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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温第三次北伐，成为建康朝廷的一次特大事件。出师日百官皆于南州祖道，都邑尽空。此前数日，会稽王司马昱与桓温曾有会晤。《真诰》卷一八《握真辅》：“公明日当复南州，与大司马别。大司马克二十六日发也。”原注：“公是简文，为司徒也。大司马是桓温也。温在姑孰，应北伐慕容。……于时是太和四年己巳岁三月中书也。”据此可知，桓温出师预定为三月二十六日，会晤当在出师前数日。据《晋书·海西公纪》，桓温实际出师日是四月庚戌，而四月庚戌恰为朔日。可知出师之期较预定的三月二十六日晚了几天。出师之前首辅与元帅会晤，事关重大，理应书之史册，但是今本《晋书》于此事却毫无痕迹。我怀疑此次会晤是一次密晤，有重大机事商筹，而当时最敏感的重大机事，莫过于桓温欲以北伐之名，拔除朝廷所赖的徐、豫兵力。
桓温取得徐、豫的具体过程，研究晋史者是熟知的。郗愔暗于事机，得桓温相约北伐，立即覆笺“共奖王事，修复园陵”。愔子超为温参军，见愔笺毁之，另作笺“自陈老病，不堪人间，乞闲地自养。”桓温乃顺水推舟，转郗愔为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自己则兼领徐、兖二州。作梗多年的京口重镇问题，未动刀兵，戏剧性地解决了。
桓温处置豫州袁真的办法，却不相同。袁真得桓温命，未达其旨，遂率师逾淮，攻克谯梁。桓温败于枋头之后，委过于袁真，奏免为庶人，而以桓温世子桓熙代为豫州刺史。袁真不受代而反叛，旋死，子袁瑾继，被桓温消灭于寿春地区。《太平御览》卷六五四引《世说新语》①曰：“桓宣武之诛袁真也，未当其罪，世以为冤焉。袁在寿春，尝与宣武一妾妊焉，生元（玄）。既篡，亦覆桓族，识者以为天理之所至。”此事不经，又贯串佛家果报思想，有无勿须置论。但其中说袁真“未当其罪，世以为冤”，是反映了当时实际情况的。
徐、豫二州在桓温第三次北伐中统统落入桓温之手，桓温掌握了进入建康的锁钥。据《晋书》卷六九《刘波传》，波为桓氏部将，桓温西征袁瑾时以刘波领五千人镇石头城，可见从军事上看来，建康实际上已入桓温掌握。桓温虽大败于枋头，却大胜于江左。他独揽朝政的军事障碍，已不复存在了。
对于桓温的事业说来，败干枋头，导致他望实俱损；胜于江左，导致他控制中枢。这同时发生的事情，对桓温起着相反相成的作用。桓温尽管控制了中枢，却由于望实俱损，无力断然篡代。中枢是不稳定的，反抗的力量仍然存在。不过，反抗不是来自军队，因为可能反抗的主要力量即豫、徐方镇武装，已被桓温消灭或控制起来①。反抗来自在朝的王、谢大族，他们以非武装的政治斗争，在关键时刻给桓温掣时，使桓温穷于应付。王、谢非武装的政治斗争居然能够抑制桓温，这又是由于桓温有枋头之败，望实俱损的缘故。王夫之曰：“桓温有枋头之败，故王、谢得持之以从容。”②看来这一议论是有道理的。
① 桓温实际上并无意以其实力投入北伐战争。据《晋书》卷三七《司马勋传》、卷八《穆帝纪》及《通鉴》永和五年条，后赵雍州豪杰约东晋梁州刺史司马勋率众入关。九月，司马勋出骆谷，壁于悬钧，去长安二百里，三辅豪杰多杀守令应之。十月，勋退还梁州。《通鉴》胡注曰：“使桓温于是时攻关中，关中可取也。”这隐寓对桓温不支持司马勋北伐的责备。
① 《廿二史考异》卷一八永和“七年八月，冉闵豫州牧张遇以许昌来降。案是时洛阳亦入于晋，故九月即有修复山陵之使也。洛阳晋之故都，准之史法，其得与失皆当大书于本纪。乃晋史于永和七年、太元九年收复洛阳，皆略而不书，失轻重之宜矣。”案钱氏之论甚当。
① 当即顾野王《舆地志》。
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载此事，谓“桓温于赭圻讨贼，屯兵山下，夜中众鸟鸣，贼谓官军己至，一时惊溃。”案桓温在赭圻不闻有“讨贼”之事。且 《元和志》较《舆地志》晚出，不取。
② 《晋书》卷九《孝武帝纪》史臣语。
① 亦见今本《搜神后记》卷六。
② 案升平间徐州刺史无索逊者。索逊之名不见《晋书》，疑索邈之讹。但索邈事迹在桓玄败后，去升平甚远。或者刺史二字有误。
① 《世说新语》佚文，不见今本。
① 武装反抗并非完全没有。咸安二年（372年）六月，颖川庾氏庾希、庾邈 兄弟反于京口，诈称受海西公密旨诛桓温。十月，道教徒彭城卢悚率众自 京口进攻建康宫廷，诈称海西公还。但这些乍起乍落的暴动并不是藩镇武 装反抗。
② 《读通鉴论》卷一○。
五 简文帝遗诏问题
东晋门阀政治中，某一士族秉权而能久于其任者，一般都是昆弟众多而且名重一时，分居内外，彼呼此应，以维持家族势力于不衰。于琅邪王氏，敦总征讨，导专机政，群从子弟，各居显要；于颖川庾氏，亮入相出将，冰、翼等亦内外相维；于陈郡谢氏，尚、奕、万诸昆弟久戍豫州，安则凭借诸兄遗泽和豫州势力，得居相位，然后以侄谢玄据京口而建北府兵。只有谯郡龙亢桓氏由于族单势孤，虽温居上游分陕二十余年，兄弟中仍无一人得居朝廷显职。兴宁二年（364年）桓温讽议迁洛，以胁朝廷，朝廷不得不诏徵桓温辅政而又深惧桓温入都。桓温虽志在入都，亦不敢贸然脱离自己所依靠的上游军事力量。于是而有桓温移驻赭圻、姑孰之事。会稽王司马昱与桓温有过数次会晤，但会晤地点分别在冽洲、姑孰、涂中，而不在咫尺之隔的建康。这说明桓氏在朝无人，而建康周围军事力量尚未尽入桓氏之手，桓温还得有所等待，不能轻举妄动。
太和四年（369年）桓温从枋头败归后，由于徐、豫问题业已解决，才敢于从姑孰越建康，一度城广陵而居。此举当是就近清理盘根错节已数十年的北府异己势力，同数年前进驻姑孰以图解决豫州问题一样。咸安元年（371年），乃有桓温入建康，废海西公而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简文帝）之事，打破了多年以来呈胶着状态的东晋政局。
废立之议，倡自郗超。但《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谓桓温“宿有此谋”；《晋书》卷六七《郗超传》亦谓桓温“宿有此计”。看来，郗超不过是揣摩桓温之意而发之罢了。从策略上说来，桓温一生持重，在夺取权力时也往往是欲取先与，一步分作几步走。以对付殷浩为例，先是一再逼殷浩北伐，待北伐失败后表而废之。以夺取徐州为例，废范汪而以徐州予庾希，免庾希而以之予郗愔，最后才从郗愔手中取得。桓温废海西公，是他图谋篡取皇权、代晋自立的若干步骤中的重要一步。废海西公，以情势度之，有两种可能的反应：或有反抗，或无反抗。反抗，有对待袁真、袁瑾父子的办法可用，即临之以兵；无反抗，则有对待郗愔的办法可用，即畀以自养之地。桓温于咸安元年十一月丁未从白石入建康，越日己酉海西公出宫，简文帝即位，未遇障碍，一切顺利。琅邪王氏的王彪之甚至还为桓温废立寻找历史根据，制定礼仪。越六日乙卯，武陵王晞免官归藩。接着，桓温诛夷为己宿怨而又宗强的庾氏、殷氏人物，更换殿中禁军，并以亲信人物郗超直宫省中，侍从（实际上是监督）简文帝。辛酉，桓温自白石还姑孰。自丁未至辛酉，桓温留都不过半月，朝局种种都确定下来了，一废一立，皆出桓温。从此桓温奠立了自己在朝廷牢固的权威地位，形成了“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权力格局。桓温置简文帝于皇帝地位，与当年置郗愔于徐州刺史地位一样，又一次使用了欲取先与的策略，不过这次是在最高的权力层次上使用。
但是，在简文帝临死之前，桓温将要在政治权力的阶梯上走完最后几级的时候，极大的障碍出现了。几家最有影响的门阀士族，主要是太原王氏，陈郡谢氏，他们在朝廷还拥有潜在力量，亟思抗拒桓温的非分之求，以图维护东晋司马氏的帝位，恢复门阀士族之间的平衡状态。
当时朝廷在位的士族人物，多数曾居桓温军府，是桓温的故吏。如谢安曾为桓温司马，王坦之曾为长史，郗超曾为参军，王珣（王导子王洽之子）曾为主簿，等等。他们都深知桓温的政治志向。但是他们之中愿意协助桓温，为桓温所用的，只有郗超一人。当简文帝立，郗超为中书侍郎入直宫省之时，谢安、王坦之为侍中，都在简文帝左右。所以桓温并不放心朝局，一直居于姑孰而不入朝，直到翌年七月简文帝之死为止。
简文帝死，至孝武帝立，其间不过五日，朝局却围绕所谓简文帝遗诏问题，展开了以桓温为一方，以王坦之、谢安为一方的尖锐激烈斗争。此事史籍所载互有歧异，大体说来有三个系统：一为《晋书》，包括简文、孝武等纪，桓温、王彪之等传；一为《建康实录》；一为《通鉴》。此外，其它史料还有一些。兹以《通鉴》纪事为主，参照《晋书》、《建康实录》以及其它史料，考校异同如下。
《通鉴》：（咸安二年七月）甲寅，帝不豫。急召大司马温入辅，一日一夜发四诏，温辞不至。
案：帝不豫之日系于甲寅，不知所据。急召当有诏。《魏书》卷六九《司马星传》录其中一诏，曰：“吾遂委笃，足下便入，冀得相见。不谓疾患遂至于此。今者惙然，势不复久，且虽有诏，岂复相及？……天下艰难，而昌明幼冲眇然，非阿衡辅导之训，当何以宁济也！国事家计，一托于公。”从语气看来，四诏中此诏非最早者。托桓温阿衡辅导，则明知昌明（即继立的孝武帝）为其掌中物，不得不作此态，或者意在求桓温阿衡辅导如伊尹，而求其勿为王莽耳。
桓温辞不入都，有疏荐谢安、王坦之，见《桓温传》。这自然是故作姿态，以观王、谢士族的反应。疏有“皇子幼稚”之语，则知作于太子未立之时。传谓疏未及奏而筒文帝崩。
立太子，《简文帝纪》谓在乙未，《孝武帝纪》谓在已未。《通鉴》从《孝武帝纪》。己未在甲寅后五日，而乙未则甲寅后三十余日。如简文帝不豫在甲寅不误，则立太子事急，当以己未为允，简文帝之死即在立太子当日。简文病发甚猛，至死不过数日，宜一日有四诏，而桓温疏亦未及奏。
《通鉴》：遗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又曰：“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诏入，于帝前毁之。帝曰：“天下，傥来之运，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专之？”帝乃使坦之改诏曰：“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
案：遗诏本敕温“依周公居摄故事”，见于《王坦之传》；又敕温可自取天下，见于《建康实录》卷八，最早当本之于《宋书》卷二五《天文志》三。这两层意思应当都包含在简文遗诏中，说明简文帝预见到桓温有篡夺的可能，又不希望果然出现这种局面，所以请求桓温以居摄为度，不要逾越。如果不能约束桓温，桓温篡取与否，就全在他自己了。
遗诏谓“天下，傥来之运”，“傥来”语出《庄子》，成玄英疏谓“意外忽来者耳”。简文盖以己之得立全出于桓温，予夺取舍，全在桓温之意。所以“傥来”与“君自取之”是互相照应的。
《通鉴》把“君自取之”与“居摄”二事用“又日”相连，说明均为遗诏之文，是正确的。《晋书·王坦之传》和《建康实录》则各录其一，都不全面。王坦之改诏，把“君自取之”和“居摄”二事都去掉，改用“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对桓温的一次重大打击。《桓温传》说：“温初望简文临终禅位于己（案，这就是桓温废海西公、立筒文帝之意，也就是简文帝对桓温所说‘君自取之’之意），不尔便为周公居摄。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愤怒。”桓温不满足于诸葛亮、王导地位，知道这是门阀士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作梗，与弟桓冲书曰：“王、谢处大事之际，日愤愤少怀”云云。
遗诏是简文病后“一日一夜频有四诏”之外的又一诏，未发而毁，由王坦之改作，可见其时官中惶恐勿遽之状。
魏晋以来，帝王（或实际上是而名义上尚不是的帝王）托孤时任臣属自取天下，简文帝此诏以前尚有两见，一为刘备，一为孙策，都是创业伊始，局势未稳之时的事。《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刘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