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一举两得。庾氏谋划得逞，桓宣发愤而死，士众尽归于庾。庾氏取得襄阳，其在荆、江的地位就更为巩固了。
庾氏与桓宣的关系，同下游士族与流民帅的关系几乎完全一样，桓宣也终于避免不了下游受制于士族的诸流民帅同样的下场。这是东晋门阀政治中反复出现过的问题。在门阀士族人物看来，流民可用，流民帅不可用；而门阀士族人物既不愿也无能代替流民帅，组织和率领流民，以为己用。门阀士族必须使用流民以为兵力，又必须假手于自己认为可靠的人，这是不容易办到的事。在此之前，郗鉴用流民帅以平王敦之乱，获得成功，但终于酿成苏峻之乱；在此之后，谢玄组织流民帅为北府兵，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但最后酿成北府将刘裕取代晋室的结局。东晋政局，从一定的层次看来，就是以当权的士族与有兵的流民帅既联合又斗争为其重要内容。联合的基础是抗胡，斗争的目的则是夺取江左的统治权力。这种情况，上游下游几乎都是一样。
大约与庾翼驱逐桓宣、进入襄阳同时，庾冰出京师，挤走居江州的褚裒，自居都督六州军事江州刺史。于是，庾氏势力囊括上游，使梁、荆、江、豫以及扬州之宣城和江西四郡连成一气。这是颖川庾氏势力发展的顶点。只是由于京口在朝廷一边，而庾冰、庾翼又相继死亡，才使严重、紧张的局势缓和下来。
庾亮早期在都十余年，其言其行与王导大同小异。庾亮出都至庾冰出都，共十余年，这个时间里，庾氏家族经历了三件大事：一，以外制内，制约王导，遥控朝廷；二，与王允之激烈争夺江州；三，驱逼桓宣，兼并桓宣部曲，取得襄阳。从客观作用说来，与琅邪王氏合作，巩固琅邪王氏首创的门阀政治的，是颖川庾氏；结束“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使琅邪王氏转衰的，是颖川庾氏；使江、荆、梁牢固地连为一气，并取得襄阳以巩固荆州，为桓温的崛起创造条件的，也是颖川庾氏。不过，庾氏取代王氏，并未改变门阀政治格局，只是用庾与马共天下代替“王与马共天下”而已。门阀政治的基本性质，前后相因。颖川庾氏居琅邪王氏和谯国桓氏之间，起承先启后的作用。
颖川庾氏势力的积累，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是它的衰坠却发生得非常急骤，而且此后的家族地位，也不能比齐王、谢，而是“再世之后，三阳仅存”①。庾亮起自外戚，无功晋室，而又措置乖谬，与王、谢家族的历史很不一样。庾氏家族不能比齐王、谢，是可以理解的。
① 《读通鉴论》卷一○：“王敦无边徼之功，故温峤得制之于衰病”云云。
① 《晋书》卷七三《庾翼传》。“发六州奴”，即同传前云“辄发良人”，目的是为了征战，事与《元帝纪》大兴四年“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性质相同。庾翼发奴涉及的州数，记载纷坛。但远州非所能及，实只荆江二州。《何充传》“庾翼悉发江荆二州编户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可证。
① 《宋书》卷二七《州郡志》雍州条：“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至是雍州始有实土。
① 《世说新语·识鉴》“王大将军始下”条注引王隐《晋书》，谓杨朗仕至雍州刺史。《华阳国志·序志》有雍州刺史李阳。案杨朗、李阳为明帝、成帝时人，今本《晋书》未著录他们曾为雍州刺史的仕履。
② 蒋巽治绩无考。
① 义成郡何以遥属扬州，是否以淮南郡西晋属扬州之故，未能断定。
① 《晋书》卷七○《甘卓传》。
② 《晋书》卷七七《蔡谟传》：“桓平北，边将也。”
① 均见《晋书》卷八一《桓宣传》。
② 《华阳国志·序志》。
① 《晋书》卷七三史臣语。《世说新语·雅量》“王邵、王荟共诣宣武”条注引《中兴书》：“初，郭璞筮冰子孙必有大祸，唯固三阳，可以有后。故希求镇山阳，弟友为东阳，希自家暨阳。”《庾希传》略同。
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
一 桓温先世的推测
（一）桓温先世的隐情
《晋书》卷九九《桓玄传》：桓玄“曾祖以上名位不显。”同传曹靖之答桓玄之问曰：“大楚之祭不及其祖”，是以神怒。又，《魏书》卷九七《桓玄传》：桓玄“庙祭不及于祖，……慢祖忘亲，时人知其不永。”
案，桓玄篡位以后，只置一庙，庙祭但及于父而不及于祖，引起时人许多议论，具如上引。除此以外，徐广、卞范之等亦均不以为然。但是桓玄对此却执意不改。《宋书》卷一《武帝纪》：刘裕逐桓玄后“焚桓温神主于宣阳门外。”桓玄只立桓温一人神主，就是庙祭不及干祖的说明。桓玄于宗庙大事如此固执，违礼悖俗，难于解释，其中似包含某种隐情。
桓氏庙制问题，与孙吴有可比较之处。《宋书·礼志》三谓孙权称帝，不立七庙，但有孙坚一庙在长沙临湘，又有孙策一庙在建邺。孙氏庙制不立，主要是为了遮掩其先世隐情。富春孙氏“孤微发迹”①，不预士流。《孙坚传》注引《吴书》谓“坚世仕吴”，是韦昭为吴修史不得不有的虚美之词。《宋书·符瑞志》上及《太平御览》卷五五九引《幽明录》，皆谓孙坚之祖孙钟与母居，遭岁荒，种瓜为业，这当是陈寿所谓“孤微”所本。孙钟与孙坚，《幽明录》谓为祖孙，《异苑》谓为父子，六朝即已难详。《水经·渐江水注》富春亭山“有孙权父家”，杨守敬《水经注疏》谓权字为坚字之误，因为若是权父，当逞称孙坚为是，不必累赘言之。杨氏之说实际是赞同《异苑》的，亭山之冢即孙钟冢。寒门无世谱，孙氏世系难详，冢墓莫辨，宜其干立国时无法建立正规庙制。以孙吴立庙事度桓玄，可知桓氏“大楚之祭不及于祖”，其隐情亦在遮掩桓氏类似于“孤微发迹”的家族历史，与孙氏一样。
（二）桓温是桓范后裔
桓玄之族出自谯郡龙亢，祖桓彝南渡，与东晋先后执政诸士族相比，门户地位不高。史籍均谓桓彝为东汉大儒桓荣之后，是可信的。但各书所记桓氏世系却有差异。《世说新语·德行》“桓常侍闻人道深公者”条注引《桓彝别传》，谓桓彝为桓荣十世孙，这是一说。《晋书》卷七四《桓彝传》及尊经阁本《世说新语》所附《人名谱》（以下简称《世说人名谱》）之《龙亢桓氏谱》谓为九世孙，这是二说。《元和姓纂》卷四谓为八世孙①，这是三说。桓彝之于桓荣，时代杳远，序次不清。魏晋以后，龙亢桓氏似已沉沦不预时望。桓彝之父，《晋书》及《世说人名谱》均作桓颢②，为官止于公府掾及郎中③，其人即桓玄曾祖。《桓玄传》所云“曾祖以上名位不显”者，当是就桓颢及其以上几代而言。
在十分注重士族谱系的东晋时代，桓彝为东晋功臣，桓温居人臣极位，桓玄且曾称帝立国，他们都不去查访本来是可以查访清楚的桓氏近世谱系，以致留下疑窦，造成后代史籍中桓氏世系的紊乱，这确实令人费解。
比较上述著录桓氏先世诸书，我认为比较翔实可信的是《世说人名谱》①。《世说人名谱》自桓荣以下第二、三、四、五世，序次清晰，每一世代的兄弟行辈的名讳仕履及所从出，也很清晰，而且与《后汉书》卷六七《桓荣传》及诸附传所记完全相符。其所著录第八世颢、第九世彝，与其它著录桓氏先世诸书相较，序次虽有一代之差而名讳相同。值得注意的是第六世和第七世。《世说人名谱》留有第六世的世系位置而缺第六世的名讳仕履。其第七世作“楷，字正则，济北相”，也未著楷父即第六世的名讳。楷父究竟是第五世桓典、桓晔②、桓彬兄弟辈中哪一个人之子，在这里也看不出来。但，第六世名讳缺如，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可供我们探寻考证。
兹参考《世说人名谱》，并据下文考证，试作《龙亢桓氏世系表》如下③：
据《世说人名谱》资料，我们可以确认以下几点：
一 桓彝应是桓荣第九世孙，作十世孙者没有《世说人名谱》这样可信的根据。作八世孙者则涉及计算方法问题，难以确言，姑置不论。
二 桓氏谱系紊乱，问题主要出在缺名的第六世，如果确有隐情存在，以存在于第六世的可能性最大。
三 第五世桓氏兄弟均死于汉末灵、献之时（说详下），所以第六世的年代应当在曹魏的初期至中期。
为什么五世儒宗、迭为帝师的谯郡龙亢桓氏，其世系到曹魏初期中期时忽然失载了呢？是什么缘故使桓氏子孙不得不从自己的谱系中略去第六世的名讳仕履？
我推测，曹魏嘉平元年（249年）预于曹爽之狱而被诛夷的桓范，就是谯郡龙亢桓氏第六世的主要人物，是桓彝的曾祖或曾祖的兄弟。我还推测，桓范很可能是桓氏第五世桓典之子。龙亢桓氏谱系失载第六世的名讳仕履，就由于桓范被诛，桓氏成为刑家，因而在逃子孙力图隐蔽桓氏家世的缘故。
以下，我将逐次论证这一假设的合理性。
《三国志·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桓范传》：“桓范，字元则，世为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太平御览》卷二二四引《桓氏家传》：“延康元年（220年）初置散骑之官，皆选亲旧文武之才，以为宾宴之属。迁桓范为散骑侍郎。”同书同卷引《魏略》，谓“是时散骑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选”，而《曹爽传》裴注又谓桓范“以有文学，与王象等典集《皇览》。”由此可见，桓范既是英儒高才，又有文学，很有资格入为散骑。这反映了桓氏家族的冠族地位以及其家世学问传袭的事实。
桓范于正始时官大司农。“曹爽辅政，以范乡里老宿，于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亲也。”嘉平之变，司马懿闭洛阳城门拒纳曹爽。桓范不应懿命，矫诏奔爽，为爽策画，当由于是曹操旧属，与曹氏同乡里，又受曹爽敬重之故。桓范为帝室乡里之亲，与上引桓范以亲旧入选为散骑侍郎，亦可呼应。
桓范建安末入丞相府，至嘉平初已历三十年之久，自然是“老宿”无疑，按年龄，与正始时新进少年名士不属一辈。从意识形态看来，桓范所著《世要论》①，其内容与名士谈玄者大相迳庭。《世要论》主张“度世授才”。明帝时桓范荐徐宣为仆射之言，也反映了“度世授才”思想。他说：“争夺之时以策略为先，定分之后以忠义为首”②。这些说法部与建安时曹操标榜的“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原则一致。正始名士处于“定分”之后的“治平”之世，却以浮华进趋于时，与桓范尚忠义之说很不一样。桓范尚忠义，不悖沛国桓氏家世儒宗的门风，与其时司马懿标榜以孝治天下，颇为接近①，这或许是曹爽对桓范敬重之而不甚亲的缘故。
司马懿处置曹爽一党，手段极其残忍。《晋书》卷一《宣帝纪》曰：“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数十年后，当晋明帝问及晋朝先人所以得天下之由，王导“乃陈帝（宣帝，司马懿）创业之始及文帝（司马昭）未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所谓“创业之始”，说的就是嘉平狱后逐步发生的事。由此可见，司马懿及其子孙，是非常避忌诛曹爽一案的，魏晋载籍当然也不敢尽其词②。随着时间的推移，洞悉嘉平之狱实情的人越来越少，桓范事迹也越来越湮没无闻于世。
另一方面，桓范预此“大逆”，宗族连及诛夷，侥幸漏过法网的子弟皆以全身为幸，当然更不敢显露与桓范的亲属关系，以招祸灾。因此撰桓氏家传之人，对于桓氏先人只追溯至桓彝之父桓颖为止，如果再向上追溯，势必触及桓范预“逆”问题，因而触犯晋室朝廷及桓氏家族双方的忌讳。只是由于《世说人名谱》中的《桓氏谱》揭出桓颖之父桓楷之名，并空悬无名讳仕履的桓楷之父一代于桓氏谱系之中，才使我们得以探微索隐，窥测桓玄“曾祖以上名位不显”以及庙祭不及其祖的真实意义。
桓玄高祖桓楷，官济北相，桓玄曾祖桓颖，居公府掾及郎中。以桓楷、桓颢父子的官位相比，国相显于公府掾及郎中，也就是说桓玄高祖显于曾祖，因而不能得出桓玄“曾祖以上名位不显”的结论。颇疑桓楷仕魏为国相时值嘉平狱起，坐父桓范罪当诛。桓楷是伏法，是逃亡，无迹可寻，而其后人以及史臣则以“名位不显”掩而蔽之。而桓楷之子桓颢出仕，当在入晋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