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卷九七《刘裕传》：“［卢循］党琅邪人徐道覆为始兴相”，似徐道覆为琅邪人。但是《晋书》记载江左人物籍贯，除门阀士族必著旧望以外，一般人物或著旧望，或著侨居之地，并不完全一律。所以琅邪究竟是徐氏旧望，还是其侨居之地，尚不清楚。案《元和姓纂》徐氏有琅邪一望，曰：“晋仆射宣之后，宋有徐爱。”晋仆射徐宣不详②。徐爱，《宋书》卷九四有传，曰：“晋琅邪王大司马府中典军，从北征，微密有意理，为高祖所知。”徐道覆似不得与这一与晋、宋皇室都有亲近关系的人同族为琅邪人。《宋书》卷一《武帝纪》（上）记徐道覆，只是说“其（案指卢循）同党徐道覆为始兴相”，未著琅邪。《宋书》卷五○《刘康祖传》有东海人徐道期流寓广州，义熙未于广州起兵，攻始兴郡之事③。道期、道覆，名相近，均带道教徒名中常用的道字，而道期进攻之地，又为道覆长期驻守过的始兴。颇疑道期为道覆近属，道覆败亡后藏匿不出，至是始取广州，攻始兴①。如果推测可以成立，则徐道覆籍贯当同于徐道期，为东海人，而非琅邪人②。《魏书·刘裕传》所说琅邪徐道覆，琅邪或指道覆在江左侨居之地，即建康附近的琅邪郡。东海徐道覆，与道教徒东海徐宁当为同族。
徐宁，东海郯人。祖台，西晋丹阳令；父褚，太子洗马，见《新唐书》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徐宁事迹附《晋书》卷七四《桓彝传》。王敦之叛前夕，徐宁为江北广陵附近一荒县的县令，不为人知，桓彝力荐于庾亮，始得过江至建康为吏部郎。徐宁虽不属晚渡伦人，亦不类门阀士族，如非特殊际遇，是难于入仕建康的。徐宁之孙徐羡之尽管显贵于刘宋初年，但《宋书》卷四三《徐羡之传》还说他“起自布衣，又无术学”；《南史》卷二三《王华传》亦谓为“中才寒士”，可证徐宁家族地位未因徐宁入官而有大的变化。徐道覆没有特殊际遇，所以沉沦里巷，不得仕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徐宁是有名的道教徒，这对徐道覆却能发挥较大的影响。
《太平御览》卷六六四引《神仙传》：“鲍靓，明帝时人，年过七十而〔尸〕解去。有徐宁者，师事鲍靓……”。《文选》卷二一颜延年《五君咏》注引顾凯之《嵇康赞》：“南海太守鲍靓，通灵士也，东海徐宁师事之。”又《真诰》卷一六《阐幽微》第二所列道教鬼官，有“陶侃为西河侯，……徐宁为长史。宁坐收北阙叛将，不擒，免官……。”注：“徐宁，字安期，东海郯人，羡之祖也。……羡之年少时常来形见，自称‘我是汝祖’，戒其祸福，后并如言。”《真灵位业图》亦有“西河侯陶侃，长史先用徐宁，被弹，后用蔡谟”云云。如果徐道覆果为徐宁同族，则徐宁的家世门户与道教信仰，都可以作为徐道覆家世及信仰的旁证。徐道覆大概也是南渡后不得官宦，遂以传布道教为其职业，与孙恩、卢循相同。
综上所叙，孙恩、卢循、徐道覆的家族，具有如下一些共同之点：一，同为侨人；二，同为寓居江左的次等士族；三，同奉道教；四，共为婚家；五，同活动于建康以外而不得进入东晋政治中枢；六，同有突破门阀政治限制的要求。这种种条件，使孙、卢、徐三家结合在一起。他们先是力求凭借道术跻身门阀政治行列之中，失败以后转而利用他们所团聚的道教信徒乘时举兵，反对当权的司马道子父子。
孙恩等的活动，客观上看来也是次等士族对门阀士族的一种反抗，但并不都是自觉行动。据《孙恩传》、《卢循传》，孙泰被杀后，孙恩于海中聚众，不过是“志在复仇”，即复司马道子父子杀孙泰之仇。所以他只是表司马道子父子之罪，请朝廷诛之。孙恩据有会稽，自号征东将军，这显然只是假借东晋朝廷的名号，并无建号自立之意。以后卢循也接受桓玄所授永嘉太守和刘裕所授广州刺史之号。卢循俘获原广州刺史吴隐之，以隐之党附桓玄，表朝廷诛之，朝廷不许，卢循也不专擅行事。《宋书》卷五二《王诞传》，王导曾孙王诞被桓玄徙广州，卢循以王诞为平南府长史，诞说循曰：“下官远流在此，被蒙殊眷，士感知己，实思报答。本非戎旅，在此无用。素为刘镇军所知，情味不浅，若得北归，必蒙任期。公私际会，思报厚恩，愈于停此，空移岁月。”卢循乃遣王诞、吴隐之同还建康。这种种迹象说明，孙恩、卢循虽然对门阀士族进行了冲击，以求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但在精神上仍受门阀士族的束缚，这一点与刘牢之相像。孙恩、卢循、徐道覆都不曾建号以与东晋朝廷决裂，也是他们精神上受到束缚的表现。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早就认为孙恩纯系野心家，不承认孙恩起兵是正义的农民战争。我起先不同意范文澜先生的意见，后来感到这种意见颇有道理。不过孙恩不是一般意义的野心家，他的野心具有突破门阀政治这一时代特点，这与刘牢之、刘裕并无不同。孙恩本无武力依恃而居然得以起兵，是由于门阀政治之争导致司马元显“苦发乐属，枉滥者众，驱逐徙拨，死叛殆尽”①，因而造成了起兵的便利条件。发乐属既损害乐属本人及其家庭，又触及乐属主人的利益，结果是地主与农民同起反抗；征发枉滥指发及乐属以外，结果是乐属与自耕农民同起反抗；乐属主人多是江左吴姓豪族，结果是江左吴姓豪族也与孙恩同起反抗。司马元显的一项措施，牵动了江左社会的许多矛盾，使孙恩起兵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有很复杂的性质。加上道术的煽动作用，几十万人的暴力反抗，就在旬日间形成了。
须要说明，本节主旨只是从孙恩、卢循、徐道覆家世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动向立论，而不求综论数十万农民的反晋斗争。被压迫群众自发的反晋斗争是正义的，爆发这场斗争的原因和斗争的英勇事迹，史籍具在，清楚可考，只是这些并非本节主旨，所以不多论叙。
① 卢氏在北，不见有信奉道教的直接资料。卢氏何时开始信道，尚不可考。据 《晋书》卷一○○《卢循传》及《水经·叶榆河注》，卢嘏、卢循似均赴水死，水 死为其时道徒习俗，于《孙恩传》可见。
② 卢嘏，《宋书》卷四七《孙处传》、卷九二《杜慧度传》以及《南史》卷一《宋本 纪》、卷一七《孙处传》、卷七○《杜慧度传》，均作卢嘏，与《晋书》同。《高僧 传》作卢瑕，《莲社高贤传》作卢遐，似误。
① 范宣，《莲社高贤传》作范宁。范宁年代较晚，似以范宣为是。
② 《三国志·魏志·徐宣传》，魏徐宣，广陵海西人，明帝时为左仆射，姓名官 位与《姓纂》合。但海西在今苏北灌南县境，与琅邪颇有距离，地境与《姓纂》 不合。看来晋徐宣并非魏徐宣。
③ 《晋书》卷一○《安帝纪》义熙十三年七月“南海贼徐道期陷广州，始兴相刘 谦之讨平之。”南海盖指徐道期流寓之地，非其本贯。据《元和郡县图志》南 海县南六里本有卢循故城。
① 参冯君实《晋书孙恩卢循传笺证》第五九页。又，《太平御览》卷九四二引《岭表录异》，谓卢循败后余党奔于海岛野居。“南海贼徐道期”或即出于这些海 岛的卢循、徐道覆余众。
② 东晋著名道士鲍靓，亦有东海人和琅邪人等说，前者见《晋书》卷九五《鲍靓 传》，后者见《御览》卷六六四引《神仙传》。似可与徐道覆籍贯问题比照。
① 《魏书》卷九七《桓玄传》桓玄讨司马元显檄文。
五 孙恩、刘裕与次等士族
孙泰、孙恩等人在江左以道术奉事帝王公卿，又转而以道术聚众起兵反晋。这是一部分其身分同于次等士族的晚渡侨人谋求政治出路的手段，其社会、政治意义，与原为门阀政治服务的北府将转而颠覆门阀政治一样。
刘牢之与刘裕，孙泰与孙恩，这是两支虽然表现迥异但实质上却有许多相同之处的平行活动力量。它们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走过相似的道路。当刘牢之只是在门阀士族中求发展，未成为独立势力时，孙泰也在门阀士族中求发展，未成为独立势力。孙泰由于企图成为独立势力而聚众时被司马元显诱杀，刘牢之亦以拥兵自重而被桓玄逼死。孙恩乘农民暴动之势起兵反对门阀士族，刘裕则乘桓玄篡晋而起兵消灭门阀士族的代表桓玄。两种势力所走的道路如此相同，是由于它们反映了统治阶层变化这同一的历史趋势的缘故。
《太平御览》卷九七二引《三十国春秋》，卢循由广州领兵北上时，曾馈刘裕以益智粽，刘裕则答以续命汤。这是当时很多地方的风俗，京口也是如此。据《至顺镇江志》卷三《风俗》，京口逢端午则“系百索”，“为角黍”。“角黍”即粽，端午作粽，起源甚早。益智出广州，故卢循得馈益智粽与刘裕①，并且还以之馈赠庐山慧远②。“百索”，以五采丝系臂，辟鬼辟兵，即所谓“续命缕”，起源亦甚早。刘裕赠卢循的“续命汤”，当为“续命缕”之讹①。刘裕、卢循出自京口，皆同此俗。刘、卢二人社会地位本来相近，但此时却处于敌对的竞争地位。他们互以此二物为赠，或是寓机语于酬对之中，说明二人颇有心照。
从刘牢之和刘裕、孙泰和孙恩这两支力量的平行活动中，我们看到在统治阶层发生变化的时刻，一支坚强的军队是十分重要的。北府兵基础牢固，活动于建康附近，败散了还可重建。所以刘牢之之后，刘裕又继踵而起。建康的任何执政者，都不能忽视北府势力。孙泰、孙恩的基础却与之不同。他们以道术干人主，虽不失为一条出仕门径，但他们的命运决定于人主偶然的宠幸和门阀士族暂时的优容，是不可靠的。孙泰在建康，虽获得一部分门阀士族的信奉，而王珣却得以一言流之于广州。孙泰在广州，虽得王怀之任之为太守，又得王雅荐之于朝廷，但谢又以一言而诛之，并及其子。孙泰在东晋居官，浮沉生死全在他人，没有什么可恃之资。这样才使孙恩无可选择，只有乘三吴民怨而走上以道术组织武力的道路。三吴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反抗力量，但是在孙泰的领导下他们只能是一支盲动的冲击力量，暂时靠道术的鼓动而自存。等到宗教热度降低，他们的冲击力量不但将丧失，而且连农民起义的色彩也会逐渐减退。
但是，孙恩毕竟是首先对东晋门阀政治表示决裂的人。他的起兵不能不对刘裕以后的行事产生直接影响。孙恩起兵摧毁了门阀士族在三吴统治的盘根错节的基础，扫荡了一些最具影响的侨姓士族，所以刘裕以后的活动，包括“造宋”在内，没有遇到来自三吴的侨姓门阀士族的很大反抗。因此，孙恩和刘裕二人，就其客观作用说来，都是门阀政治的“掘墓人”，孙恩还是刘裕的先行者。当刘裕得势，独揽朝政，把门阀士族摆在一边的时候，卢循，徐道覆向建康进攻的行动，只能认为是次等士族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生死竞逐。刘裕有北府资实，又有复晋的功勋。他还有为东晋平寇乱的口实，师出有名。卢循反对司马元显的理由，由于司马元显之死，已不复存在，宗教狂热又已消失，师老兵疲，不堪久战。所以次等士族这两支力量竞逐的必然结局，是越来越清楚了。
次等士族反对门阀士族垄断政权，反对门阀政治，在东晋末年是遍及全国的事，上游荆州政局的纷坛变化，也反映了这种总的形势。隆安以来在上游活动的势力，殷仲堪与桓玄都是门阀士族，而杨佺期却是次等士族。杨佺期由北南来，居襄阳边地，以武力自固，似刘牢之。杨佺期出北土华胄，以晚渡不得预于东晋门阀政治行列，又似卢循。殷、桓由于处在不被中枢信任的地位，所以暂时与杨佺期结成联盟，借重杨佺期的兵力，反对当权的司马道子，这与王恭、刘牢之之间暂时结盟的关系大体一样。杨佺期与殷、桓之间，毕竟存在具有时代意义的矛盾。杨佺期受门阀士族排斥，慷慨切齿，欲因事际以逞其志，逐步发展为一支独立于门阀政治的势力。这种情况，与下游的刘牢之、刘裕一样，与孙泰、孙恩也很相似。不同的是，上游的斗争没有宗教势力介入，杨佺期以外还没有其它的次等士族势力的代表存在，情况比较简单。下游毕竟是全国重心所在，矛盾更为复杂，其变化又制约着上游局势。上游次等士族代表杨佺期的势力虽然被门阀士族桓玄并吞，但是桓玄终于又被下游次等士族代表刘裕消灭。历史趋势如此，胜利者终究是次等士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