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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圣经》还是上帝与人订立的契约。这契约是上帝起草的，由《旧约》中的众先知或《新约》中的上帝之子耶稣向人们宣布的。《旧约·出埃及记》写到，上帝对以色列先知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我要把石板和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于是摩西造了一个精致的包金约柜，用来保存这些诫律。这正是《新旧约》名称的来历。
在两本约书中，最著名的契约是《旧约》中的摩西十诫和《新约》中耶稣所作的登山宝训。以摩西十诫为例，它对以色列人宣布：除耶和华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像各种异教那样）雕刻上帝的偶像；不可妄称上帝的名字；不可在上帝的休息日（礼拜日）工作；必须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伪证害人；不可侵犯贪恋别人的财产。
不用说，所谓契约都是上帝对人类提出的宗教和道德命令，它们规定了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如果人们遵守这些命令，他们就有福了，可以得到永恒的快乐，反之，一旦人类违反这些规定，《旧约》中的上帝就会发动洪水或降下天火硫磺来扫荡这些败坏了世界的生物。《新约》中的耶稣稍微仁慈一些，他说：咱们一千年以后再见，那时我将进行末日审判。显然，上帝在这里充当了一切人类历史和道德价值的制定者和裁判者。上帝是造物主，又是一切生活准则的制定者和裁判者。从能力上说，他能做任何事情，所以是全知全能的；从道义上说，他可以做任何事情，所以是超出一切善恶规范之上的。反之，人不是全能的，有许多事情他没有能力去做。此外，人是受道德命令约束的，所以即使那些能做的事也有可做与不可做的分别，这就是《圣经》这部宗教福音书的真谛。人类因为有大量不能做的事，所以崇拜上帝；又因为有大量不可做的事，所以顺从上帝。这就是宗教存在的原因。
不过，人从一开始就不是上帝的驯服造物，他对上帝的反叛是从违反不可做的诫律开始的。在《圣经》关于可做或不可做的所有道德命令之上，有一个第一戒律：人不可偷吃伊甸园中的分别善恶之果或智慧果。敏感而嫉妒的上帝知道，人一旦偷吃了这个果实，就可能变得智慧起来，最终将与上帝平起平坐。所以，当亚当和夏娃在蛇的诱惑下偷食智慧果后，上帝便对夏娃宣布：我一定要多多增加你生育子女的痛苦。同时又对亚当说：从今以后，你必须终身劳苦，才能从地上得到吃的，你必须汗流满面方能糊口。尽管两千年来的基督教一直把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当做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犯罪——即原罪，但不少近代人类思想家却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德国现代心理分析思想家埃里希·弗洛姆曾经说过：
人类历史开始于一次不服从行为，……这种不服从行为使亚当和夏娃获得了自由。
所谓'原罪'，远非人的堕落，它是人类历史的开端。有意思的是，在古希腊神话中也有这么一个不服从的英雄，这就是普罗米修斯。弗洛姆说：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火给人类，奠定了人类进步的基础。没有他的这桩'罪恶'，就不会有人类历史。同亚当和夏娃一样，他也因为'不服从'受到惩罚。但他并不后悔，也不请求宽恕。他说：'我宁愿被锁在岩石下，也不愿成为神的仆从。尽管《圣经》中的上帝用痛苦的生活来惩罚人类，但他全然没有想到，人既然因为违反不可做的第一诫律而获得了自由和智慧，所以就能不断突破不能做的界限。这样，他决不会安于上帝强加给他的痛苦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和智慧就是人类为摆脱痛苦命运而找到的另一部《圣经》。在古希腊时代，最高的知识就是哲学——这个词的本意正是爱智慧或爱知识。现代电脑和网络直接受惠于以数学和数理逻辑为核心的知识，这种知识的主要源头在古希腊。柏拉图曾对数学和几何学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数学代表着纯粹理性的阳光，它可以使我们纠正许多感觉错误。伯特兰·罗素就此写到：数学是永恒和精确真理的基石，也是超感官的概念世界的主要支柱。……所有的理性推断都可以得出理想化的结论，它们与我们对事物的感觉总有差异。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思想比感觉更高贵，思想的对象总是比可感觉事物更真实。在古希腊时代，几乎所有自然科学和知识理论都体现着对数学的迷恋。当亚里士多德提出著名的实践原则之后，这种对数学的迷恋就不再局限于对世界的解释，它日益变成一种用数学和逻辑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改造世界乃至设计和创造世界的强大力量。在漫长的中世纪结束以后，各门近代自然科学充分发展起来，它们都具有精确的数学和逻辑框架，并且都能迅速地转化为实用性技术。所以17世纪英国思想家培根宣称：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可以不断积累、继承并加速发展，它的本性就是扩张。
随着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人们日益感到，科技不仅可以使我们从繁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彻底解脱出来，而且简直可以使我们无所不能。没有什么是他不能做的，这已经不再是上帝的唯一荣耀，现代科技专家已经在上帝的餐桌旁就座，他们要分享造物主的乐趣。有意思的是，现代科技专家只想扮演造物主的角色，他们对上帝作为人类道德制定者和裁判者的职能并不感兴趣。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中，一个小女孩就是这样回忆自己的父亲的：有一次她问父亲是否信上帝，他回答说：'我相信造物主的电脑。'孩子之所以记住这个回答是因为它很奇特。
'电脑'这个词很奇特，还有'造物主'，父亲从来不说'上帝'，总是说'造物主'，仿佛他想把上帝的重要性仅仅局限于他的工程活动。把上帝理解为一个工程学家，这就使当代科技专家获得了像上帝一样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把上帝仅仅理解为工程学家，这就使现代科技成为一种单纯使生活和世界迅速旋转起来的力量，至于人在这种旋涡中有什么感觉，这种飞速变化对人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不是一个科技问题。现代科技专家只充当了半个上帝，他们那本科技《圣经》只承袭了《新旧约全书》的一半内容：即如何像全知全能的上帝那样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工程或奇迹。而那本古老《圣经》的另一半，那与人的文化历史遗产、生活意义、生存目标和价值有关的另一半，反倒成了与现代生活无关的、陈旧的东西。套句中国古话，我们可以说现代科技是以半部《圣经》治天下。
〃能做〃与〃可做〃的冲突
能做指的是人的创造力。对于当代科学技术来说，能做的标志就是制造，能做的限制仅仅是时间——现在不能做的，将来或许就能做到。
本书前言提到，现代高科技实验室（Fab ——实验室工厂）是一个重要象征。
对普通人来说，那不仅是一个破译自然之谜的地方，也是个制造新的秘密或奇迹的所在。
在汉语中，秘密一词还有另一种说法，即神秘。秘密似乎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暂时不知道的东西。当一个谜底被破译之后，人们通常会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这说明，普通秘密的谜底可能是人们很熟悉的事情。
小说《金银岛》或《基度山伯爵》都描写了人们根据藏宝图来寻觅宝藏的故事。藏宝图上的一系列符号就是秘密，作品中的人物一旦参透了它的意思就顺理成章地找到了宝藏。这里没有什么费解的东西。
而神秘则不同，它听起来就很玄乎，即使有人破译了它，那谜底仍然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确，神秘的神字不是令人想起那装在上帝口袋里的秘密吗？天文学家宣称，他们用哈勃太空望远镜发现了位于150（150亿）光年（每一光年大约等于10Kg，即10亿亿公里）以外的星云。这无疑是个发现，但你对宇宙的神秘感丝毫不会因为这个发现而减少。尤其是当你听说人类接受到的信号是150亿年以前从那个星云发射出来的，该星云今天或许已经不存在了，你就更感到不可思议。
同样，生物工程专家说，他们可以把一个胚胎细胞分割成8份，并用比头发丝细得多的吸管进行细胞核移植，从而发展出无性繁殖技术，你也一定会觉得这比传统微刻艺术更难以想象。说到电脑，我们现在都知道，一块可以握在手心里的芯片可以容纳几百万个晶体管，即使你把这芯片拿在手里，也想象不出那些晶体管怎么会小到这个地步，它们是怎么嵌入在方寸之间的芯片上的！或许为了让我们更加惊异，比尔·盖茨还告诉我们，在正在研制的弹道晶体管中，晶体管的一次开关时间可以缩短到1秒的1/100（100万亿）！将来一个拳头大的电脑可以容纳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全部藏书！到这时候，你会觉得，我们离神话并不遥远，我们使用的每一件高科技产品都是这样一种奇迹。
现代高科技是以进入感官难以企及的神秘领域为发展起点的，而普通人却仍然生活在自己的感官世界中，因此，当科学突破到感官以外的超微观或超宏观领域中时，一切活动当然就染上了天方夜谈般的神话色彩。同样，由于现代技术已经能在分子水平上制造产品，所以一切产品也自然成为名副其实的奇迹了。一次我问一位同事：天文学家整日与150亿光年以外的星云打交道，他们看到的星球或者是一个液氮星体，或者是吞噬一切的黑洞（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7个黑洞），这一切他们怎么承受得了，他们怎么不会发疯？这位同事笑嘻嘻地回答：他们本来都是疯子。这是一个没有恶意的玩笑，它说明现代科学已经发展到高处不胜寒的地步。由于科技的创造力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人们对它崇拜一下似乎无可厚非，这种崇拜包含着人对自己创造力的赞叹、欣赏——毕竟连上帝也没有创造出如此精致、如此美伦美幻的世界！更何况所谓上帝本身就是一个虚幻的想象物。
不过，随着科学技术能做的事越来越多，传统《圣经》中关于可做与不可做的问题又凸现了出来：你不可过于迷恋自己的技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你不可过于崇拜自己的创造力。这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各界评价科技成就时最热门的话题。
人们好像开始为自己最引以为自豪的创造力感到不安了。他们由此回想起一个古老的格言：凡事都能做，并非都有益！就网络而言，它尚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焦虑。因为到目前为止，网络除了给人带来方便，并不包含什么潜在的威胁。即使有人说，互联网可以成为发达国家对我们进行文化渗透的工具，但包括我在内的普通用户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在于与网络有关的神话和狂想，尤其是当这种神话与人工智能的前景联系起来以后，我们多少会觉得网络的发展似乎意味着人类正在过时。当有记者问尼葛洛庞蒂，计算机是否将变得比人优越时，这位一向快人快语的科学家竟闪烁其词地回答说：我的同事会说这是对的。就智慧而言，我们将是一种比较次要的生命形式，机器能够比我们更有智慧，但只要机器没有自己的意志，那可能并不是一件糟糕的事。
我们将是比较次要的一种生命形式，这是什么意思？那可能并不是一件糟糕的事，这话又是什么意思？作为一个在全球不遗余力地推行数字化革命的当代信息传教士，尼葛洛庞蒂在描述比特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好处时向来不吝笔墨，但在涉及信息技术与人类命运这个至关重要的话题时竟如此含含糊糊，这在许多科技专家那里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
我猜想尼葛洛庞蒂一定暗暗同情人类过时论的观点。他提到的我的同事肯定包括现代人工智能理论的奠基者——马文·明斯基，因为这位主张赋予机器以意志和智慧的专家就在尼氏的媒体实验室中工作。当然，与飞速发展的电脑和网络技术相比，目前人工智能研究的进展毕竟十分缓慢。许多批评人工智能理想的作家甚至以一种庆幸的口吻来谈论这种缓慢。我知道，他们之所以幸灾乐祸，是因为不愿意让机器人尽快地取代人。毫无疑问，要想制造出一个比人更有智慧或更具有决断力的机器人，在技术上是有很大难度的。因此，人们为人工智能的后果担忧似乎还为时过早。然而在另一个领域中，遗传工程技术专家却走了一条捷径，他们直接研究生命本身！提到信息技术，许多读者通常想到的只是电脑、网络、比特或人工智能，孰不知生物工程也是当代信息技术的重要领域之一，它与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