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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门阀士族的文化面貌
经济条件是士族阶层存在的物质基础，从东晋侨姓士族整体看来是这样，但是对于每一个门户来说则不尽然。每个门户的发展还有其它条件起作用。文化条件是其中之一，它有时也能起决定作用。
社会上崭露头角的世家大族或士族，在学术文化方面一般都具有特征。有些雄张乡里的豪强，在经济、政治上可以称霸一方，但由于缺乏学术文化修养而不为世所重，地位难以持久，更难得入于士流。反之，读书人出自寒微者，却由于入仕而得以逐步发展家族势力，以至于跻身士流，为世望族。《颜氏家训·勉学》：“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颜氏之言为劝学而发，容有夸张。他于梁末俘虏行列中所见所感，不能概括魏晋南北朝的常情，特别是不能概括以九品之法官人而又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晋代常情。他所谓“百世”、“千载”云云，只能是极而言之，不切实际。但所言文化条件对于获得和维持家族门户地位的重要性，则是确凿无疑的。
反过来说，文化条件也须凭借其它条件，才能起到这种作用。千乘欧阳生，世传伏生《尚书》，始自西汉文景之时，至东汉初年的欧阳歙，八世皆为博士，欧阳歙本人且超擢大司徒。但欧阳氏并未能凭借家学而成显族，《后汉书》歙传犹谓其“门单”。而东汉弘农杨氏，杨宝于哀平之际始习欧阳《尚书》，至子杨震即成显族。杨震于父死之时，以年幼无从随父受业，其后杨氏家世所传欧阳《尚书》章句乃转受于太常桓荣。由于其它条件各异，家学传授与门第形成的关系，杨氏与欧阳氏就颇为不同。当然，家法传经，甚至家法读史①，都是指儒学家族，而且多是东汉的事，魏晋以来就比较罕见了。
魏晋以来，玄学逐渐取代了儒学的统治地位，过去的世家大族阶层也逐渐演变而成士族阶层。玄儒兴替伴随着政局的变化，所以染有一定的政治色彩。近世史家曾就玄学清谈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成绩斐然；晚近余英时先生又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作了独到的发挥①。这些全是创新之作。在我看来，学术思想演变同政治演变很有关系，但前者并不简单地只是后者的先导或反应，两者更非同步发展。得天下的司马氏是政治上的胜利者，却不是学术思想的胜利者；司马氏以儒学著称，而儒学却是一种其统治地位行将被取代（哪怕是暂时的和部分的）的意识形态。这当然是不正常的。此后出现的情况是，司马氏得势后虽然还标榜儒学，但逐渐软化了自己对玄学的态度，以致于进一步向玄学靠拢，甚至皈依。
司马氏消灭政敌时，并不轻易以名教杀人。嵇康之死，还有一条钟会所谮的“欲助毌丘俭”的军事反叛罪。魏晋禅代之际，真正以身殉魏之士实际并不多见，较多的是，或沉默以避嫌疑，或远世而为消极的表示。《晋书》卷九四《隐逸传》载孙登、董京②、范粲③等人事迹，类皆如此。《东坡志林》卷四讥讽阮籍见张华《鹪鹩赋》而叹其有王佐才之说，直谓“观其（案指张华）意，独欲自全于祸福之间耳。”司马氏代魏局面一经确定，玄学之士纷纷归于司马氏，连嵇康之子嵇绍，在几经踌躇之后，亦经山涛荐而仕晋。西晋朝野玄风吹扇，玄学压倒了儒学而成为意识形态的胜利者，连昔日司马氏代魏功臣的那些儒学世家，多数也迅速玄学化了。两晋时期，儒学家族如果不入玄风，就产生不了为世所知的名士，从而也不能继续维持其尊显的士族地位。东晋执政的门阀士族，其家庭在什么时候、以何人为代表、在多大程度上由儒入玄，史籍都斑斑可考。他们之中，没有一个门户是原封未动的儒学世家。东晋玄学一枝独秀，符合门阀政治的需要。
然而，儒学自有其社会效用，是玄学所不能完全代替的。玄学阵容中，很少有人完全站在儒家基本思想的对立面。儒家基本思想或者被包涵于玄学之中，或者尚独立存在于玄学之外，继续起着或多或少的作用。《三国志·魏志·王昶传》王昶诫子侄“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是多数当政居位的玄学名士立身行事的共同倾向。这实际上就是《庄子·天下》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
玄学名士之中，也不乏佯狂醉酒、放浪形骸的人物，所思所行与儒家格格不入。他们多在玄学士族身处困境的时候出现，如魏晋易代之际，元康八王之乱之中，永嘉南渡之初，以及太元之末。这些很难说就是士族的常态。东晋时还有一些是声誉特高，为上流社会所仰慕的玄学名士如刘惔、王濛辈，他们但求放达，不婴世务，“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①。这些人以虚誉为荣，可以充当门阀政治的点缀，而不能运转门阀政治。能够运转门阀政治的人，仍然只能从“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的出入玄儒的名士中产生出来。王导、庾亮、谢安，都是这样的人物，桓温也是浅涉玄风而又不囿于玄的人。
余英时先生论玄儒问题，曰：“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综者，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及人伦之秩序也。”又曰：汉代以后，宋明理学以前，“儒家性命之学未弘，故士大夫正心修身之资，老释二家亦夺孔孟之席。唯独齐家之儒学，自两汉下迄近世，纲维吾国社会者越二千年，固未尝中断也。而魏晋南北朝则尤可视为家族为本位之儒学之光大时代，盖应门第社会之实际需要而然耳！”①余氏谓魏晋南北朝为“儒学之光大时代”，并以知识阶层的群体性和个体性解释学术思想的发展，这些见解尚可斟酌。但是余氏所论在玄风竟扇之中，儒学犹得不绝，齐家之学更有发展，确是事实。
以东晋时期的人物思想而论，按儒家所本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衡量，玄学于诚意、正心甚至修身诸端，确有其独到之处而异于儒学。但在士族本位的社会中，维系士族本身之存在，保持一姓士族内部之凝聚，即所谓“齐家”者，确实不能从玄学之中找到有用的思想工具。所以，士族通常并不废礼学，还特重丧服之礼，以之为维系士族门户的重要手段之一，表明士族为了“齐家”而不能废儒。名士庾亮，一方面是“性好庄老”，另一方面又是“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晋书》卷七三《庾亮传》）。这就是史家所谓儒道兼综，或者说玄礼双修。至于“治国”、“平天下”，从理论到实践，都是玄学所不具备的，必须依赖儒学。所以阮氏子弟入晋，有“三语椽”之称②；竹林人物向秀直渭“儒道为一”③；向、郭注《庄子》，更谓圣人身在庙堂，心在山林④。
玄学名士在理论上不能废弃儒家的治平之说，在两晋时已经确定了。出入玄儒，内圣外王，东晋门阀政治中当轴主政的衮衮诸公，似乎无一例外，只是各人思想风貌的偏重容有不同。他们交游于玄学名士之间，一般说来，又并不特别敬重名望虽高但是不经世务的玄学名士。何充说他自己如果不勤理文簿，处理庶政，王濛、刘惔之辈就无以得存；庾翼谓玄学名士杜乂、殷浩辈只宜“束之高阁”，清平无事，始拟其用；而当殷浩竟被起用以抑桓温时，桓温果然把殷浩“束之高阁”了。
但是，东晋儒学毕竟处于偏枯地位，虽然义疏之学往往而有，但毕竟习之者少，没有活力，也缺乏传授途径。以孔传《古文尚书》之学为例，《尚书·尧典·正义》引《晋书》①：西晋太保荥阳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苏愉授天水梁柳，梁柳授城阳臧曹，臧曹授汝南梅赜，梅赜为东晋豫章内史。传授源流如此，家法不复存在了。南阳范汪、范宁两代成《春秋谷梁传集解》，在东晋是罕见事例。但是儒学虽衰而未绝，毕竟为南朝儒学的渐兴留下了一点根基，而南朝儒学渐兴，正是皇权政治代替门阀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迫切需要。刘裕禀分有在，不学无文。据说他晚年颇好清谈，这只是个人附庸风雅的尝试而已，真有实际意义的，倒是他所颁兴学之诏。
七 门阀政治的暂时性和过渡性
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已如前论。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反之，这三个条件中任何一个条件的变化，都会导致江左门阀政治的相应变化。丧失了第一个条件，势必诱发司马氏皇权的自我膨胀；丧失了前两个条件，足以构成东晋朝廷易姓而使门阀政治变为新朝的皇权政治；连第三个条件也不存在，江左政权就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历史理由，门阀政治就更不用说了。
门阀政治，是皇权与士族势力的某种平衡，也是适逢其会得以上升的某几家士族权力的某种平衡。但稳定的平衡并不容易，所以总有动乱。在门阀政治存在的时限以内，动乱的根源主要不是象专制皇朝通常出现的那种宦官、外戚、宗室专政，因为相对说来，微弱的皇权孳生不了那种必须依附于皇权而行专擅的宦官、外戚、宗室，孳生了也难于长期起重要作用。动乱的根源却较易来自士族中的权臣。不过权臣挑起动乱，还不致于影响门阀政治的根本，因为其余的士族将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来制约企图破坏平衡甚至企图独吞江左的权臣如王敦、桓温，而使门阀政治格局维持不变。在门阀政治条件下，动乱的方式一般不表现为宫廷政变，因为宫廷政变虽然有可能导致皇位在司马氏皇族中的变更或某一宰辅地位的变更，但皇位或宰辅地位的变更也不能决定全面的局势。不愿接受这种变更的士族，将拒绝、制止、纠正这种变更。动乱的方式较多地表现为长江上下游之争，因为在士族专兵条件下，彼此制约的士族，其权力的分配正是表现为上下游实力的相持。但是，上下游的这种关系又受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冲突一般是适可而止，较少达到决裂地步。从王敦、苏峻之乱以后门阀政治格局最终确立算起，东晋七十余年和平环境的获得，与这种种条件很有关系。我们不能不承认，门阀士族是这个时期社会的重心所在，是江左社会的稳定因素。
但是，门阀政治所依靠的条件总是有变化的。侨姓士族本身如前节所论，在江左立足不易，生根更难。橘逾淮而为枳。比起在本籍继续发展的北方士族，比起吴姓士族，他们毕竟是移植过来的，土不厚，根不深，宗族不大，一受摧折就容易凋零。士族专兵本是门阀政治的常情，王、庾、桓、谢都是如此。但是他们一般只是掌握军队的指挥之权，很少自己驰骋疆埸。而最后一个在政治舞台上浮现出来的士族太原王氏，指挥军队的权力也已经没有了。《颜氏家训·杂艺》云：江南冠冕儒生，多不习射，只能演习“弱弓长箭，施于准的，揖让升降，以行礼焉”的所谓博射；而“河北文士，率晓兵射”。两相比较，江南士族积弱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
检验王伊同先生《五朝门第》中的《高门世系婚姻表》，可知侨姓士族终东晋世居显位不衰的，并不很多。极其狭窄的通婚范围，可能是士族人才日趋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司马皇室也是如此。到了东晋之末，王导、谢安那样的士族人才，元帝、明帝那样的东晋皇帝，史籍中再也找不到。士族凋零，本是重振皇权的机会；可是同时出现的是王朝腐朽，孝武帝欲振兴而无方。这样，昔日王马结合的那种政治局面，不论从哪个方面说，都难于维持。加以肥水战后北敌压力的暂时解除，皇权与士族协力求存的需要也不复存在。末代皇朝险象环生，局面在酝酿着大变，只是收拾残局的力量究竟何在，一时还看不清楚。刘牢之藉北府兵力，本来可能结束门阀政治，推倒东晋朝廷，但他并没有这种自觉，只能以自己的失败，为刘裕开拓道路。
东晋门阀政治，终于为南朝皇权政治所代替。南朝皇帝恢复了绝对权威，可以驾驭士族；而士族纵然有很大的社会、政治优势，却绝无凭陵皇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