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采取的行动，通常就会达至一个恐怖但是平衡的稳定状态。冷战之所以没有变成热战，就是因为大家都有默契，知道核武是个不可开启
的潘多拉盒子，甚至连使用它去炸开运河深挖地道都不行，怕门槛一过，就再也没有限制了。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愿意相信对手是正常的
理性的，和己方一样，不会随便牺牲自己国民的利益与福祉。
朝鲜的问题在于很多人都不相信它是正常的，不觉得它会遵守国际上的游戏规则，当然包括关于核武的这套规则。围绕核武的禁忌与
默契，是过去60年来“正常国家”互动的结果；而朝鲜却是一个长期孤立的化外之民，它的政府怎么可能和我们一样理性？由于它的反
复，由于它的不合常理，国际社会对它也就束手无策了，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到底它要的是什么？
朝鲜到底要什么？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却很奇怪地也是最少人去谈的问题。大家更关心如何可以使它让步，如何回到六方会谈中来；
是应该彻底中断它的外汇来源，完全经济制裁？还是全部做齐再加上军事恐吓？我们不去探讨朝鲜一直以来的真正意图，却把它当成一个
完全无法沟通，不能按常理认知的国家，又会不会引出更严重的后果呢？
假设朝鲜是个打不了交道的国家，为求自保，日本可能会加速“国家正常化”的步伐，不只把自卫队升格为军队，甚至发展核武器（其
外相麻生太郎早就公开表明有这种可能）。然后就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乃告展开。另一条路就是加强施压的力道，用
更广泛的制裁和封锁去对付朝鲜。但这又会不会逼得朝鲜采取极端措施呢？
可见，基于朝鲜不是一个正常国家的假设，无论采取哪一种行动去响应当前的局面，都是有风险而且不可知的。这时候与其盲目地反
应，不如回到最基本的课题，把朝鲜当成一个有理性的国家，找出它连串行动的逻辑，找出它的真正目的。
原题为“要把朝鲜视作正常国家”，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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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问题往往只是阶级问题的伪装
从文化角度去分析时事，不只是简单的，有时候甚至还是危险的。以近日发生的法国暴乱为例，由于它在媒体上常被定位作“种族暴
动”或“移民骚乱”，所以大家就会追索下去，看看那些种族是什么种族，那些移民是哪里来的移民。一见是北非移民，有些评论家就想当然
地把它变成“伊斯兰极端主义阴影的另一次扩张”。其实只要多看几份报纸多听几个播客，就算身在香港，我们也不难发现骚乱主角之一的
年轻人并不是什么北非阿拉伯人。虽然他们的祖先大多来自北非，但他们是黑人，不只对伊斯兰教没有多少认识，在法国出生的他们往往
也只能说法语。
可怕的不只是一些半吊子专家习用了最方便最就手的宗教文化冲突语言，来理解这场骚动，把它上升到一个玄之又玄的文化层面，很
有“深度”地分析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伟大法兰西文化，如何与蔓延全球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水火不容；而且竟连法国政府的部分官员
也戴着这种眼镜，用对付恐怖主义的心态来面对“敌人”。早前法国治安部门声称这场骚乱“不排除有组织在幕后操控”，就是在暗示这点，
他们的证据是“暴徒”们很会利用手机短讯通讯联络。这个判断和今年夏天中国政府某些官员对反日风潮的看法如出一辙，他们都不懂得在
这个流动通讯技术如此发达的年代，搞一场集体运动并不需要多了不起的地下组织去串连煽动。正如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我们收到的
电邮和短讯，难道也是一个幕后黑手在全盘操控的吗？
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之流的学者厉害的地方，是有把解释变成预言的本事。当他们用文化冲突论去分析国际形势，而且还受到
信任欢迎的时候，结果就会变成真有这么一回事。同理，如果法国真把它的市郊暴动看成“移民暴动”，甚至“有黑手策划的宗教文化冲突”，
然后顺着这条思路去解决它的话，它就可能真的被逼成一场移民文化之战了。
回顾这场发起了十多天的骚动，其源头是两个非裔青年在逃避警察追捕时意外死亡。这两个年轻人是第二代北非移民，可说是土生土
长的法国人，但他们还是惧怕警察，因为据说警察常常针对“他们这种人”，犹如我们的警员会截查一些口音衣装不像“本地人”的家伙一样。
所以他们在一宗爆窃案现场附近看到警察时转身就跑，不慎碰到电站触电身亡。问题是警察为什么要针对这些年轻人呢？这就得从他们聚
居的社区说起了。
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的法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但又严重欠缺成年男性工人，于是开始从它的北非殖民地输入移民。这些移民工人对
工厂老板来说别具好处，因为他们毕竟是外来的新人，人生地不熟，不像传统法国工人阶级那样有加入工会和搞罢工的传统，听话得多。
为了安置这些突然增加的移民人口，法国政府在市郊工厂附近兴建了大量的cites（也就是“公共房屋计划”），因此形成人工规划的移民社区，
这也就是今天法国市郊暴乱的主战场了。直至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巴黎近郊的雷诺车厂还有八成的工人是这些移民和他们的后代。
法国主要城市的郊区都有这些移民住宅地带；除了连结市中心的运输系统，它们没有太多的公共设施，就连医院和学校的经费也不足够。
数十年下来，这些社区的房子日久失修，更呈一片破败景象；所以它们早就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已故法国社会学大师布迪尔（PierreBourdieu）
曾率领一群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大规模的质性研究，探讨法国的“社会苦难”（SocialSuffering）问题，其中不少受难的案例就是来自这些cites。
经济发展兴旺的时候，问题还没那么严重；不过当法国经济表现迟缓，右倾政策抬头，原来的移民就会突然面临身分降级，变成了二
等公民。布迪尔采访过的一对葡萄牙移民夫妇，尤其能够说明问题。这对夫妇在1970年代来到法国，男的当建筑工人，女的做家务助理（葡
萄牙移民亦是法国移民大宗，家庭佣工则是葡裔妇女在法国的热门工种），二人克勤克俭，每日工作14小时。多年之后终于有了自己的房
子，过着不错的日子。由于丈夫是个很好的足球员，所以公余还在地方上教孩子踢球；而太太因为工作的关系，也结识了一些对他们友善
的法国中产家庭。至此为止，一切十分美好。丈夫甚至说﹕“我听不进半句诋毁法国的话，这是一个团结友爱而且同情穷人的国家。”
但是到了1985年，太太突然中风，丈夫则因工作断肢，整个经济的表现则日益差劲。更惨的是他们发现新推出的社会政策对他们十
分不利，而太太根本不在社会保险的覆盖网下。过去对他们不错的本地人一一疏远，没有伸出任何援手。要靠援助度日的这对夫妇开始发
现“自己原来还不算法国人”，到处受到白眼。20年后突然打回原形，成了外来的寄生虫。
这对夫妇的遭遇说明的不是法国文化的虚伪，而是身分问题和阶级问题之间的微妙关系。在很多情况底下，移民的身分本身没有什么
不妥，但是当它结合了经济和阶级的变化之后，就会突然成为一个以移民
身分标识的问题了。所以法国的市郊暴乱绝不只是“移民骚动”，它还是个错误社会政策和经济转变的结果。当然，文化不是不重要，身分
也不是毫无关系，但它们不是单独决定一切的因素。正如今天还有很多香港华人嫌弃南亚裔居民，说他们“身上有阵味”，但有多少会说夏
利里拉家族大宅旁“有阵味”呢？
我们看法国的市郊暴乱不能只是带着一种隔岸观火的心态，还要学着回过头来反思自己。香港所谓的“新移民”问题到底有多少成是“移
民”的问题呢？内地大城市的外来民工和流动人口愈来愈多，“都是外地人搞砸了北京（或者广州、深圳）”之类的言论也日益猖獗，法国的现
况难道不也是中国的警号吗？
原题为“法国的骚乱我们的警号”，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2007年07月06日
缅甸比丘为什么要上街
前一阵子缅甸的僧侣上街游行，抗议军政府的独裁恶政，有不少人看了之后觉得很疑惑，不明白出家人怎能这么关心世事。在很多人
的心目中，出家为僧就是要远离俗世，静心修行，政治这等肮脏的事情更是连碰都不该碰。和尚要是扯进政治，那就不够清净了。
这种说法反映了大家对佛教的误会，以为佛教是彻底出世的一种宗教，和尚尼姑最好全部躲在山里，就算在世间弘法也只能教人自救
解脱，追寻心灵上的宁和。如果真是这样，佛教为何还要搞慈善事业，又为何还要办学做教育呢？
再说政治，今天有些僧人当上了政协委员，这算不算是搞政治？中国的佛教在国家宗教局的管理之下，这又是不是和政治沾上了边呢？
为什么做政协委员，或者善颂善祷地与高官同场敲钟念佛不是搞政治，而缅甸僧人为了受苦百姓冒雨示威就叫做搞政治呢？
如今我们都爱说佛教是个讲和谐的宗教，最近香港还有一群高僧大德办了一场以“和谐”为主题的大会，与胡锦涛主席主张的“和谐
社会”十分配合。而这“和谐”二字在很多人看来也的确就是佛教与政治之关系的恰当描述，比起老是喜欢谈政治甚至发动游行的天主教
和基督教，佛教与政权的关系要好得多了。所以我们总是看到官员甚至国家领导人拜访佛寺，甚至参加佛像的开光大典，但却从未见过他
们去教堂参观。其实佛教和政府的关系也不是自古就和气友好的。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护教者慧远就曾经和东晋的独裁者桓玄展开
过一场著名的辩论。慧远主张“沙门不敬王者”，意思是僧侣乃彻底的方外之人，有自己的理想和行为模式，因此不只不该和世俗的权威
沾上边，甚至见了皇帝也不用行俗人之大礼。他甚至认为反而是王者要多加尊敬僧人，好好把他们供养起来，因为比起他们带给俗世的好
处，王者的区区供养根本算不了什么，正所谓“濡沫之惠复，焉足语哉”。
不过这段维持了数十年的辩论很快就有了结论，因为对向来尊重天子权威的中国人来讲，一批不守世俗礼法，不结婚生子因此不孝，
不纳税服役因此不忠的家伙实在是不能忍受的。现在你竟然还想见了皇帝不下拜，这岂不是目无王法？所以在世俗王权的淫威底下，佛教
要想在中国好好地生存下去，实在不能不屈服。
除了汉传佛教不得不“敬王者”；其实自从推广佛法最力的印度阿育王开始，各地的佛教就都已经逐步找到了自己和政权间潜在的紧张
关系的调解办法了。例如武侠小说里头常见的“法王”，它指的绝非什么武功高强的番邦国师，而是以护教传法为己任的国王本人。原始
佛教本来没有这种概念，它纯粹是大乘佛教兴起之后，为了适应政治现实才发展出来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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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日中南半岛一带的南传佛教在政治上还是享有很高的地位，泰国和缅甸固然以佛教为国教，尤其前者更有备受礼遇尊贵非常的
所谓“僧王”。可是就在这块佛教传统最稳固、政府对佛教最友善的地方，却发展出了一种关怀弱势社群，参与社会运动，甚至不惜抗衡
当权者的“左翼佛教”。 “左翼佛教”乃“EngagedBuddhisin”的汉译，“EngagedBuddhisin”一般又被译作“人间佛教”，以强调佛教入
世人间的性格。可是在中国佛学界里，“人间佛教”通常指的是由太虚大师开启，当今的星云法师所推动的那种佛教传统。这种“人间佛
教”或许会教导生意人修心为善，甚至透过静坐修持来增进自己的工作效率，但通常不会参与太过对抗性的激进活动。所以复旦大学的刘
宇光教授主张把南传佛教与欧美流行的那种“EngagedBuddhisin”译成“左翼佛教”，好和政治倾向截然不同的“人间佛教”做个区别。
早在20世纪的30年代从对抗殖民政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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