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得将士死力。”后来，当司马越收兵下邳，准备西迎惠帝时，起用琅邪王司马睿为平东（后迁安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为他看管后方。司马睿受命后，请王衍从弟、参东海王越军事的王导为司马，委以重任。由司马越、王衍在洛阳的关系，派生出司马睿和王导在徐州下邳的关系，王导在司马睿军府中的重要地位，可想而知。
司马越物色司马睿，还有历史渊源。司马越与司马颖对峙之时，司马睿与其从父东安王司马繇先居洛阳，后居邺城。那时司马越已通过辟于越府的王导对司马睿施加影响。荡阴战后，司马繇被司马颖杀害，这更坚定了司马睿在成都王颖和东海王越之争中投向东海王越一边的决心。司马睿在王导劝诱下南逃洛阳，转回琅邪国，在那里接受了司马越的号令。从种种迹象看来，司马睿、王导同莅徐州下邳，不是偶然的组合，而是司马越、王衍精心的策划与安排。洛阳司马越与王衍的组合，下邳司马睿与王导的组合，都是日后建康“王与马共天下”的前奏。
不过，情况还是有区别的。洛阳司马越、王衍的组合，掌握实权的是司马越；而徐州下邓司马睿、王导的组合，王导却起着主导作用。那时，司马睿还是一个“恭俭退让”，“时人未之识”①的一般宗室成员，而王导已经具有政治阅历和名望，可以把司马睿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王导传》叙述这一段关系时说：“〔导〕参东海王越军事。时元帝为琅邪王，与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帝之在洛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透过这一段夹杂着攀附之辞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司马睿在北方所经历的大事，几乎全出王导的主动筹谋。王导在邺城、洛阳、下邳，早已发现了司马睿“奇货可居”，很像当年吕不韦在邯郸发现了秦国的子楚一样。子楚曾约定分秦国与吕不韦共之，而司马睿后来实际上与王导共享东晋天下。
永嘉政局，纷乱异常。刘渊等交侵于外，怀帝、司马越构嫌于内，州郡征镇叛服不常，流民暴动此伏彼起。司马越、王衍力图在政治上、军事上加强控制，抢据要冲，以维持残破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永嘉元年（307年）九月，司马睿受命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偕王导南渡建邺。这是司马睿、王导同镇下邳两年以后的事。其时，王衍为门户自全之计，“说东海王越曰：‘中国（案指中原）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案指洛阳），足以为三窟矣。’”①孙盛《晋阳秋》记此事，谓王衍辞诸弟时曰：“今王室将卑，故使弟等居齐楚之地，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所望于二弟也。”②依孙盛所记，王衍经营“三窟”，并不是消极地效狡兔之求免于死，而是欲乘王室卑微之时图谋霸业。以后的事实表明，王衍追求的霸业没有实现于齐楚，而实现于扬州的江南；不是假手于王澄等人，而是假手于王导。这是王衍始料所未及的，因为他设想的“三窟”均在长江以北，并未包括扬州江南部分。
从人物构成和历史渊源说来，扬州一窟，同样是司马越、王衍势力所派生出来的。扬州江南窟成，齐楚已乱，王马天下，只有于此经营。但是此时洛阳尚有怀帝，名分不可僭越，因此形势暂时还不是很明朗的。五行家看到王导在建邺“潜怀翼戴之计”，待机脱离洛阳以称霸江左的事实，谓其时江左“阴气盛也”。③这反映晋室社稷南移的可能性，已在时人的估计之中。
司马睿渡江一举，开启了东晋南朝在江左立业局面。不过这不是司马越、王衍的初衷。在司马越、王衍的全盘部署中，渡江的直接目的究竟何在呢？
司马睿、王导受命过江，从军事、政治上说，是为了填补陈敏被消灭后江左的真空，使之同江淮、荆楚呼应，保障徐州，并为中原犄角。这一点与江左原来的政治形势有关，将在本文下节详论。从经济上说，很可能有替坚守中原的司马越、王衍搜括江南财富，特别是潜运江南粮食的目的。
原来，陈敏在洛，为尚书仓部令史，建议于执政曰：“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时将欲腐败，而不潜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①因此陈敏得以出为合肥、广陵度支。他后来击败石冰，割据米谷丰裕的扬州江南诸郡，也得力于所统运兵。《水经·淮水注》谓陈敏于中渎水域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径渡，以改变湖道纡远状况，缩短了江淮间的航程。此事内容尚有疑点，不可全信，亦非全诬②。《太平御览》卷六六引顾野王《舆地志》，谓陈敏在丹阳境开练湖，而练湖之开与维持丹阳、京口间运河航道有密切关系③。《舆地纪胜》卷七引《舆地志》，谓京口城南有丁卯港，港有埭，为京口运河航道重要设施，据说“晋元帝子裒镇广陵，运粮出京口，为水涸，奏请立埭，丁卯制可，因以为名。”案司马裒镇广陵，开丁卯埭，为建武元年（317年）事，在陈敏于扬州江南开练湖以济运河之后十年。这些维修江南运河的史实，都与陈敏离都的初衷切合。又，司马睿、王导在徐州时本有漕运任务。徐州治所下邳，当泗水通途。《水经·泗水注》：宿预，“晋元帝之为安东也，督运军储而为邸阁。”④司马睿与王导南来，沿中渎水下广陵，过江而达建邺⑤，也是踵陈敏之迹。根据这许多迹象，我推测，司马睿、王导奉命南来，本有与陈敏相同的潜运江南粮谷以济中州的经济目的。
细察王衍“三窟”之说和其后事态发展，可以认为司马睿、王导受司马越、王衍之命南来，并不是为越、衍南逃预作准备。司马越和王衍始终不见有南逃的打算。我们知道，司马越是在逗留东海、收兵下邳以后才得以成为独立力量的。他的军队以徐州人尤其是徐州东海国人为多。洛阳宫省宿卫，也都被司马越换成东海国将军何伦、王景的东海国兵。永嘉四年（310年）冬司马越声称为讨伐石勒而离洛，还以何伦和坚决支持司马越的“乞活”①帅李恽等军，奉东海王妃裴氏和世子毗守卫洛阳，监视宫省。这些情况，说明司马越、王衍势力的地方色彩很浓。他们只求死守正朔所在的中原，而不曾考虑偏安江左。其时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周馥建策迎天子都寿春，也被拒绝，周菠以此为司马越、司马睿的军队夹攻致死，这就是史臣所谓“祖宣（馥字）献策迁都，乖忤于东海”②一事。司马越的战略意图，是依托徐州，守住洛阳，自为游军与石勒（以后还有苟晞）周旋。王衍是支持司马越这一战略意图的。当洛阳由于刘渊、石勒的攻击而人心浮动，迁都避难呼声甚紧时，“衍独卖车牛以安众心”③。后来，司马越、王衍拥军东行，越于道中病死而托后事于衍，衍必欲扶越柩归葬东海，以至于在东行道中为石勒部众追及，王公士庶十余万人俱死。何伦、李恽拥裴妃及世子毗逃离洛阳，世子和三十六王①都落入石勒之手，何伦东走归下邳，李恽北走广宗②，时在永嘉五年（311年）。
司马越、王衍拥众东行，从战略战术上看不出有其它用意，只是反映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将士“狐死首丘”的愿望而已。《晋书》卷三五《裴楷传》载东海王越妃兄徐州刺史裴盾大发良人为兵，司马越死，裴盾“骑督满衡便引所发良人东还”，也是东方将士只图奔返家乡之证。
司马越、王衍一心东归而无南渡意图，客观上便利了司马睿、王导在江左独立经营。东方青、兖、豫、徐诸州士族名士则多有在胡骑侵逼之下南走建康者，昔日司马越府俊异陆续归于司马睿府，成为司马睿府“百六掾”的主干，有助于司马睿、王导势力的壮大，而且也显示出麇集江左的这一集团是洛阳朝廷事实上的继承者。尔后江左的门阀士族，大体上都是出于昔日司马越府的僚属。
与司马越、王衍一心东归成为对照的，是阎鼎的西行。阎鼎，天水人③，也出于东海王越府参军。他鸠集西州流人数千，欲还乡里。洛阳沦陷后，他翼戴秦王（后来的晋愍帝）西奔长安。裹胁而行的以荀藩、荀组为首的行台诸人多关东人，不愿西去，或者逃散，或者被杀。由此可见，其时除有前述河南、河北的畛域之分以外，还有关东、关西的畛域之分，这在士族人物中确实是一个重大问题，影响着政局的发展。
西晋统治者进行的八王之乱以及随后出现的永嘉之乱，既摧残了在北方的西晋政权，也毁灭了几乎全部西晋皇室和很大一部分追随他们的士族人物。吴人孙惠在上司马越书中说：“自先帝公王，海内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虫兽”①。王衍一伙惨死在石勒之手，又增加了一堆尸骸。他们在北方彻底失败了。残存的长安朝廷落入西州人之手，也不可能维持多久。只有他们派出的司马睿和王导，在建邺植下了根基。由于皇族劫余无多，建邺的司马睿更不得不依傍具有号召力量的士族琅邪王导。这样，在北方具有雏形的“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在南方就成为一个新朝政权的基本结构。
① 参阅《通鉴》永兴元年（304年）十二月丁亥条。
② 《晋书》卷七一《孙惠传》，记孙惠此时以书干谒司马越，谓越“虎视东夏之藩，龙跃海隅之野（指在东海国和东方各地活动，并收兵下邳），西咨河间（河间王颙），南结征镇（征南司马虓，督豫州；镇南刘弘，督荆州，均党于越），东命劲吴锐卒之富（扬州刘准），北有幽并率义之旅（幽州越党王浚，并州越弟司马腾），宜喻青徐（青州越弟司马略，徐州司马林），启示群王，旁收雄俊，广延秀杰，纠合携贰……”云云。这大体是其时司马越势力分布图。
① 《晋书》卷四三《王衍传》。
① 《晋书》卷四三《王澄传》。《世说新语·品藻》“王大将军下”条谓庾、王衍、王澄、胡母辅之为王敦四友。同条注引《八王故事》、《晋书》卷四九《胡母辅之传》又另有说，不备录。
② 《世说新语·赏誉》。《晋书》卷五○《庾传》谓“越府多俊异”。案越府僚佐可考者不下五六十人，其中绝大部分为当时士族名士。
① 《晋书》卷六《元帝纪》。
① 《晋书》卷四三《王衍传》。《通鉴》系此于永嘉元年十一月，后于司马睿镇建邺二月。
② 《世说新语·简傲》“王平子出为荆州”条注引《晋阳秋》。案此与《晋书》王衍、王敦等传都说王敦出刺青州，《通鉴》亦同。而《世说新语·识鉴》“潘仲阳（滔）见王敦”条注引《汉晋春秋》、《通鉴》永嘉元年十一月乙亥条《考异》引《晋阳秋》，并谓其时王敦出刺扬州。
③ 《晋书》卷二七《五行志》（上）：“孝怀帝永嘉四年四月，江东大水。时王导潜怀翼戴之汁，阴气盛也。”
① 《晋书》卷一○○《陈敏传》。同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越致敏书：“将军建谋富国，则有大漕之勋。”
② 参拙作《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文中《广陵之役与中渎水道问题》一节，《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年。
③ 参本书第八五页。
④ 《初学记》卷八河南道“邸阁”引《西征记》：“宿预城下邳之中路旧邸阁”， 当即指此。
⑤ 《太平御览》卷一七○引《建康图〔经〕》：“西晋乱，元帝自广陵渡江”云云。
① 关于“乞活”来历及其政治动向，参看周一良先生《乞活考——西晋东晋间流民史之一页》一文，见《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本文“不与刘、石通使”一节对此亦有所论述。
② 《晋书》卷六一《周馥传》。参看同书卷二九《五行志》（下）“豕祸”条。周馥事涉统治阶级中其它矛盾，但也表明司马越、王衍无意南迁。
③ 《晋书》卷四三《王衍传》。
① 此据《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同书卷五《怀帝纪》、《魏书》卷九五《石勒传》数各不同。
② 李恽及“乞活”部众均并州人，故不东奔，但也不回并州。其奔广宗，盖欲附司马越党幽州刺史王浚。浚旋以恽为青州刺史。广宗的上白，遂为“乞活”的一个重要据点。
③ 《晋书》卷六○《阎鼎传》。阎鼎实际上是巴西安汉人，吴仕鉴《斠注》据《新唐书》卷四三《宰相世系表》（一三）有考。又，秦王是唯一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