆地交战的条款以及如何对待战俘的规定。他最后总结道：“无论是谁虐待俘虏，并导致其伤亡，我都会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先生们，你们听明白了吗？”
第4炮兵团的克劳斯·冯·俾斯麦上尉决定不去杀害任何一名苏联政治委员，这是因为作为一名士兵和基督教徒，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国防军仅仅因为他人持有不同的世界观就可以轻易地将其杀害。
被放纵的罪恶
尽管一些军官对于对于“政委清除”的命令持保留态度，但实施杀戮行为的除了党卫军和特别行动队之外，还有一些普通士兵。《巴巴罗萨审判法令》规定：“如果德军对苏联公民实施犯罪，可以免于起诉。”事实上，东线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以一种残酷的方式进行的，而且随着战争的进展变得愈发血腥。无独有偶，这种野蛮暴行也在西线战场上得以体现。随着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德军便开始残害俘虏，屠杀平民，烧毁村庄。但是，据一些老兵回忆，德军在西线的罪行与其在苏联所犯下的暴行相比，只不过是九牛一毛。
1941年9月29～30日，大约3．3万名犹太人，包括女人和小孩，被德军带到基辅城外的娘子谷中，全部被保罗·布罗贝尔指挥的党卫军特别行动队支队残酷地枪杀。特别行动队还贴出海报，通知犹太居民去指定地点登记注册，以便搬到新的住所。通知还特别强调了他们要带着食品和基本的衣物。在娘子谷，他们被分批杀害，每批100人左右。据当年曾经执行屠杀任务的老兵回忆，犹太人很容易杀死，因为在行刑时，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但吉卜赛人却不是这样，面对死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非常惊恐、痛苦，不会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因此射中他们很不容易。一些人在乱枪扫射之下幸存下来，他们挣扎着爬出死于党卫军枪下的支离破碎、血肉模糊的尸体堆。一些儿童则被德军直接扔下了峡谷。
在东欧，党卫军特别行动队总共杀害了大约200万人。很多德军士兵带着自己的照相机进入苏联境内，成为“凶残的游客”，他们到处拍摄绞刑或枪决的快照，在许多恐怖、残忍的照片背景中都可以看到面露狰狞笑容的德国人的脸孔。在娘子谷，冯·龙德施泰特元帅为此专门下令，要求南方集团军群的所有士兵不得观看或拍摄党卫军行刑时的场景。
死亡同样也会以其他方式来临。在一项于1941年5月23日公布的关于充分利用苏联经济的文件中，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声称，作为整个计划的一部分，饥荒以及数百万苏联民众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有些德军士兵则为自己的所见所闻而痛苦不堪。炮兵罗伯特·鲁普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很少哭泣，因为当你身处这样一种环境中时，哭泣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等我再次回到你的身边自由地享受安宁与快乐时，我们真的有必要大哭一场，那时你才会真正理解你的丈夫。这里的情况不允许哭泣，即使呈现在你眼前的是极为悲惨的景象……一种源自人性的怜悯之心和一种挥之不去的罪恶感渐渐地让所有的人觉醒，一种深深的羞愧感在每个人的心中蔓延。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不值得享有被爱的权利。”1941年12月4日，鲁普在大雪纷飞中的卡希拉阵亡。
第3章 苏联的防御配置（1）
在战争初期，面对德军的迅猛攻势，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因为准备不足而措手不及。然而苏军在1941年迅速重整装备，投入了新型战斗机和诸如…1和…34等新型坦克。此后两年，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以及不断完善的战略战术，不仅使得苏联扭转了不利局面，而且逐渐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而在战争初期，正是由于斯大林迟迟不愿相信希特勒会单方面撕毁1939年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才使得苏联在人员和物资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1941年春，斯大林收到了许多有关德军正在苏联和波兰边境秘密集结的情报，但这些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斯大林坚信德国不会背弃《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因而并没有提高安全戒备等级。他也许不愿激怒那位德国元首，抑或坚信希特勒不会在其西部还有英国人困扰的情况下在东部再发动一场战争，因为对于任何人而言，同时在两线作战，往往是自取灭亡。
在斯大林不以为然的那些情报中，有许多是关于德国正在改建和扩建穿越东欧一直延伸到苏联边境的公路和铁路的情况，这就是所谓的“奥托工程”（“奥托”代表“东方”），该项工程始于1940年10月1日，竣工于1941年5月10日，实际上是在为发动对苏联的战争作准备。
苏联情报系统
在日本东京，一个名叫理查德·佐尔格的德国共产党员，同时也是苏军情报系统的间谍，在战争爆发前四个月的时候获得了有关“巴巴罗萨”计划的可靠情报，并通知了苏联有关部门。
在德国和德国占领区，一个名叫“红色唱诗班”的大型情报及抵抗组织早在1938年就开始向莫斯科输送情报。尽管这个组织在1939年苏德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时就已经表示不再与德国政府为难，它还是在德国突袭苏联前夕给了斯大林必要的警告。“红色唱诗班”在1941年德国对苏开战后重新活跃起来，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拥有大约100人的通过无线电向苏联传送情报的组织。
这一系列行动的幕后主使者是一位名叫利奥波德·特雷珀尔的波兰籍犹太人，他居住在比利时，负责跟那些与纳粹持不同政见的德国人进行联系。特雷珀尔曾化名吉尔伯特。“红色唱诗班”有几名最重要的联络员，譬如在柏林纳粹空军总部工作的哈罗·舒尔茨－博伊森，他的祖父是著名的冯·蒂尔皮茨海军上将。另外一名联络员叫阿维德·哈奈克，他是一位著名神学家的侄子，妻子米尔德里德是美国人。1942年8月，德国反间谍机关逮捕了46名“红色唱诗班”无线电发报员，缴获了他们的设备。这些设备紧接着被纳粹党卫军特别行动队用来向苏联发送虚假情报。“红色唱诗班”的成员遭到严刑拷打，所有人最后都被德军吊死在柏林的监狱，而米尔德里德·哈奈克和其他妇女成员则被送上了断头台。特雷珀尔在法国被捕，在经受了几轮审讯后，他成功地逃脱了纳粹的魔掌。他在获得自由后飞往莫斯科，可就在这里，他被控与抓捕他的德国反间谍机关私通而再次被捕。在经过了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