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1][1].梁文道- 第21部分

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的说法，文化资本正是一个人用以区别彼此、取得象征权力、使得自己能够宰制其他阶层和群体的重要资　

源。为了证明自己也很有文化，所有过去由贵族包办的事，新兴的资本家也得跟着做。其中一件最有文化的事莫过于赞助文化艺术了。从　

前，巴赫要替大公管理乐队谱奏新曲；如今，银行家也不吝啬资助管弦乐团。最起码，也得请个落魄书生或者尚未为人所识的年轻画家来　

当家庭教师。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在他近代史三部曲之一的《资本的年代》中曾戏谑地说：“对一个哲学家来说，他　

最适合的命运就是生为银行家之子，就像卢卡奇（GeorgeLukacs）一样。德国知识界的一大光荣，便是他们的私人学者（PrivateLiterate），即　

不受聘雇但靠自家财产做研究的学者。”穷相毕露的犹太学者应娶当地最大富商的千金为妻，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一个尊重学问的社群，　

如果只对其学术杰出之士给予一些赞美之词，而不拿出一些实质的东西，是不可思议的。　

　　　由此可见，赞助文化学术乃是资产阶级应尽的义务，而培育子女让他们成为学者和艺术家就更是了不起了。说回今天的中国富人，除　

了学“贵族”打高尔夫球甚至买下酒庄田产之外，他们有没有这种文化资本上的紧张呢？他们有没有大规模地投入文化活动呢？他们有没有　

像古根海姆家族一样留下一座繁荣了整个城市艺术景观的艺术馆，或者像摩根图书馆那般足以傲世的珍本收藏呢？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　

里面，新兴企业家很不喜欢“暴发户”这个称号，所以再暴发的地产商也要赶紧学懂欣赏歌剧的门径，因为最后能证实你果然上流的不是你　

开什么车，而是你有没有文化素养。　

　　　当然，很多人会说现在的中国社会仍有很多现实问题：文化学术此等“长远软实力”实在太软，咱们只争朝夕，有钱还不如捐助医院和　

基础教育。说得也对，西方历史一直流传着各种乐善好施的好男爵（goodbaron）的传说，即资产阶级也极力避免给人一种只求私利不顾公益　

的印象，因此从事慈善事业绝对是大资本家的天职。　

　　　过去十多年来。全球最值得关注的两种看似矛盾的趋势就是：一、随着反全球化声浪的提高，有一轮新左翼回潮的现象，无数青年投　

入了反对大企业的运动，视国际财团及其CEO为人类大敌；二、与此同时，全球富豪的慈善捐款数字却节节上升，大者如“股神”巴菲特　

更是破纪录地把总数四百三十五亿美金的大部分财产全部捐出。其实今天的大企业都知道自己的样子的不好看，所以“血汗工厂”闻名的球　

鞋公司成立人权基金，石油公司要投资再生能源的开发。你可以说这是伪善，但令人不解的是，即使是伪善，中国商界也不见大规模的企　

业责任运动，偏偏中国正是一个急需倡导这类企业社会责任的国度。　



資本家的美德　



　　　近年有一批“创投慈善家”　（venturephilanthropist）兴起，其代表者当为专注第三世界健康问题的盖茨夫妇，与e…bay创办人欧米迪耶　

（PierreOmidyar）设立的“欧米迪耶网络”。这类新型慈善家的最大特点是以企业家的精神和能力营运自己的基金会和公益活动，他们不愿意　

只是捐钱。而且还要自己想办法去解决最困扰自己的社会问题，从“第二部门”的大亨一下子变身成为“第三部门”的活跃分子。这种做法当　

然比“有钱出钱”的境界高了一层，因为他们更能证明自己不光是富有，并且极具良知，有自己特定的关怀对象。就算没有，也不是问题。　

　　　最近英国有一特殊的组织，专门为富人开设工作坊，带他们参观苏丹的难民营和亚马逊丛林里头几近灭绝的印第安部落。如此实地考　

察一番，自然对现实世界的悲剧深有体会，不难找到最令自己动心的救助对象（听说有参加者还会在回程的私人喷射机上哭得死去活来）。　

然后再逐步指导他们成立基金或者加入有关机构的方法，鼓励他们彼此认识形成沟通互助的慈善富豪大联盟。顺带一句，加入这类联谊会，　

讨论全球暖化与粮食短缺的话题，已经变得比加入私人会所探讨来年波尔多红酒质量问题更“潮”更酷了。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苛评巴菲特　

与盖茨此等人类史上最大的慈善家，觉得他们再怎样捐钱也掩盖不了这笔财产取之不义的罪恶。情形就像19世纪的头号富翁卡耐基，虽　

然全副身家丢进了基金会，可是工运领袖还是批判他，与其多盖几座音乐厅还不如把压榨工人的还给工人（大家当记得卡耐基与美国史上最　

惨烈的镇压工运事件的关系）。这就牵涉到另一个大问题了，那就是资产阶级凭什么拥有财富。正好这也是当前中国仇富心理的思想背景。　

　　　最近十多二十年．有些学者把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的形象更正为道德哲学家，反映的就是市场经济与道德之间的紧张从未远去。著　

名的经济学家麦考洛斯基（DeirdreN。McCloskey，也就是那位因变性而引起争论的经济学家），去年才推出一部巨构《布尔乔亚美德》（The　

BourgeoisVirtues）回应这个难题，极力主张市场经济不只不损及道德，反而是美德的温床；而富人不只不可恨，甚至还应该是传统善人的　

合法子嗣。我不打算在此论辩她的说法站不站得住脚，更不能开展可以上溯至韦伯“新教伦理”等知名观点的复杂学术讨论。我只想借着这　

堆庞大论述和史料提出一点简单的观察：从资本主义诞生的一天开始，资产阶级就不能摆脱一种心理困扰，那就是要谨慎对财富（根据麦考　

洛斯基，“谨慎”乃是布尔乔亚的头号美德）。　

　　　信奉加尔文主义的新教徒节俭克制是一种对财富使用要谨慎的表现，　“美国梦”神话中老实工作的普通人形象则是一种获取财富的手　

段要谨慎的表现。谨慎是明智切实的判断能力，也是不夸张不过分的性情，最后它还是种令人钦佩的荣誉。使得资产阶段终于可以在道德　

上胜过贵族的，不是繁复的文化仪式，而是这种凭借个人能力与勤劳致富的谨慎态度，是这种懂得恰当使用财富的谨慎品格。　

　　　我们明白在中国经济制度转型的时期，有太多人的第一桶金是有问题的。不过，正如某些学者所言，逝者已矣，英雄未必要问出处，　

最起码你现在要学懂谨慎。　



　　　原题为“從貴族到資本家=中國富豪不好當＋硬資本之外的軟資本＋資本家的美德”，刊于《am730》2008年01月09日、10日、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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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一种基础的职业　



　　　芬兰的义务教育是一个奇迹。从2000年开始，芬兰总是在“国际学生评量计划”里头名列前茅；更令人吃惊、艳羡甚至恐惧的，是他　

们的学生还在不断进步，评分一年比一年高。且不说其他项目，光看阅读；据统计，41％的芬兰中学生最常干的休闲活动是阅读。这些孩　

子的阅读能力又怎能不高呢？为什么芬兰的教育这么厉害？　

　　　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谜题，所以每年都有专家学者络绎不绝地从世界各地涌至芬兰取经。然后他们发现，原来芬兰的秘诀之一在于　

教师。芬兰教师的社会地位之高，是其他地区难以想象的，据当地媒体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年轻人最向往的职业是中小学的老师，一般　

普通小学老师受敬重的程度尤胜于国家元首。而且他们的老师都像学者，几乎全部拥有硕士以上的学历，暑假的时候还要上大学继续进修。　

如果一个老师干了几年就辞职，他多半是跑去念博士了。由于老师自己就是喜好学习并且擅长学习的人，所以他们才能教出世界上最优秀　

的学生。当然，也有不少老师后来进了企业，变身成为高薪人士。芬兰的大公司最喜欢聘请教师，理由是能当老师的年轻人一定是这个国　

家最顶尖的人才。　

　　　如果一个总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心，总是奋发学习的人，就是未来知识时代最需要的精英，那么中国一定是个很有希望的国家，因为我　

们也有一大批好学之士。和注重基础教育的芬兰模式不同，“中国模式”强调“学习型官僚”。你现在去各大专院校的研究所点名，会发现登　

记簿里没有几个中小学老师，倒是有不少在职官员，他们全都很踊跃地攻读着硕士博士，颇有学政合一的古风。　

　　　芬兰教育以国际视野闻名，小学开始学英语，中学再加一门第二外语。他们还把全球的信息与知识自然地融入课程，例如在小学的数　

学课里要孩子计算各国摩天大楼的高度，在初中社会科学的课堂上请孩子模拟演出联合国的工作情况，使他们懂得从不同国家的视角了解　

世界局势。除此之外，他们的教育部有种特别补助，尽量让年轻人有出国游学的机会。当地一位官员解释，其实“在北欧，你已经找不到　

没出过国的中学生了”。相对地，在我们的“中国模式”底下，你则很难找到没出过国的官员。1999年，“两会”代表开始关注中国干部公费　

出国何以花了2000亿元人民币；到了2007年，“两会”代表持续关注干部出国的总开支怎么会渐渐跳到3000亿元。财政部的数字显示，2007　

年中国政府的教育经费大约是6000多亿人民币，占了GDP的2。7％。世界平均水平是7％，一般经济欠发达国家也有4。1％。我手上一时没　

有2007年中国公务员吃喝、公车和出国的开销统计，但我知道在2004年的时候，这笔钱的总数就已经达到了7000亿元人民币。如果把　

这个账目也看成是种教育开支，那么我们的学习风气就算赢不过芬兰，至少也叫做各擅胜场。　

　　　不少地方的教师都在抱怨自己的薪水太低，不只低到一个丧失尊严的地步，甚至连糊口也很困难。本来依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义务　

教育阶段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愤怒的教师一个月却只有一千甚至几百元的收入，难道这　

就是当地公务员的薪资水平吗？抑或这是学习型社会之“中国模式”的另一个例证呢？　

　　　老师不受重视，一般而言，就意味着孩子的教育不受重视，更意味着我们并不太担心我们的未来。很奇怪，虽然大家都说中国实行一　

胎政策，人人都拿孩子当宝，但为什么今年各个事件都显示出了相反的讯息呢？先有一场震垮太多学校的地震，接着是一堆让婴儿患上肾　

结石的奶粉；莫非我们的希望不在下一代，而在我们自己的长生不老？我突然想起西洋传说中的那条“衔尾蛇”（ouroboros），它太过饥饿，　

不惜从尾端开始吞吃自己；嘴巴叼着尾巴，形成了一个圆圈，乃西方秘学的著名符号。这个符号有很多层意思，其中一层是：贪婪是种吞　

没自己的可怕欲望。　



　　　　　　　　　　　　　　　　　　　　　　　　　　　　　　　　　　　　　　原题为“一条吞掉自己的大蛇”，发于“牛博网”2008年11月01日　



大学：宽容是大学的本质　



　　　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最近再次登上了香港报纸的头版。原因是一群学生“大闹”毕业典礼，他们抗议校方颁授荣誉法学博士予前　

特首董建华的决定，他们要求校政应该更民主（包括颁发荣誉学位时该考虑学生诉求和感受）。结果场面乱得屡次打断了董建华的发言，　

迫得他要请求学生“给我说话的自由”。除了董建华，最不快的大概就是一些学生的家长了，他们说自己很穷，辛辛苦苦养大孩子等的就是　

这美好的一刻，居然硬生生叫人给破坏了。然后传媒也说话了，轻则呼吁学生要包容不同意见，尊重他人感受；重则翻起老账，把中大历　

年的“丑闻”全挖出来（比如说当年学生自办的粗话小报和近年被指“宣扬色情”的学生刊物），证明这真是家早有前科的问题学府。　

　　　我真为母校感到骄傲，这是一所充满抗议精神、深具反叛传统的好学校。想当年，我们之所以瞧不起老字号的香港大学，不只是因为　

他们是殖民地精英的摇篮，还因为比起我们这家一开始就高举“中文”盛产反殖豪杰的大学，他们的学生实在太乖，并且越来越乖。虽然大　

部分中文大学的学生也都不会参与“过激”行动，但总有一些人会不时跳出来吓你一跳。就拿校长得到的待遇来说吧，现任的中文大学校长　

刘遵义只不过是被学生在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