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王交恶，当时人所共知。王导老谋深算，不事声张，并图杜绝“悠悠之口”，这是王导“善处兴废”的一种表现。但是只靠王导的政治才能并不足以息庾亮之谋。郗鉴拥兵京口，力拒庾亮而助王导，才使咸康政局未生大变，使琅邪王氏地位不坠。《庾亮传》史臣曰：“……向使郗鉴协从，必且戎车犯顺，则〔庾亮〕与夫台、产、安、桀①，亦何以异哉！”咸康五年七月至咸康六年一月，王导、郗鉴、庾亮相继死亡，倾轧始告结束。
论述郗鉴、王导关系时，不能不注意郗鉴在护卫王导之外，还有规王导所短的事实。唐写本《世说新语·规箴》：郗鉴“以王丞相未年多可恨，每见必欲苦相规诫。王公知其意，每引作它言。临当还镇，故命驾诣丞相，翘鬓厉色，上坐便言：‘方当永别，必欲言其所见。’意满口重，辞殊不溜。王公摄其次曰：‘后面未期，亦欲尽所怀，愿公勿复谈。’郗遂大瞋，冰矜（矜）而出，不得一言。”①王导末年愦愦，颇有乱政，郗鉴厉色进言，必有纠其愦愦之政的具体意见。这正是郗鉴不在其位，旁观者清以及郗鉴处乱世而有其方的表现，是王导所不能及的。
东晋初年政局，三五年一大变，变则干戈扰攘，台城丘墟。社会的重心在门阀士族，一族强则思压倒它族，遂成乱阶。本非门阀士族的流民帅，亦思凭借际遇，起兵谋利。螳螂在前，黄雀随后，胜利者要想稳操政柄，是十分困难的。长此以往，江左抗胡政权，势必在内乱中冰消瓦解。所以郗鉴引流民帅以平王敦，助王导以抗衡陶侃、庾亮，得利者不仅在司马家及琅邪王氏而已。苏峻乱平后，江左相对安定，无内战七十年，遂得以拒胡族于淮汉，息斯民于江左，郗鉴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巨大的。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三曰：“东晋之臣，可胜大臣之任者，其为郗公乎！”大臣之任，不重在操持庶政，而重在执道经邦，东晋皇权不振，大臣更应如此。郗鉴南来后，最重要的邦国大计，莫过于协调当权诸门阀士族之间的关系，杜绝觊觎，以稳定一个抗胡政权，使人民得以生存。郗鉴在这方面的作为，与其它门阀士族之居位者相比较，可称述者较多，可指责者较少。王夫之所论，是有道理的。
① 冶城公即王导。王导宅在冶城，吴时鼓铸之所。据《世说新语·轻诋》注引王隐《晋书·戴洋传》及《太平御览》卷一七○引《晋书》，王导久病，问术士戴洋，戴洋为言云云，导乃令移冶于石城。
② 严格说来，排抑宗室是庾、王合谋。南顿王宗之死，系庾亮遣右卫将军赵胤收之。据《晋书》卷五七《赵诱传》附子胤传，诱事王敦；胤事王敦、王导，为王导从事中郎，又得为护军将军。传称“胤杀宗，于是王导、庾亮并倚仗之。”
① 案卞壸所奏王导“无敬”、“不敬”，罪只免官，与“大不敬”罪至弃市者本不相同，但程树德《九朝律考》则将此二科混淆为一。其《汉律考》以涉此二科之例衷辑一处，不加区分；其《晋律考》但有“大不敬”，无“无敬”之例。其实，前于程氏之书的沈家本《汉律摭遗》卷三，已论“不敬”与“大不敬”并非一科，借未用卞壶奏弹王导之事以为例证。
① 《晋书》卷八○《王羲之传》略同，惟太傅作太尉。案太尉为郗鉴最后官位，死前一年始受。郗鉴未尝作太傅，大傅盖郗鉴死后赠官太宰之讹。太尉、太傅（太宰）皆以鉴最高官位称鉴，史籍此例甚多，非谓郗、王婚事发生在郗鉴临死前后。
① 案上章首过为道家礼法，郗、王均道教世家。
① 《晋书》卷八一《刘胤传》。《太平御览》卷三三引《三十国春秋》谓刘胤以疾被徵为右将军，与此异。刘胤货殖，温峤熟知。《太平御览》卷七○四引《语林》：“刘承胤（胤字）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温公皆素与周旋，闻其至，共载看之。刘倚被囊，了不与王公言，神味亦不相酬。俄顷宾退，王、庾甚怪，此意未能解。温曰：‘承胤好贿，被下必有珍宝，当有市井事。’令人视之，果见向囊皆珍玩焉，与胡父谐贾。”按此当为刘胤为江州以前之事。
② 案郭默在北方，原属刘琨系统，见《晋书》卷六三《李矩传》。郭默与温峤 有旧，由他来继替温峤江州刺史一职，符合王敦乱平后几个家族划分上游 势力范围的原则，这也许是王导允许郭默刺江州的根据。所以《陶侃传》陶 侃致书王导反对此举时，只是说“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之不当，而 没有说郭默不具备出刺江州的条件。陶侃杀郭默后吞并江州，破坏了长江 流域的平衡局面。
① 《北堂书钞》卷六四、《太平御览》卷二三八引《晋中兴书》叙此事，称郭默为“远人”，郭默自谓为右军将军内辅是“更用虚名”。
② 陶侃死后又发生庾、王二族中庾怿、王允之对江州的激烈争夺，详见本书第一一九页。
① 《晋书》卷七三《庾翼传》，翼于建元元年（343年）七月谋北伐，曾请路永出屯合肥。《晋书》卷八《穆帝纪》水和元年（345年）八月“石季龙将路永屯于寿春。”路永降石氏当即其出屯合肥以后事，时王导已死数年。
① 陶、王交恶，陶对王一贯盛气相凌，咄咄逼人。《世说新语·方正》：“梅颐（案当作赜）尝有惠于陶公，后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于春秋，万机自诸侯出。王公既得录，陶公何为不可放？’乃遣人于江口夺之。”此可与“鲁宰相”语参读。
② “遵养时晦”，晋人习用语，出《诗·周颂·酌》，意谓养其昧以成其恶，然后取之。
① 参看本书第一二○页。
② 尊经阁本《世说新语》汪藻《考异》“祖士少道王右军”条注引王隐《晋书》及今本《晋书》卷八一《桓宣传》，卷一○○《祖约传》有邵陵人陈光，为流民帅，曾降桓宣，又投石勒，其事迹早于郗鉴遣陈光入卫京师数年，不是一人。
① 成帝幼时见导每拜；成帝给导手诏用“惶恐言”、“顿首言”、“敬白”；中书作诏用“敬问”；成帝幸王导宅，拜王导妻；导元正上殿，帝为之兴；咸和六年冬蒸祭太庙，诏归胙于导，等等。参本书第二页及注。
② 参本书第一二二页。
① 吕台、吕产、上官安、上官桀，均西汉外戚之有逆迹者。
① 它本《世说新语》于此条甚多异字。如“……诣丞相，翘鬓厉色”作“……诣丞相，丞相翘鬓厉色”，重“丞相”二字，义不可通。又如“冰矜（矜）”作“冰衿”，亦误。但它本亦有可正写本之处，如“方当永别”作“方当乖别”，“辞殊不溜”作“辞殊不流”，均较写本为长。
四 郗鉴与京口的经营
（一）三吴的战略地位
如前所论，郗鉴得以否定陶侃、庾亮下都废黜王导之谋，主要在于他以徐州刺史据有京口，于建康有举足轻重之势。京口成为东晋的重镇，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多方面的原因，不只是出于权宜的考虑，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京口重镇的形成，发端在郗鉴。
徐州地境，《禹贡》谓“海岱及淮”。西汉十三州部之一的徐州，大体即是这个区域。江左流寓之初，徐州地境南移，据淮南北以迄江北之地，居刺史任者先后为蔡豹、卞敦、王邃、刘遐，治所则随军事形势而进退，但都在长江以北。郗鉴继刘遐为徐州刺史，治广陵①。
《郗鉴传》，苏峻乱，陷台城，郗鉴自广陵遣人间道至江州，谓温峤曰：“今贼谋挟天子东入会稽，宜先立营垒，屯据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断贼粮运。然后静镇京口，清壁以待贼。贼攻城不拔，野无所掠。东道既断，粮运自绝，不过百日，必自溃矣。”温峤深以为然。郗鉴首倡“静镇京口”之议，本来只是针对苏峻自历阳过江以后，军队无后方供应，欲取三吴以为依托的图谋而发，并未估计到京口此后将成为东晋南朝系建康安危的重镇。
此时，郗鉴处境比较特殊。他以引流民帅平王敦之功，得为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究州刺史（后加刺徐州）、假节，并顶明帝遗诏辅政诸大臣之列。但是他由于对王敦的看法不尽同于王导，在周札赠官问题上与王导发生过尖锐冲突。而且，郗鉴的流民帅身分，同祖约、苏峻一样，所以也难得见信于执政的庾亮，没有机会居中枢之任。咸和二年十一月，祖约、苏峻初起兵，庾亮甚虑全盘皆乱，局面不可收拾，因此不许各地兴兵勤王。《世说新语·容止》注引《晋中兴书》：“温峤及三吴欲起兵卫帝室，亮不听，下制曰：‘妄起兵者诛。”郗鉴于时欲率广陵之众赴难，“诏以北寇，不许。”但同时或稍后，虞潭受命督三吴、晋陵、宣城、义兴诸郡军事；张辏筅谌饬钏倨鸨换敢驮蛐吮谛恰Ｎ箩礁还酥剖樗缭谒站媒耙辉拢聪毯腿辏�328年）正月自武昌东下，军于寻阳，声称入援建康。只有郗鉴不同，他小心从事，不敢妄动，必待苏峻济江、台城陷落、庾亮出奔，陶侃东下之后，在广陵“城孤粮绝，人情业业，莫有固志”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刑白马，誓三军，以示效忠东晋，然后，才有上述向温峤提出的“静镇京口”的建议。而且，他还必待得到陶侃委署都督扬州八郡军事后，始自广陵济江；而且济江以后亦不能据京口而守之，必得与陶侃等人会师，以听调遣。这些情况，说明郗鉴自知在苏峻之乱中如何自处，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必须谨慎从事，不得稍有专擅，否则将授人以柄。
以陶侃为盟主的陶、温、庾联军，于咸和三年五月顺流东下，屯驻建康城西秦淮河口的查浦、蔡洲。郗鉴军所筑白石垒，亦移交给庾亮军驻守。郗鉴则专注东方，王舒的浙东军，虞潭的浙西军，俱受郗鉴节度。苏峻遣将管商、张健等寇掠三吴，又遣人出江乘掠京口以东。这样，当陶侃联军与苏峻叛军在建康附近相持的同时，又形成了京口以南以迄三吴一带的东方战场，因而郗鉴得以逐步实现其“静镇京口”以断苏峻东路的计划。
东方战场的形成，与三吴地区在江左的战略地位有密切关系，而三吴地区的战略地位，又有其历史的、地理的原因，须要稍作追叙。
西晋灭孙吴以后，三吴是“难安易动”①的地方。西晋用东南六州将士戍守江表，唯恐三吴有事。吴士在洛阳受到歧视，也增加了吴人的不自信之心。以后，王导助琅邪王司马睿协调侨旧士族利益，使多数三吴士族逐步进入东晋统治集团，而没有成为一种长期独立于侨姓士族以外的政治势力。在江左以后出现的纷纭的政治事件中，三吴士族往往分为两部分，与侨姓士族内部斗争的两造分别结合。江左的几次叛乱，情况就是这样。建兴元年（313年）吴兴周玘谋反司马睿，与之同谋的是镇东祭酒东莱王恢。永昌元年（322年）王敦反叛，吴兴沈充起兵响应，同郡钱凤为王敦谋主。王敦在请诛刘隗疏中，诉隗“复依旧名，普取出客”一事，其所“普取”的应是江南士族豪强地主的佃客②，因为侨姓士族的佃客是没有“旧名”可检的。王敦既为南士争利，所以就有南士沈充、钱凤之辈支持王敦。另一方面，南士站在东晋朝廷一边的，人数更多。《晋书》卷七六《虞潭传》：“王含、钱凤等攻逼京都，潭遂于本县（会稽余姚）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义军，众以万数。”孔但亦曾在会稽起兵。这都是南士用武力支持司马氏政权之证。总之，东晋朝廷有事，往往牵动三吴；建康内战，三吴就会出现东方战场。《通鉴》太宁二年（324年）沈充司马顾飏说沈充，有“并东西军之力”①之语，胡注曰：“东军谓沈充军（案起自吴兴），西军谓王含、钱凤等军（案在建康附近）也。”叛军有东西军，东晋官军同样有东西军。
在这种背景下，苏峻乱起，江左也迅速形成分别称为东西军的东西两个战场。东方郡县，一方面有人暗降苏峻，反对东晋朝廷，如《王舒传》所说“临海、新安诸山县并反应贼”；另一方面又有更多的南士支持东晋郡守，兴兵讨伐苏峻，抵抗苏峻东来。《晋书》卷七七《蔡谟传》：“苏峻构逆，吴国内史庾冰出奔会稽。［峻］乃以蔡漠为吴国内史。谟既至，与张辏А⒐酥凇⒐孙r等共起义兵，迎冰还郡。”吴国义军之起，主要得力于顾众、顾飏兄弟。《晋书》卷七六《顾众传》：“苏峻反，王师败绩，众还吴，潜图义举。……前临江将军张悊为峻收兵于吴，众遣人喻悊，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