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各族人民逐渐稳定于中原的农业经济生活，南北文化风尚逐渐趋于一致，这是北方民族融合的真实反映。当这种情况出现并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发展的时候，如果再要发生北方南进战争的话，一般说来这种战争将具有比淝水之战、瓜步之战更多的统一战争的成分，是毫无疑义的，至少在理论上必然如此。当然，这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个复杂的，漫长的历史进程。而且通过战争完成南北统一，还须有充分的实力准备①。
但是，客观的历史进程，比我上面所分析的还要复杂，还要漫长。鲜卑拓跋部的主体部分虽然已经以编户形式进入中原，在农业生活的基础上加速了与汉人的融合，但居于北面边疆地区更为落后的鲜卑族和其它各族人民，却仍然没有在较大程度上改变过去那种闭塞、孤独状态。他们在民族融合方面还有一段更长的曲折道路要走，这表现为六镇起义，表现为北齐、北周历史的反复。当这最后一批闭塞、孤独的鲜卑拓跋部人也卷入了中原民族融合的洪流而使社会水平得到提高，赶上鲜卑拓跋部的主体部分，又经过大半个世纪的稳定和巩固以后，进入北方的各民族之间以及每个民族的各部分之间的隔阂就大大减少，而且不可逆转。从“五胡乱华”开始的这一回合的民族融合大体完成了，南北政权间的民族对抗性质也因此而更为淡化。等到酝酿出隋灭陈之战的时候，这场战争就完全成为统一战争，民族入侵性质也完全消失。这次统一战争的成功，主要不是决定于隋朝统治者杨氏个人及其族属，而是决定于北方各民族融合水平的提高和南北政权民族界线的泯灭。到了这时，所谓江东正朔相承的问题，也再没有人道及了。以隋灭陈之战与瓜步之战和淝水之战相比，民族关系的实质变化导致战争性质的变化，是一目了然的。
陈寅恪先生留意从十六国以来历史总进程的角度观察重大的历史问题。他在论证字文泰“融合复杂民族”而推行其“关中本位政策”问题时说道：“在此之前，秦苻坚、魏孝文帝皆知此意（案指“融合复杂民族”）者。但秦魏欲以魏晋以来之汉化笼罩全部复杂民族，故不得不亟于南侵，非取得神州文化正统所在之江东而代之不可。其事既不能成，仅余一字文泰之新途径而已。”①我对陈先生卓见所拟补充解释的是，苻坚、孝文帝、字文泰都推行其实质是汉化的民族融合政策，他们是在北方民族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推行此政策的卓越的代表人物。字文泰后来居上，以其所处特殊历史条件而将汉化缘饰之为带有胡化表象的“关中本位政策”，取得了积极成就，影响及于隋和初唐。北方民族融合上升到高水平，南北民族隔阂日益淡化，南进战争就日益表现为统一战争。南方日弱的政权丧失了民族斗争这一抗御北方入侵的精神武器，北方发动统一战争也就得以水到渠成。灭陈战争的成功完成于隋，但包含了苻坚、孝文帝、宇文泰所作的贡献，其中字文泰的贡献更为直接，更易于被观察到。
比起淝水之战和瓜步之战，隋灭陈之战的性质变化了，所以隋的军事统一可以巩固下来。统一以后，经济、政治和文化得以朝积极方面发展，人民处境能够有所改善，中华民族又重新走向兴旺之路。这一切，反过来又成为巩固统一的条件。甚至于隋的速亡，也没有导致分裂的再现。
通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战争，似乎可以归结为如下一种认识。由于中国历史具有统一的传统，凡是统治北方的势力，都认为分裂是不正常的暂时现象，都不自安于南北分裂状态，都企图南进以求统一。反过来看，南方的政权，大体也是这样。
从北方发动的南进战争说来，情况有两类，以是否存在民族对抗问题为区分。赤壁之战与灭吴之战为第一类，它们不存在民族对抗问题。赤壁之战是灭吴之战的始初形态，灭吴之战是在具备充分条件的基础上完成了赤壁之战的战略目的。淝水之战、瓜步之战、灭陈之战为第二类，它们存在或者说本来存在民族对抗问题。淝水之战和瓜步之战是灭陈之战的始初形态，灭陈之战是在具备了充分条件，首要的是北方民族融合条件的基础上，完成了淝水之战和瓜步之战的战略目的。第二类南北战争，当民族融合条件并不具备或不充分具备的时候，就会在不同程度上呈现民族入侵性质，就会扩大民族矛盾。淝水之战是这样，瓜步之战也是这样。
第二类南北战争，由淝水之战、瓜步之战直到灭陈之战，战争性质转化的完成，经历了长达二百年的时间。如果追溯到永嘉乱后南北对立的形成，时间更要长久。这主要是由于北方民族关系特别复杂的缘故。卷入这场长期的社会变迁的民族多，兴败频繁，因而代价很大。但是，后果也堪称丰硕。《通鉴》晋太元二一年七月条胡注曰：“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胡三省借古抒怀，我们自不必拘泥于他所作的数量估计是否完全准确。但是单就这一突出事实而论，十六国以来中国北方民族融合的历史成果，也是十分可观的。
这个时期以后，中国皇朝历史上还有过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满洲人入侵和统一北方的事，其中的女真人、蒙古人、满洲人都曾由北方入侵南方，而蒙古人和满洲人都曾完成过统一中国的事业。蒙古人灭南宋，满洲人灭南明，都是由入侵战争转变为统一战争。由于这两次战争，每次主要只牵涉对抗着的两个民族，入侵者背后没有出现军事力量更为强大的第三个、第四个民族的干扰，所以过程比较简单，比较短促，我们只能在理论上承认战争性质的逐渐转变，而难于确指这一转变的契机何在，标志是什么，出现在何年何月。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只有从战争性质的两重性即入侵战争和统一战争的变化来分析，才能解释清楚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的一些历史现象。
中国古代这一类型的南北战争的两重性的分析，并不一定妨碍我们对每次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分，如果必须对古代战争作这种区分的话。因为两重性不是均匀地存在于每次战争之中，也不是均匀地存在于一次战争的整个过程之中。不过，如果承认对这种类型战争的两重性的分析是可取的，就不应把每次战争的性质看得纯粹又纯粹。须知，这一类型的战争毕竟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而各民族通过各自的途径，都在创造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与外敌入侵相比，这种类型的战争，归根到底还只能说是中国历史上的内战。自然，这种内战往往给各族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我们知道，阶级社会中历史的进步，本来就是以人民的痛苦为代价来取得的。
① 禄福为酒泉郡属县，于地望不合。《三国志集解》卢弼谓禄福为上禄之讹，《汉书·地理志》武都郡有上禄县。《续汉书·郡国志》注谓杨氐所居仇池 即在上禄县南，案卢说甚是。
② 此句不得解，历来有异说。《通典》卷一八九谓氐人“其俗语不与中国及羌 胡同”，可知《魏略》前一“同”字为衍文。
③ 分见《三国志·魏志》卷三○注引《魏略·西戎传》及同书卷一五《张既 传》。《通鉴》建安二四年胡注谓“诸氐散居秦川，苻氏乱华自此始。”
④ 《晋书》卷一一二《苻洪载记》苻洪“父怀归，部落小帅”，以上世系无闻。
① 《太平御览》卷一二一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
① 《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附《王猛传》。
②
③ 《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
④ 敛歧曾为姚襄右部帅，见《晋书》卷一一六《姚襄载记》。
⑤ 《通鉴》太元元年。
① 《通鉴》咸安元年“十万户”作“十五万户”。又《通鉴》咸安二年记苻坚用慕容垂之言，使“燕之诸王悉补边郡。”
② 《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
① 《太平御览》卷七五六引车频《秦书》谓苻坚建元十八年新平人耕地获玉器。案苻坚建元十八年岁在壬午，即东晋太元七年。
② 苻坚对于谶讳，本无一定态度。他曾有谶讳之禁，犯者弃市，尚书郎王佩读谶，杀之，《通鉴》系之于太元三年。可是苻坚季年为慕容氏所困，又信“帝出五将久长得”之谶而奔于五将山，并于姚苌求传国玺时斥之曰：“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违天不祥，其能久乎！”洪迈《容斋三笔》卷七“光武苻坚”条可参。
① 《宋书》卷七四《臧质传》。
① 北方的民族融合，是实现统一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此处只是据必要条件而言。具备这种条件而又能实现统一，另有其它条件。此问题只能就每次战争的许多情况加以具体分析，这不是本文所拟探索的问题，姑置不论。
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
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
一 小 引
东晋门阀政治中起过重大作用的士族，在琅邪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之后登上舞台的，是太原王氏。
太原王氏影响东晋政局的时间，是在淝水战后至桓玄之叛的约二十年中。由于淝水战后司马皇室力图振兴皇权和相权，由于太原王氏作为当政的士族已经没有兵权和没有足为时局重心的人物而不同于前此的王、庾、桓、谢诸族，所以太原王氏只能是依附于而无力超越于皇帝（孝武帝）或相王（会稽王司马道子）的权威而起作用，我们可以说，太原王氏居位的门阀政治，实际上是回归皇权政治的过渡的一步，是东晋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的终场。
历史的发展往往多有反复，特别是在其转折时期。行将退场的门阀士族阶层并不愿意就此退场，所以有桓玄之叛成为门阀政治的回光反照。力图振兴的皇权不可能在业已腐朽的司马氏皇族手中得到振兴，因而有刘裕等人物之起，成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①。刘裕还担当了重建专制皇权的历史任务。桓玄之叛与刘裕之起，又与太原王氏两派的矛盾，以及与太原王氏两派所分别支持的司马氏皇权和相权的矛盾，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太原王氏，总的说来始终是依附于司马氏皇权或相权而发展。这家士族在东晋门阀政治中的地位，远不如前此居位的各家士族重要，因而不甚为史家所注意。其实就东晋居位擅权的各个门阀士族而言，其家世的渊源和门第的显贵，只有琅邪王氏可以和太原王氏相比。这两个王氏家族，一个佐东晋以兴，一个伴东晋而灭；一个开门阀政治之端，一个附门阀政治之尾。也许我们可以借用“王与马，共天下”之语，来说明东晋一朝的门阀政治以门第最贵的王氏家族始，也以门第最贵的王氏家族终。不过这样一来，“王与马，共天下”的意义就超过了谚语原来意义的范围，而成为谶语了。
① 作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孙恩、卢循的作用与刘牢之、刘裕一样，虽然刘牢之、刘裕是孙恩、卢循的战场上的敌人。此点下章将评论。
二 “齇王”世家
太原王氏始显于曹魏时的王昶。王昶后人显于西晋者为昶子浑的一支，显于东晋者为昶子湛的一支，如下表所示：
曹魏时王昶之后的两支分别显达于西晋和东晋，有一定的历史原因。
王昶子浑，以灭吴之功为西晋重臣，死于元康七年（297年）。王浑子济，尚武帝姊常山公主①。《世说新语·言语》“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条注引《晋诸公赞》，谓王济“有俊才，能清言”，是称著中朝的玄学名士。王济和叔父王湛，都是标志太原王氏向玄学大族转化的重要人物，但是这两支后人的发展却很不相同。
王昶、王浑、王济，是太原王氏在中朝的嫡宗，北方的华族。他们祖孙三代，都与并州匈奴贵族刘氏关系密切。《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谓刘渊七岁遭母忧，哀感旁邻，司空太原王昶等闻而嘉之，并遣吊赙。刘渊生于魏嘉平中，七岁当魏正光、甘露之际。此后太原王氏与并州匈奴刘氏遂为通家，王昶之子“王浑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①魏末咸熙中（264年），刘渊为匈奴任子在洛阳。入晋，“泰始之初，浑又屡言之于武帝。”王浑答晋武帝问，谓刘渊其人不但仪容机鉴过人，而且文武才干远远贤于由余、金日，力言“若任以东南之事，吴会不足平也。”齐王攸对刘渊曾有所怀疑，请武帝除之，王浑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