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不是一次常规的换防活动，而是一次两家士族门户之间的实力较量。我们还知道，在此以前不久，可能只有几个月，庾亮曾有兴兵废黜王导之谋，以郗鉴反对而止。庾怿仓猝南来半洲，接着又得豫州而镇芜湖，我怀疑这或者是庾亮为废黜王导，或者是乘王导之死，而采取的突袭行动。这些问题，都由于史料含糊，日月不具，难于确凿言之。不过可以肯定，咸康五年是王、庾两家士族生死搏斗的一年，搏斗的结果，暂时只能是持平，这与王导、庾亮相继死去很有关系。但是王、庾之死，并没有结束这两个家族之间的搏斗。由于继王导为相的庾亮弟庾冰，在“人情恇然”（《庾冰传》）的情况下意在周旋宁息，王、庾矛盾暂时在宁静局面下转为暗流，维持了两年多之久。
《晋书》卷七三《庾怿传》：豫州刺史庾怿“尝以毒酒饷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觉其有毒，饮犬，犬毙，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复欲尔耶？’怿闻，遂饮鸩而卒。”此事发生在咸康八年（342年）之春，即成帝死前数月，其性质在《晋书》、《通鉴》以及其它史籍中均未见有何解释。《成帝纪》于末尾处论及成帝不满舅族专横，曾录此事，与《庾怿传》同。所谓“大舅已乱天下”云云，当是指庾亮激成苏峻之乱，以及剪除宗室、谋废王导诸事；所谓“小舅复欲尔”，当是责备庾怿谋杀王允之以再次挑起王、庾两家矛盾，并认为此事的后果与庾亮“乱天下”相当。其时成帝虽已成年，但无任何权威。史谓仅仅由于成帝这两句话就使得庾怿饮鸩而卒，是值得怀疑的。看来王允之借这件事制造了多方面的巨大的压力，而庾冰在有时腋之虑的时候，为门户计，不能援助庾怿，因此庾怿不得不死。
吕思勉先生尝有疑于庾怿自裁之事。他在《两晋南北朝史》第一五○页中说：“《纪》又言帝少为舅氏所制，不亲庶政，而赫然一怒，庾怿惧而自裁，有是理乎？妨帝不亲庶政者王导也，于庾氏何与？而谤转集于庾氏，何哉？”吕先生不相信成帝一怒使庾怿惧而自裁之说，这是有道理的。但吕先生着眼于庾亮、王导个人毁誉问题，似难究及历史实际。其实庾怿自裁，决非只是成帝一怒的结果，也不只是王允之制造压力的结果，而是几十年来庾、王门户之争，特别是近数年来庾、王江州之争的结果。它反映了庾、王江州之争的尖锐激烈程度。庾怿之死这一庾、王关系的重要插曲，情节虽难细究，但背景是清楚的。香港学者苏绍兴先生也有“怿谋害允之一事，殊不可解”，“怿何事而毒允之，已不可考”①的问题，本节所论，似可部分地作为回答。
庾怿虽死，王允之仍然不能自安于江州，江州还不断出现新的变局。
咸康八年六月，成帝死，成帝弟康帝即位，委政于庾冰、何充，士族门户势力重新配置，错综复杂的斗争继续进行，其焦点还是互相争夺江州。
何充参政，是王、庾门户冲突的产物。《晋书》卷七七《何充传》：“充即王导妻之姊子，充妻，明穆皇后之妹。”何充具有与王、庾都是戚属的家族背景，所以王、庾二族在必要时都能够接受何充居间缓冲。庐江何氏并非第二流士族，所以暂时也没有坐大的危险。《何充传》说：“王导、庾亮并言于帝曰：‘何充器具方概，有万夫之望，必能总录朝端，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愿引充内侍，则外誉唯辑，社稷无虞矣。’”细玩此语，王、庾不可能同时进言荐充，“老臣”云云，更似王导口气。《世说新语·赏誉》“丞相治扬州廨舍”条注引《晋阳秋》：“导有（使充）副贰己使继相意，故屡显此指于上下。”而何充虽居王、庾之间，实际上却是袒王的。庚冰为了巩固庾氏的外戚地位，屡以宜建长君为由，请立成帝母弟为嗣，因而康帝得以继统。何充则主张立嫡不立弟，庾冰不从。何充自知与庾冰难于两立于朝，自请出镇京口，以求自固。此事史传均谓“避诸庾”，实际上除此以外，还有抢据京口要津，以防庾氏造次的目的。中枢庾冰并未以何充为主要对手，他的目光正注视着江州的王允之，观察王允之的动向，寻找驱逐他的机会，以便把江州重新纳入庾氏之手，使荆、江重新合为一体。这样，即令庾氏在中枢不能得手，也可以巩固庾氏在上游的地位，保全庾亮时庾氏的门户势力。
《晋书》卷七六《王允之传》：“王恬（王导之子）服阕，除豫章郡。允之闻之惊愕，以为恬，丞相子，应被优遇，不可出为远郡。乃求自解州，欲与庾冰言之。冰闻甚愧，即以恬为吴郡，而以允之为卫将军、会稽内史。未到，卒。”案王导长子悦早死，恬为次子，继嗣。王恬少好武，在王、庾相持阶段，曾守石头以卫护建康，是王氏家族中少有的堪任武事的人才。王允之求解江州，其目的之一是故作姿态，逼庾冰收回以王恬为远郡的成命；目的之二是推荐比自己更有地位才能的王恬代为江州，以防庾氏觊觎。庾冰的处理，则是将计就计，以退为进，在改署王恬为吴郡的同时，一并改署王允之为会稽，以示将东方例由门阀士族居任的吴会地区，画为王氏家族势力范围，庾氏不求染指，只求能换得江州。所谓庾冰“甚愧”云云，不过是士族名士处理此类问题的一种自饰而已。
但是王允之明白此中底细，拒绝受调，他所持的理由，据《通典》卷一○四所载，是会稽犯王允之之祖王会名讳。这看来是一种托辞。因为第一，名讳嫌忌问题本无一成不变的说法，既有如《晋书》卷五六《江统传》“故事，父祖与官职同名，皆得改选”之说，亦有如《通典》卷一○四谯王无忌议“国之典宪，亦无以祖名辞命之制”之说，不能固执一端；第二，据《王舒传》，王允之父王舒曾经以改会稽为郐稽的折衷办法接受过会稽内史之命，王允之完全可以援例处理。但是王允之没有考虑这些，而是始终不受会稽之命。《康帝纪》咸康八年八月“以江州刺史王允之为卫将军”，细味“以”、“为”二字，可知王允之并非以江州刺史加卫将军，而是离江州之任就卫将军职。此诏亦未提及会稽内史之职。这就是说，会稽内史可辞，但江州非离开不可；离江州后总该有个归宿，那就是让他回建康就卫将军这一尊显的虚号。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庾氏对王氏的强力胁制。同年十月，据《康帝纪》载，“卫将军王允之卒。”王允之死时，已被迫受调。但是他实际上是否已离开了江州，他的死是否还另有文章，都无从考实，我们只知道王允之是死在卫将军任内，至少名义上是如此。这是庾怿死后关于江州的第一次变局。
江州既已不在王氏手中，庾冰自可取之以实现庾氏一统上游的目的。但是当庾冰部署尚未妥贴之时，是年十二月，皇后褚氏立，名士褚哀以后父之重，表示不愿居中任事，“苦求外出”，庾冰遂以之为建成将军江州刺史，镇于半洲①。褚裒外任，庾氏取得江州的计划，功败垂成。这是庾怿死后关于江州的第二次变局。
翌年（建元元年，343年）十月，形势又为之一变。庾冰效法当年庾亮出都的办法，外出为都督荆江宁益梁交广七州、豫州之四郡②军事，领江州刺史，假节，镇武昌，以为荆州庾翼形援。于是，争夺多年、辗转易手的江州重镇，终于被庾氏以强硬手段取得。这是庾怿死后关于江州的第三次变局。
回顾这段时间之内的江州形势，可以看到变化迅速纷纭。庾怿毒杀江州刺史王允之不成，饮鸩自毙，在成帝咸康八年（342年）二月；以王允之入为卫将军之诏，在是年八月；王允之之死，在是年十月；康帝后父褚裒出镇江州，在是年十二月；而庾冰出都为江州刺史，在翌年（建元元年，343年）十月。江州问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这样多的曲折变化，江州地位的重要和斗争的激烈就可想而知了。
成、康之交，咸康、建元之际，琅邪王氏家族发展史上经历着又一关键时刻。王允之是企图以军事实力维持王氏家族利益的最后一人。王允之死后，琅邪王氏虽然还是代有显宦，宗族不衰，但基本上是靠祖宗余荫，靠社会影响。由此到晋末为止，真能影响政局的人是一个也没有了。《晋书》卷七七《殷浩传》载庾翼遗殷浩书曰：“当今江东社稷安危，内委何、褚诸君，外托庾、桓数族。”庾翼作书时间，就在咸康、建元之际，可见此时琅邪王氏在内外政局中已不再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估量局势中不再被人们提及了。与琅邪王氏的就衰相比，颖川庾氏看来好象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扩充了很大的地盘。但是这个家族根柢不深，好景不常，在桓温的打击之下，很快就被摧折了。
关于王导、庾亮的嫌隙问题，读史者多诸悉王导“元规尘污人”①的清言。王导以尘埃喻庾亮而以扇拂尘，对政敌庾亮则字而不名，使人感到王、庾处理嫌隙，大概也同清言一样含蓄隽永。其实不然。在清言的后面，存在着与名士风流旨趣大不相同的现实利害的冲突。阴谋诡计，刀光剑影，充斥于这两个门户、也就是两大势力之间，其残酷性并不亚于其它朝代统治者内部的斗争。王、庾江州之争大体能证明这一点。不过江州之争的许多复杂而微妙的关节，史料已泯灭无闻，有许多本来只能由武装冲突来解决的问题，在现存的简括的史料中竟然都是和平过程，这很难令人相信。根据这些史料勾画的庾、王江州之争，最多不过是貌似罢了。
庾、王江州之争的研究，至此暂作结束。江州以其所处的地位，在东晋荆、扬相持的门阀政治格局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竞争之地，只要门阀政治的格局不变，江州的重要地位不变，江州之争也将不断发生。实际上，庾冰居江州只有一年。建元二年十一月庾冰死，朝廷立即以谢尚为江州刺史，企图把江州从庾氏手中夺回。由于庾翼强力抵制，谢尚未得如愿。翌年庾翼死，江州又再易手。淝水之战前夕，桓冲、谢安分据荆、扬之时，这两个门阀士族之间也出现了争夺江州之争，性质与庾、王江州之争类似。不过其时南北大战将临，桓、谢彼此克制，与当年庾、王势同水火者有所不同。关于这几次发生的问题，本书另有分析，此处不论。
① 借用《晋书》卷八三《刘毅传》论刘毅语。刘毅以“都督豫州、扬州之淮 南、历阳、庐江、安丰、堂邑五郡诸军事豫州刺史”，又兼督江州，俄进荆 州都督刺史。其实力的演变，李慈铭有论，见《越缦堂读书记》历史类。庾 亮由豫州进荆州，变迁与刘毅相近。
① 《宋书》卷三六《州郡志》南豫州条，庾亮至咸康四年始以豫州授毛宝。但毛宝刺豫州时豫州治邾，已远离芜猢。参《晋书》卷七三《庾亮传》。
② 参见本书第七○页。
① 据《三国志·吴志·张昭传》，昭弟子奋官至“平州”都督。据《三国志辨误》（下），此“平州”为“半洲”之讹。可知半洲是孙吴沿江置督的军事 要地之一。
② 据《宋书》卷三九、四十《百官志》：“诸征镇至龙骧将军”，三品，辅国将 军在其中；“宁朔至五威、五武将军”，四品，建成将军在其中。是庾怿此 次由三品降为四品。
① 邾城之陷，《成帝纪》在咸康五年九月，《通鉴》从之，《戴洋传》作十月。《庾亮传》系于七月王导死前，疑误。
② 庾怿奔半洲的月分不详（《通鉴》附之于三月，显然不是准确的时间），所以不知道庾亮的此一决策是对七月王导之死的反应，还是对豫州刺史毛宝之死、邾城失守的反应，或者另有其它的原因。庾怿徙屯半洲和进驻芜湖，其间当小有间隔。
③ 秦锡圭《补晋方镇表》以王允之咸康七年为江州刺史。秦表错误太多，不取。
④ 《艺文类聚》卷三八庾亮《释奠祭孔子文》：“惟咸康三年荆、豫州刺史都亭侯庾亮”云云，疑夺“江州”字，并非咸康三年庾亮已解江州。
① 见《两晋南朝的士族》第一七二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① 据《晋书》卷九三《褚裒传》，康帝为琅邪王时，聘褚裒女为妃，裒出为豫章太守。“及康帝即位，徵拜侍中，迁尚书。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成将军江州刺史。”事在咸康元年十二月。案，同年八月，何充出为骠骑将军都督徐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徐州刺史，镇京口。此事史谓“避诸庾”，实际上具有“避诸庾”和抢据津要双重目的。数月后出现的褚裒外任，与何充之事性质相同。徐州京口津要既然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