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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者大悦个什么，
南榕来，一起午餐，我自告奋勇，要为他们写一篇“孙中山反对双十国庆”。傍晚永丰来，清玉、雨静来，一起晚餐。后与永丰在植物园散步，植物园本来是很具规模的，但被国民党的一些机构东挖一块西挖一块，变得割裂了。再与永丰去直潭看夜钓，我说我真想不通钓鱼有什么意义，这些人白天钓鱼还没完，半夜三更为鱼风露立中宵，真不可思议。永丰说，钓鱼的人对你写作的想法也是一样。有人认为你李敖如果爱钱，你早就腰缠万贯，可是你却志不在钱，有人就觉得不可思议。（一九八四年十月十日）
要加三级
阿财、伯伦清午饭，谈到（前进）人士早就承诺说新中盘筹备好就将（前进）交由发行，不料筹备好了，（前进）人士今早却言而无信，阿财颇为伤感。我说这不该怪（前进）人士，该怪你相信（前进）人土，这种人已沦为小政客，小政客是不可信的，他们随时会动摇，我从不相信小政客，他们是伪善的，对李敖忘恩负义、过河拆桥，就是一个例子。
从下午到晚上，世界大厦的女士为不敢面对所谓左派骚扰，一再电话对我说不明大义的抱怨话。我只好说，你既无勇气又伪善，以后不要打电话来了。
可见不可信的，还不止小政客呢！
我生平痛恨混蛋和伪善，一些乍看起来奇才异能之土，似乎颇有清气一番，可是真相大白之后，这种人的混蛋度与伪善度，其实比别人还要加三级。（愚人船）（Ship of Fools）中写貌似上智者实为下愚，领教了这个愚人岛上的光怪陆离，我对他们的来来去去，真是一点也不以为异了。（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九日）
国民党又造谣了！
国民党传播媒体又造谣。今天（大华晚报）登出“吴勉之世纪大骗徒，日前已遭警方逮捕”的专栏报导，其中有一段说：
另有一说指出，吴勉之与李翰样关系密切，和李敖也有过深入交往，李敖出版的书籍流入境外市场，吴勉之居功甚高，如果此说不假，那么，吴勉之除了是一名伎俩高超的大骗徒以小是否还具备了其他身分？这点就很耐人寻味了。这全是造谣。我只在李翰样办公室见过吴勉之一面，一句话也没说过，毫无交往，更何来“深入交往”？我的书“流入境外市场”，更与李翰祥、吴勉之无关，而是毕丽娜（费翔妈妈）等不领台湾身分证的人仗义帮的忙。马星野最近口口声声“造谣为记者大忌”，不知祸起国民党自己墙头，又做何感想也！（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谁追国民党？
方豪神父告诉我说，在国民党兵败山倒四处逃亡之际，他在厦门（中央日报）看到有标题是：“我军一撤干里，匪军追赶不及。”我传出这一名句，它就流传至今。一个老兵告诉我：他们剿匪多年，可是从来都是被自己人追着逃，从没被共产党追着逃。其实共产党还没来，国民党就先逃了。（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八日）
注意可行性与大众性
人类的种种问题，其实岂止诡辩家们、蛋头们所吵闹的一面？在这一面外，还有许多面。有的是侧面、有的是斜面、有的是什么什么面……但我认为人类种种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应该有一个大公道大轨迹（人民眼睛也、时代潮流也）可寻，这个大公道大轨迹，应该是可行的、大众的，这种可行性和大众性，应该在智者的影响下，变得愈来愈合乎正义。这就是说，可行性和大众性的情形常常是一种现状，现状并不一定好，也并不一定对，这就需要智者点化，改变大众的看法，达到新的可行性和大众性。 探讨人类的种种问题，要想有结论，必须避免过分的不切实际的辩难与问难，尤其要避免诡辩家们、蛋头们的毛病。要问的是结论是不是达成了可行性和大众性，而不是问是不是理论性和学术性。
走辩难问难路子的人，他有足够的理论和学术去纸上谈兵，可是他这一套，除了七嘴八舌徒乱人意以外，于事实无补，既无可行性，又没有大众性，说得严重点，是自乱阵脚；说得轻松点，是下军棋游戏。今天我们需要的是能打仗的，而不是能谈兵的。（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八日）
没有大忏悔，只有大遮盖 陶百川、徐复观这些帮国民党做恶的杂碎，他们做恶后到了台湾，偷洗血手，冒充清流，这一自我清洗的小动作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素来清白的党外人士却还帮他们清洗，反而奉他们为清流，这就不可以理解了。事实上，这种人首先该做的，是公开的、诚意的向我们大忏悔，以示诚意。但他们没有大仟侮，只有大遮盖。这种态度，是最没有诚意的态度，反证了他们只是欺骗我们罢了。王维的诗说：“遥爱云水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转，偶与前山通。”他们毕竟是与前山通的国民党啊，跟我们总是路不同的！（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三百六十的数字现 田汝成（游览志余）说：“杭州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所谓“三百六十”，在中国文献中，从（礼记）开始，常常运用。（淮南子）中有“三百六十节”；苏城诗中有“三百六十寺”；施肩吾诗中有“三百六十日”……这种描写方法，不外是表示数目很多。用三百六十来称呼各行各业，是明朝开始的。事实当然不是三百六十行，也不止三百六十行。（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开饭的社会
二月二十四日中视午间新闻中有李登辉谈话，他把‘开放的社会”念成“开饭的社会”，这个笨东西，连话都说不清楚。不过，他把“开放”念成“开饭”，倒也歪打正着呢！国民党统治台湾，不能“开放”，却能“开饭”人人有得吃或勉强有得吃，才形成一片顺民的世界。设若没饭吃，大家蜒而走险矣，纵有“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等“五大信念”，又有何用哉？人人有饭吃，则随你“信念”五大十大一百大耳！（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批蒋通电出土
十二月号（传记文学）有“南北混战此起彼落”一文，中引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宋哲元等通电，全文说：
南京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中央党部、政治会议。国民政府各院部司、各省府省党部、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总司令、各总指挥、军师旅长、全国革命同志鉴：顷上阎冯两总司令蒸子电，文曰：五台总司今阎，总司令冯钧鉴：佳（九日）午电计登签掌。窃以国事败坏至于今日，可谓亟吴。自去岁北伐完成，蒋介石柄政以来，暴乱之迹，耀发难数，敢为钧座痛哭陈之。国民政府乃在党治运用之下，为国民公有之政府，非任何人所得而私。自蒋氏继任主席，滥用威权，包办三全大会，党成一人之党，中央成一人之中央。假中央集权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总理遗训，天下为公，而蒋氏实以天下为私。此其一。革命政府，廉洁为先，新兴之国，纲纪最重。自蒋主中枢，政以贿成，政府要员及财政官吏，非其私人，即其妻党，狐鼠凭陵，秽闻昭彰。贪污之风，实甚于囊昔北京政府。以致开国正气，竟被蒋氏一手破坏无余。此其二。连岁水旱成灾，遍及全国，仅西北各省区灾民，数近二千万，哀鸿遍野，奄奄待毙。至于革命袍泽，百战余生，常累十余月不发一怕。死者无抚恤，伤者无医药，生者无衣食。而蒋氏及其左右私党，骄奢淫逸，自享帝王之卓。军民交瘁，漠不关心。自蒋到南京，不足三年，前后发行公债总数四万万二千万元，财政既不公开，叩其用途，茫然无以为答。据闻蒋氏用总司令名义，支用特别费，每月百余万元。凡此黑暗贪污，即榨取民脂民膏民血。所谓革命期间之担负，将不知蒋氏何以自解。此其三。谋国之道，主公主诚，蒋氏狡悍阴鸳，毫无政治道德。权术自婚，诡谋百出。企图摒除革命元勋，消灭革命武力，以恣行其帝王专制之淫威。我久共患难同生死之武装同志，或堕其术中，兄弟骨肉自相残杀。今年湘、鄂、粤、桂、川、滇、黔等省，战祸连县，蒋民一人实为之偏。此其四。裁兵为救国切要之囹，编遣会议乃谋兵之实施。凡属施泽，莫不拥护。而蒋氏主持其事，竞不以丝毫诚意。假编遣为名，一面令人竭力减缩，而自己大加招募。两度会议，皆属欺骗阴谋。近更向德国大购军械，暗扩军额。外标和平统一之名，阴行武力吞并之实。此其五。蒋氏自知多行不义，为国人所不谅，乃更异想天开，学拿破仑三世之所为，利用外交问题，转移国人目标。济案屈辱失败，姑不具论。此次中东路事件，发生逾月，和平交涉，既无把握，武力抵抗，更不准备。坐令俄兵出没边境，焚烧城池，边民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财产损失，以数万万计。丧权辱国，薄海痛心。此其六。上举六端，仅其牵羊大者。其他罪恶，更仆难数。伏念前者阎公斡旋和平，敞展高位，电约焕公放洋，立释兵柄，应约渡河。两总司令相忍为国，维护和平统一苦心，可谓至矣。顾仍不足稍遏蒋氏野心于万一。蒋近以发行七千万编遣公债，军费有着，遂又大举兴兵，削除异己。鄂西张发奎同志所部、皖中方振武同志所部、广西俞作拍同志所部，皆努力革命，卓著勋劳，于国有功，于蒋何负，乃必欲消灭之而后快。似此倒行逆施，变本加厉，党不成党，国不成国。长此以往，必将以数十万武装同志生命所换来之革命成绩，及全国家全民族生存之命运，供蒋氏一己之牺牲。蒋氏不去，中国必亡。哲元等服膺三民主义，矢志革命，誓不与独夫共存。谨率四十万武装同志，即日出发。为国杀贼，百死不恤。伏析两总司令以大义为重，私交为轻，迅定救国至计，颁授机宜，以资遵循。临电不胜过劫待命之至。总指挥宋哲元、刘郁芬、利、良诚、石敬亭、庞炳勋、孙连仲、张维经、刘汝明、梁冠英、程心胆、魏风楼、张凌云、田金凯、马鸿宾、吉鸿昌、冯治安。赵席聘、陈敏耀、门致中、郑大章等率全军官兵同叩燕（十日）印。
这一通电的事，在（蒋总统秘录）第七册中记其原委说：“国庆节的十月十日，宋哲元、石敬亭等二十七人联名通电反抗中央，反对编遣国军；此时，他们的首领冯玉祥还闲居在山西省的五台阎锡山处，当然他和这些作乱的部属是有着联系的。……国民政府立即于十一日下令将宋、石等人免职拿办，并决定武力讨伐的方针。”这一通电，（传记文学）中除了有“对蒋先生肆意低毁，措词极为激越。我们现在读了那篇电文，犹不禁痛愤其狂悖无状”等三十四个字评论外，通电全文，一律照登，设想如果党外刊物这样登了，非给查禁并戴上低毁元首大帽子不可矣！国民党查禁与戴帽的漫无标准，由此可见一斑。（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下跪得太早了一点
王晓波去年写信给洪金立，就外界盛传陈鼓应在警备总部的软骨行为，有所辩解，他说：
一九七三年，陈鼓应和我，还有几个台大学生被警总约谈，由问振兴校长保释出来。后传出陈鼓应在警总跪地求饶之说，故有青年以鄙夷的口气问我此事是否确实。在警总，我和陈鼓应是隔离审讯的，彼此情况根本不知道。故我只得反问那位青年：“你喜欢跟人下跪吗？如果你不喜欢，陈鼓应会喜欢吗？如果陈鼓在果真跪地求饶，那一定有他不能承受的心理和生理的压力，我们应该同情被压迫者，还是应该同情压迫人的人？”这一辩解，很令我们开眼界。只是陈鼓应他们只不过在警总待了一夜，就放出来了，这么短的时间里就传出这种事，似乎跪地求饶得太早了些、似乎太没种了一点。听说他们有人在进门前就高举双手，大喊：“别打我，你们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这种人，其种在水平以下，实开警总人犯洋相之新纪录。我们当然“应该同情被压迫者”，但是他们实在也该像样的撑一撑吧？（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李敖研究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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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敖 札 记 （一）
古语今用更真实
“不战而屈人之兵”也、“决胜于千里之外”也，都是古话而有现代新义者。在按钮战争时代，胜负之间，这些话用于现代，比用于古代更真实。（一九八五年一月四日）
国民党谄洋鬼而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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