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新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否即可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为建立民族战线，放弃阶级斗争，而变成了民族主义者？
答：中国共产党决定实行的各种具体政策，其目的完全在为着真正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情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主张从两方面努力，适当地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现在提出的这些政策，没有问题的是带着爱国主义性质的。有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这是极糊涂的话。中国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
问：对日作战是否已成为不可避免？
答：不可避免。在日本人民推翻日本军阀政府以前，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会停止的，因此，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德日协定之后，战争的威胁更加紧一步。
……
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在3月16日至4月3日的《新中华报》上全文发表了。毛泽东十分重视这篇谈话稿，曾想通过美国记者斯诺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国内外广为宣传。
3月10日，毛泽东致信斯诺：“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我同史沫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3月29日，毛泽东致信范长江，说：“你的文章（指范长江访问西安和延安后，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报道西安事变真相和中共抗日主张的新闻通讯——引者）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即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引者）一份，祭黄陵文一纸，借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延安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张国焘等56人。会议议程有两项：（一）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二）关于张国焘的错误问题。
3月23日，毛泽东就第一项议程发言。他说：现在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我们的政策变化，国民党的政策变化，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主要矛盾。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一切都要带国防性，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各方面的都是要为着抗日。毛泽东还指出：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想无产阶级服从它，做它的尾巴，这是应当着重说明的，并加紧对群众的教育。
3月27日，会议开始第二项议程。首先张国焘作检查，他承认自己“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但在一些具体的错误事实上，却又进行狡辩，拒不认错。3月30日，毛泽东就第二项议程发言。他主要批评了张国焘的“机械论”和“狭隘经验论”及其“后梯队思想”。他说：张国焘只承认看得到的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他老是将自己描绘成实际家，恰恰证明他是真正的经验论。那次我们接到捉了蒋介石的消息以后，他举出几十条理由要求杀蒋介石。张国焘要改正自己的错误，首先要放弃自己的经验论。毛泽东接着说：张国焘的机械论，只看见形式，不看见内容。他把日本和蒋介石看作有无穷力量的魔鬼，害着恐日病和恐蒋病，说什么10倍于现在的力量也不能战胜日本，在革命战争中只想起“后梯队”的作用。他看不见日本和蒋介石都存在着种种矛盾。他不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不知道红军中、共产党内部都有矛盾，只有加强党内斗争、思想教育和党内民主来解决这些矛盾。毛泽东在最后指出：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应从头干起。
会上，许多同志提出，要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并开除其党籍，撤销其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等职务。但毛泽东等考虑，为了挽救张国焘，还应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和时间，暂不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经过说服工作，与会同志大多数同意了，最后由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提出这个提议。3月31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指出了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和主要内容，暂不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
延安会议后，在党内军内广泛深入地展开了揭发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4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进一步系统分析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军阀主义、分裂主义的罪恶。同时，中共中央对张国焘本人继续采取帮助教育的态度，并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安排张国焘担任了边区政府的代主席。
苏区党代表会议即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1937年5月2日至15日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苏区、白区和红军中党的正式代表218人，列席者64人。
5月2日下午，会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正式开幕。毛泽东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5月3日、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从1935年一二？九运动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党提出的争取和平的任务已经基本实现，下一段的任务主要就是争取民主。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动员人民参加抗战，所以争取民主，成为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毛泽东接着指出：为争取民主和自由，中国必须实行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一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多党派多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方面，是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毛泽东还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而“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第二，是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毛泽东最后指出：为了保证党对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必须同“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作斗争，既要反对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又要反对尾巴主义。
5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会上又作了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毛泽东在结论中进一步阐述了和平、民主和革命前途等问题之后，着重阐述了党的干部问题、民主集中制问题和全党的团结问题。毛泽东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全党团结问题，毛泽东说：“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又说：“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
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批准了1935年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确定了新形势下的方针和任务，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做了重要的准备。
1937年5月，国民党派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简称中央考察团），到陕甘宁特区和红军驻地考察，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特区的各方面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态度。
中央考察团一行18人，在涂思宗、萧致平率领下，于5月29日下午5时到达延安。当晚陕甘宁特区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出席晚会并致欢迎词。毛泽东说：这次欢迎大会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为第一次大革命时代是由国共两党合作干起来的，现在与那时不同，民族危机比那时严重，因此，今天国共合作比以前合作的意义与作用是更大的。过去10年国共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民族危机严重，如果国共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考察团此来，使国共两党团结进入新的阶段，其意义是很大的。毛泽东在致辞中还批评了两种错误观点：一是怀疑国共两党合作是否有诚意；一是怀疑国共两党合作只是临时的策略。他说：考察团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召开欢迎会，就是国共合作的表现。我们希望两党长期合作下去，并且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做。毛泽东还说：“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所写的文章，是为着民族解放，是为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今后要写文章，一个人是写不成的。写民族独立固是一篇大文章，写由封建专制转入民权自由更是一篇长文章，民生幸福的一篇自然是更大更长的文章。我们希望的是使两党合作达到新的阶段，这不是短期的合作，是长期的问题，这篇文章怎样写，共产党的笔已经在手里了。”
5月30日下午，延安各机关、群众团体和武装部队在城南门外大操场召开五卅纪念与欢迎中央考察团的群众大会。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说：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现在中国最中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打日本救中国。要打日本救中国，就要国内团结。他还就某些人怀疑国共两党是否有诚意合作等问题，作了详尽的解释。
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在延安考察了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和各武装部队，受到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群众的热情接待。国民党中央考察团表示愿将苏区各界对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和诚意转达南京政府，以迅速促进对日抗战的实现。
1937年5月17日至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党代表会议。会议由刘少奇等主持。会议开始，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中，着重说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要实行“彻底转变”，批评了历史上党和群众工作中出现的严重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提出适应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政策。与会代表在讨论刘少奇的报告时出现了一些分歧，有的代表没摆脱“左”的思想影响，认为刘少奇的报告有右的倾向，批评了刘少奇一些正确的观点。
为此，6月1日至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白区工作问题。6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有意见分歧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错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他对这个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都基本上是正确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毛泽东还说：党在15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我们党内也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宣传教育与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