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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军事两个方面看来，淝水之战中的前秦显然是远逊于灭吴之战中的西晋，而淝水之战中的东晋从总体上说来，却又强于灭吴之战中的孙吴。由于两次战争条件的不同，晋灭吴之战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符坚淝水之战则否。淝水战前，北方的统治秩序远未稳定下来。氐族贵族中权利的分配尚未基本完成；被统治民族激烈对抗氐族统治的形势尚未消失；新的一轮争夺北方统治权的斗争正在酝酿之中。北方民族关系如此，南北政权的民族差异自然是很明显的，这就使得前秦的南进战争又不能不带有民族入侵色彩。关于这个方面，下一节还将详细论述。
所以，从淝水之战与灭吴之战的多方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到，两者性质既相同，又不同。在我看来，淝水之战具有统一战争和民族入侵战争的双重性质，而主要的一面是民族入侵战争。
这里还要附带陈述如下一个事实：直到二十世纪初年为止的中国皇朝历史上，在分裂时期，不管局势中是否掺杂民族因素，也不管民族矛盾是否十分严重，重新统一的任务总是由北方当局完成。即令南方经济力量与北方趋于平衡甚或超过北方，这一事实也不曾改变。应当如何解释这个事实，这里暂置不论。我只是想借这一事实，说明上引王猛谏苻坚所谓东晋“正朔相承”，勿以为图的话，归根结底，不能作为判断淝水之战性质的根据。
苻坚何尝不想争为正统？《朱子语类》卷一三六谓苻坚扫土而来，不计其它，因为“他是急欲做正统，恐后世以其非正统，故急欲亡晋。”就这个时期的历史说来，此亦一正朔，彼亦一正朔，正朔并不是不能改变的。自然，东晋正是以正朔相承自居。《颜氏家训·书证》：“南方以晋家渡江后，北间传记，皆名为伪书，不贵省读。”据《北齐书》卷二四《杜粥传》，高欢语杜粥曰：“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这就是说，正朔好像在东晋、宋、齐、梁、陈。但是论国祚，终归还是魏、周、隋、唐，相承相袭。正朔之说，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历史的经验是，北方终归要统一南方，关键在于条件成熟与否。等到北方民族关系一旦发生根本变化，质言之，等到北方民族融合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北方又积蓄了统一南方的力量，统一战争自然会减少或消失民族征服性质而得以完成，正朔也自然会随之改变，甫朝正朔就被北朝的隋取代了。司马光在论及古代历史上正统之争的问题时说：“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①苻坚发动南进战争，正是受到类似司马光这种思想的驱动。前引石勒以郦食其为失，以留侯为得的思想，实际上也是这样。至于在分裂时期，特别是本文所论的南北双方存在民族差异时期，九州在什么条件下方能“合为一统”，那是另一问题，这里不作讨论。
① 《晋书》卷一一三、一一四《苻坚载记》（上）、（下）。下引文同此者不注。
② 北方汉人认为江左政权“正朔相承”，不独此时为然。参看《北齐书》卷二 四《杜弼传》。
① 《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及《通鉴》太元五年录氐人宗亲所率 出镇氐户之数，合计之远远不足十五万户。
① 分见袁燮《絜斋集》卷六、卷七，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三，钱大昕 《廿二史考异》卷一八。
① 《通鉴》黄初二年“臣光曰”云云。
五 北方的民族关系与淝水之战的性质问题
在上文中，已知淝水之战前夕北方民族融合水乎还很有限，从而南北政权的民族差异还很显著。从这一角度立论，我认为淝水之战性质虽不能完全排除统一战争的一面，但毕竟还是以民族入侵战争为主。现在，我想对其时北方民族关系确实还处于紧张而混乱的状态，从而还不存在统一南北的现实可能性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说明，以期充实上文的论点。
近年来所见到的讨论淝水之战问题的文章，大多对于苻坚在北方的政绩印象极深，认为苻坚统治北方的二十多年（约占十六国时期的五分之一），是十六国时期最好的一个阶段。这种印象是有根据的。就民族关系而言，前秦苻坚统治时，有三个方面不同于前此的前赵、后赵、前燕。第一，采取民族绥抚政策，不滥杀被征服民族人民，还尽量礼遇优容他们的统治阶层人物；第二，打击氏族守旧豪帅，使吏治相对说来清平一些；第三，使用汉人士族为朝廷官吏和关东诸州刺史，并且崇尚儒学。这些措施，对于稳定前秦统治，统一中国北方，促进氏族社会的进步，甚至对于组织大规模的南进战争，无疑都起着重大的作用。在十六国时期的民族融合方面，前秦氏人政权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前此匈奴、羯、鲜卑慕容部建立过的政权，前秦有前此诸国的经验教训可以汲取，有前此诸国的某些成就可以利用，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前秦取得政绩的一个原因。除此以外，汉化程度较高的苻坚的个人作为，当然也是一个原因，不容忽视。
但是，这毕竟只是十六国时期历史总进程的一个局部，而且在这个局部中，还有一些相反的不利于民族融合的事实，同样需要我们正视。
十六国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前人常常提到的“胡亡氐乱”，大体上可以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志。这就是说，永嘉以后至后赵之亡为第一阶段（311—350）；后赵之亡至淝水之战为第二阶段（350—383，苻坚政绩主要在这个阶段）；淝水之战至北魏统一北方为第三阶段（383—439）。在第三阶段中，“氐乱”方兴，关中、关东、陇右政局纷坛，战祸不息，民族斗争出现又一个新的高潮，社会不宁比前两个阶段还要厉害。多少个民族，多少个国家，出现了又消失了，直到酝酿出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以及北魏逐步统一北方，才结束了十六国时期所谓“五胡乱华”局面。所有这些第三阶段的情况，都是第二阶段历史的结果。苻坚的治绩不论如何良好，都无法使历史越过这个阶段而达到像北魏中期以后那样的水平。
苻坚的治绩，反映了他所处阶段民族融合的成就，也反映了作为统治民族的氏族的社会发展水平。但是，前此进入中原并建立政权的诸多民族，包括氏族在内，在民族融合的进程中还没有联在一起，还存在严重的隔阂；还有不少边远地区的民族等待着机会独立地进入中原，或者等待着机会就地建立自己的国家以进行政治活动，既然如此，新的一轮民族斗争亦即新的一场动乱，肯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在前秦统治的时候，北方远未成为稳定的地区，由北方统一南方的历史前景并没有真正出现。这个时候的苻坚，与灭宋时的元世祖忽必烈，与灭明时的清世祖顺治皇帝，是大不相同的。这并不是说，苻坚完全不可能取得对南方一次重大战役的胜利（一次战役的胜利，偶然因素有时也能起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而是说在北方尚未稳定的情况下，即令取得一次战役的胜利，也难实现从北方统一南方的历史任务。或者，即令苻坚通过一次战役的胜利消灭了江左政权，也不过是把北方的民族动乱扩大到南方，从而使南北统一根本无法维持。反之，苻坚军事上败于东晋，就立即造成北方分崩离析的后果。根据这些情况，我认为苻坚统治北方所取得的成绩，必须放到十六国历史总的进程中来估量，看到它只是这个总进程的一个局部，而且不是不可以逆转的局部。苻坚的政绩，远不足以改变南北关系中所具有的民族对抗的性质。
十六国的历史说明，一个统治民族，一个民族政权，要消除其民族压迫的表象和内容，往往需要经过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而且一般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要取得这种成就，统治民族个别上层人物的意愿固然重要，但还要等待统治民族本身进化到一个必要的水平，这需要有足够的时间。而统治民族能否得到足够的时间以完成本民族的进化，又要看是否具有民族内部和外部的安定条件，即本民族内部是否能取得协调而不致于内乱频仍，是否有其它民族至少在军事力量上强大到足以代替这一民族的统治地位。
十六国各个民族政权，其统治者特别是其创业人物，往往具有较强的汉化倾向，往往崇尚儒学，联络士人，以求创业成功。但是不要很久，其民族内部的守旧势力抬头，影响这个政权的政策，这个政权就会出现倒退的趋势。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其统治政策归根到底总是要反映整个民族的进化水平。如果民族进化水平还很低下，而统治者要长期稳定地维持一种较高的文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僭伪诸君有文学”条，据《晋书·载记》所录十六国统治者爱好经、史、文学的事迹立论说：“此皆生于戎羌，以用武为急，而仍兼文学如此，人亦何可轻量哉！”赵翼赞扬“僭伪诸君”个人文化素养之高，都是言之有据的。但是赵翼却没有注意到，这些“有文学”的“僭伪诸君”所代表、所依靠的民族，却处在落后得多的状态。所以正是在这些“有文学”的人的统治下，造成了民族的大灾难，社会的大破坏，而他们本族政权，也往往是在尚未完成其民族进化过程以前，就被其它民族取代了。
有一些“僭伪”之君，在“好文学”方面胜过苻坚，如刘渊“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认为“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刘渊自称汉王，以继刘禅绍汉自许。但刘渊本人却又是永嘉之乱的罪魁祸首。也有些民族政权，在政绩上不比苻坚的前秦差。如鲜卑慕容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儒学昌盛，路有颂声。但是慕容氏入主关东以后，却又是官贪政鄙，内乱频仍，民族矛盾尖锐，终于很快就被氏人前秦所灭。不论是刘渊的匈奴族，还是慕容廆的鲜卑慕容部，都是在前后成百年的历史中经过许多反复，才逐渐完成其民族进化过程而稳定下来，与汉族及其它各族走向融合，甚至于逐渐消失了作为民族的存在。
至于苻坚的氏族本身，也有它自己的发展经历。氏族与中原华夏族接触极早，又长期与羌族为邻，受汉族和羌族的经济、文化影响较深。但是，氏族从来不是全族基本聚居在一起的民族。他们往往是分散成较小的群体而生活，各有君长，互不统属，住地不一定相联。在较大的范围里，他们则是与汉、羌等族错居。见于史籍的氐、汉交往，往往只是涉及氏族某一较小部分，而不是较大部分的氐人，更不是其整体。这种情况，不能不给氏族的进化带来影响，使其各个部分发展极不平衡。《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传》：“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氐最大，皆氐类也。”《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传》谓冉駹“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通典》卷一八九亦述冉駹东北之氐“君长数十”。《三国志·魏志》卷三十注引《魏略·西戎传》总叙氐人社会，则曰：“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禄福①，或在汧陇左右，其种非一，……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胡杂同②。……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曹操时武都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有些氐人已徒居美阳，接近长安③。这就是说，氐人有小聚居和大错居的特点。所以《苻洪载记》标出苻氐“略阳临渭氐人”，盖亦氐人虚落间王侯，久离武都而居略阳，统于郡县。下云“世为西戎酋长”也只是指部落小帅④，而不是全氏族统一的首领。
苻坚祖父苻洪东徙，《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