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候将其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部革命任务。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和区别，才能正确领导中国革命。
1940年下半年，毛泽东根据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和当时的形势，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作了重要修改，这些修改又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一些观点作了重要的发展。
当时干部教育教材来源：一是翻译苏联的书；二是自己编写，最早编了一本教材题为《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后来由毛泽东主持，几个同志合作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本书一共计划写三章，第一章《中国社会》，是由其他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写的。第三章《党的建设》，由李维汉等一些同志分头起草。
李维汉起草第三章中的两节，他把这两节的草稿送毛主席审读。第一节里说到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李维汉说好比鱼和水的关系。毛泽东看到此处，作了一句顶批：“水可以没有鱼，鱼不能没有水”，进一步阐明党绝对不能脱离群众的深刻道理。李维汉知道后，很受教育和启发，以后他在讲课时多次讲到毛泽东的这条批语。第三章的第二节是写民主集中制。后来，因情况变化写作中止了，第三章未完全写完，所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只有两章。
1939年12月，诗人刘御给毛泽东写信，说“您在六届六次会上所倡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虽然是针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与宣传而提出的，但我觉得，在文艺创作上也完全适用。我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而在诗歌创作中进行尝试的，不知道我这样的看法和做法是否得当。”为了便于毛泽东了解情况，刘御还把他当时写的诗寄给毛泽东看。
12月，毛泽东很快写来回信，说：信和习作均收到，迟复为歉。你的努力，很好很对。优秀的民族，大抵是千百年来群众的集体创作。多中要有些好的。诗歌以押韵为宜，无韵的诗歌，难于行运。抗战是大同，形式上风格上的差别是小异，凡小异而大同者均应兼容并包。
1939年12月3日，阎锡山部在永和附近袭击决死队第二纵队，破坏永和、石楼等地抗日民主政权及“牺盟会”等抗日群众团体，杀害洪洞县、蒲县县长及位于隰县的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制造了晋西事变。
12月6日，毛泽东同王稼祥就晋西事变和我们的方针，急电朱德、左权、彭德怀、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等，指出：“晋西南阎部新旧两军已发生严重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反新军反抗日的武装叛变可能在晋西南、晋西北再扩大化。”我们的方针是：“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刻警惕，准备坚决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口号，但不要反对阎”。“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八路本身严加警戒，以防意外，并应给新军以鼓励、掩护和支持”。“晋西北晋西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绝不能放弃”。
12月9日，为防止和对付晋西北武装冲突，毛泽东在给贺龙、关向应、李井泉的电报中提出要加强晋西北的政治领导，调李井泉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统一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
同一天，毛泽东同王稼祥再致电八路军总部、第120师、第129师、晋西独立支队等，补充说明对晋西事变的估计和我们的方针。电报指出：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其目的在向我们示威，取得我们让步，以便他能确实掌握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压倒新派和我们的力量，以准备实行投降时的比较有利阵地。但目前阎本人对实行投降与公开反共，似尚未下最后决心。整个说来，现时局是布置投降的时期，未至实行投降的时期。电报强调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之枢纽，必须掌握在抗战派手里。我们的方针是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应利用阎尚未下最后投降决心时机和旧派之间的矛盾。要估计新军可能打些败仗，发生叛变，并要准备打些败仗与一部分叛变。新军中、政权中、牺盟中的统一与决心第一要紧，一切真正不稳分子，必须开除出去。
在晋西事变发生的同时，阎部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采取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等手段，阴谋策动决死队第四纵队中部分反动军官发动叛乱。为此，决死队第四纵队在组织上采取果断措施，于12月13日，逮捕了阴谋暴乱的军官，从而粉碎了赵承绶破坏新军的阴谋。12月12日，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中共晋西北区委书记赵林，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彭绍辉、政委罗贵波等，指出：“你们对巩固四纵队的方针是根本妥当的，望坚决执行之”。“如果你们能够不失时机而方法又很恰当又很适宜地去巩固四纵队，则晋西北阵地就基本上巩固了，最好是能避免武装冲突，又能巩固四纵队”。电报还指示要经常与决死队第四纵队政委雷任民、新军暂编第一师师长续范亭联系。他们办法较多，要同他们多商量、讨论。要使雷任民能够直接指挥四纵队，号召四纵队的党员及新派团结在雷任民的周围，没有领导中心是不能胜利的。
12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次的冲突，是新旧两派斗争的生死决斗问题，须严重注意，但不是短期能解决的。国民党自六中全会以后以军事反共为主了，与过去以政治溶共为主不同。我们对付的方针是反磨擦，但方法要灵活。现在新军虽然打了两次胜仗，但局面还很严重，要准备长期斗争。我们要提倡坚决顽强性。我们对陕甘宁边区须采取坚决争取的方针，一尺一寸也不放松。有磨擦也可以教育我们，实际上使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1938年3月底，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的窑洞里会见了加拿大胸外科专家白求恩大夫。4月，白求恩东渡黄河，前往晋察冀边区。他带着战地医疗队转战多个战场，冒着枪林弹雨，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抢救了成千上万的伤病员，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医疗战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白求恩在前线，曾多次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他的工作情况，对医疗工作提出不少建议。毛泽东也非常关心白求恩的工作和生活。毛泽东在给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司令员的电报中指示：“请每月付白求恩一百元。白求恩报告称松岩口医院建设需款。请令该院照其计划执行。同意任白求恩为军区卫生顾问。对其意见、能力完全信任。一切请视伤员需要斟酌办理。”白求恩很感谢毛泽东对他的关心，他在复电中说：“我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等一切均已供给。该款若系由加拿大或美国汇给我私人的，请留作烟草费，专供伤员购买烟叶及纸烟之用。……”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医治伤员时被感染，在河北定县不幸逝世。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怀着崇敬的心情，想念着毛泽东。他握着周围同志的手说：“请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给我的帮助。我相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
毛泽东得知白求恩牺牲的消息后，非常悲痛。12月1日为延安各界追悼白求恩的大会，亲笔写了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12月21日，毛泽东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于1940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撰写《学习白求恩》一文（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目改为《纪念白求恩》），高度赞扬了白求恩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向他学习。毛泽东指出：“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抗日将领、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于1939年冬离重庆返回防地。途经甘泉时，马占山下车打猎，不料猎枪炸裂，伤了左手指，拇指炸飞，中指折断，血流如注。随从急忙把不省人事的马占山送往延安医院急救。延安立即组织抢救，使马占山安全脱险。毛泽东知道了立即前去看望，他对马占山说：我看你伤势很重，大夫医药，延安完全给你想办法，不会误了你的伤。接着又风趣地说：过几天你就回榆林吧，你是世界知名人士，万一死在延安，蒋介石会大作文章，给我带来洗不掉的污点。马占山也笑着说：不要紧，我死不了。毛泽东说：日本侵略军必定以失败告终。不过伪满地区还有其精锐部队，免不了要负隅顽抗，未来收复东北，要你搭个过渡桥。说到目前的投降危机，马占山说，投降很困难，但中国没有武装民众不能决定问题。
12月22日，毛泽东设宴欢迎马占山到延安。宴会后，毛泽东陪同马占山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在晚会上毛泽东说：今天开会欢迎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马占山将军。中国古代社会即是欢迎有始有终的人，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半途而废的人不被人所欢迎。抗日是一件大事，要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现在有些投降派，半途而废，他们是虎头蛇尾。我们要和马将军一道，和全国抗战的人一道，抗战到底。
马占山在延安住了两周多，伤势见好，已能活动，就在延安几位医生护士的护送下返回榆林。事后，马占山向毛泽东等写了表示感谢的信。
1941年9月，马占山的新兵队开入八路军防地，八路军误以为胡宗南部队进攻了，就包围缴了新兵先头部队约700人的枪。不久，毛泽东致电马占山表示歉意，大意是纯系误会，希即派员来接。马占山派人将新兵全部接回，枪支弹药完整无损。毛泽东还特地送了七八斤延安土产糖带给马占山。马占山复电毛泽东说：接兵部队已如期安全到达陕北防地哈拉寨，承你赐赠糖果和新兵过延安时期有劳关怀之处，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顺祝你健康愉快。
1939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新中华报》上发表向该报记者驳斥国民党军某战区司令长官部通报所散布的谣言。该通报称：“据报，毛泽东已由新疆返延安，在本月五日向其所属各负责人报告，李立三率领七百三十人，内有俄人及苏联飞机多架，将乘反攻敌人之际夺取中央政权，以兰州为中国之莫斯科”等语。毛泽东驳斥说：这种消息是日本人造的，怎样由中国的战区司令部发出来，未免奇怪。我又“由新疆返延安”了，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去新疆。一切想挑动国共分裂准备投降日寇的人，造作了千百件情报，但这一件是最拙劣的。“夺取中央政权”，好大题目！明明是夺取边区，还在今年7月就把边区的旬邑夺取了，近日又夺取了边区的镇原、宁县两城，飞机大炮全使用上来了。据闻还要夺取边区的庆阳、合水、淳化、富县，打下夺取延安的基础。前面是日本人大块地夺取中国国土，后面是中国人小块地夺取陕甘宁边区。边区总共只有23县，现在剩下了20县，通通夺取干净也抵不上被日本人夺去的几分之一，然而总可谓勇敢矣。你们报馆里应作点文章，劝劝那些勇敢的先生们，叫他们稍为收敛一点，不要太横行霸道了，有勇敢到日本人面前献去，在内窝子里显劲，过去已有经验，到底显不出什么结果来的。
自晋西事变发生以后，毛泽东一直担心晋西北的领导问题。1939年12月9日，曾指派李井泉立即离开大青山支队，到晋西北加强政治领导。
1940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令贺龙、关向应直接负责晋西北对阎锡山旧军作战的指挥。同日，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告知聂荣臻、彭真、贺龙、关向应即赴晋西北指挥，晋西北关系全局，“吕梁山已失，靠夺取晋西北作战略枢纽”。
贺龙、关向应接到命令后，即率120师师部及主力五个团于2月2日至8日分批返回晋西北。120师主力返回晋西北，保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