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司马睿、王导故作姿态，扬言北伐而不出师，卒以“督运稽留”罪杀令史淳于伯以塞责，成为江左一宗冤狱。对曾为东海王越典兵参军的祖逖的北伐，他们也多方掣肘。朱熹谓“元帝与王导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吴中人情，惟欲宴安江沱耳。”又谓“当是时，王导已不爱其如此（案指祖逖北伐事），使戴若思辈监其军，可见如何得事成！”④朱熹居南宋偏安之世，对北伐问题看得格外清楚。王、马朝廷居衮职而真正以“克服神州”为念的人，可说是绝无仅有。他们的最高愿望，只在于保境苟安，尽量避免刺激刘、石，而无其它。在此以后，侨人逐渐安于所居，南北分割局面随之为人们所接受，北伐口号也丧失了原有的意义，往往成为强臣增益权威的一种手段，因而总是得不到朝野一致的支持。
石勒于老暮之年致市与江左修好①，自然是考虑到灭东晋既不可能，北方内部又不稳定，为子孙守业计，宁与江左言和。江左拒和，事诚可嘉；未与刘、石通和，亦属事实。但袁燮言东晋“朝夕思虑求胜敌之策”，钱大昕言其“卓然自立”，似皆溢美之词，历史事实未必真正如此。
① 案指东晋三次收复洛阳之事，一为永和七年至兴宁三年（351—365年），一为太元九年至隆安三年（384—399年），一为义熙十二年以至东晋之末（416—420年）。
① 《晋书》卷一○○《陈敏传》。
① 《并州歌》多异文，备见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晋诗》卷九。逯辑题作《军中为汲桑谣》，似未能点明歌词的主旨所在。
① 《艺文类聚》卷一三载刘琨等劝进表凡四，《文选》卷三七及《晋书》卷六《元帝纪》录其一。元帝报刘琨令，《艺文类聚》卷一三及《晋书》卷六二《刘琨传》各录一通。
② 《世说新语·品藻》“世论温太真”条：“世论温太真（峤）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
③ 温峤疏文，见于《敦煌石室佚书》所收写本《晋纪》，今本《晋书》失载。
④ 将军段实，见《晋书》卷六《明帝纪》。《魏书》卷九七《司马睿传》谓为段匹之弟段秃。案段实原在李矩军中为司马，见《晋书》卷六三《李矩传》。其归建康，当在李矩南奔失败之后。
① 关于猗■、猗卢与晋司马腾、刘琨关系，可参《魏书》卷二三《卫操传》所载晋光熙元年（306）卫操所立碑文。
① 此据《晋书》卷八三《袁瓌传》。同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裴妃欲招魂葬越而元帝不许，“裴妃不奉诏，遂葬越于广陵。大兴末，墓毁，改葬丹徒。” 考虑到元帝深德裴妃，似以《袁瓌传》为得。
① 《世说新语·言语》及注，《晋书》卷六五王导、卷六七温峤传。元帝亦以管仲目王导，尊之为仲父。
② 《世说新语·言语》，《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③ 《晋书》卷六二《祖逖传》。
④ 《朱子语类》卷一三六。
① 《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勒咸和七年死，年六十。案七年为八 年之误，点校本已出校记。石勒致币，在其死年。
论郗鉴50000028_39_1①——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
一 小 引
《晋书》卷六《明帝纪》史臣曰：“维扬作寓，凭带洪流，楚江恒战，方城对敌，不得不推诚将相，以总戎麾。楼船万计，兵倍王室，处其利而无心者，周公其人也。”
《晋书》史臣所论，盖以“五马”渡江以来，王敦于荆、江诸州讨平华轶、杜彛⑼趸⒍旁σ祷郏斐闪似玖杲业男问疲湟孕吮呀Ｗ源艘院螅由嫌握叨圊嗤醵刂＃ζ淅行模驯茫ν家源斯堂呕Ю妫沟咕赫允郑跽咭庠谝平抑Α６阑そ艺撸蛄缙渌孔迦宋镆灾粕嫌吻糠蛩剂硎髑糠诰┦ψ蠼怨谈荆购馍嫌巍６醣渎业穑嵛抟眩际茄斯煺蕖Ｕ庵殖逋唬诠姨逯粕鲜堑胤接胫惺嘀诘乩砦恢蒙鲜巧嫌蜗掠沃诔龀∪宋锷显蚴鞘孔迕呕е６欧д危梢运凳敲欧孔逶谙嗾星蠓⒄苟治侄诓蛔沟恼巍�
在中国古代的王朝政治中，出总戎麾的绛、灌、卫、霍之臣，历代皆有，这种人的行事并非皆如东晋的王敦。王敦之所以为王敦，东晋强藩之所以多如王敦，其历史的原因，一是皇权不振，一是士族专兵。一旦皇权力求振兴，士族无力专兵，门阀政治就会逐渐出现变化，不过这已是淝水战后的事了。
西晋琅邪王司马睿于八王之乱后期，受东海王司马越的派遣，出驻建邺。西晋咸宁定制，琅邪本为大国。但是由于八王之乱中政局变化的结果，南渡时的琅邪王，与八王之乱中的诸王相比，权轻众寡，不可同年。琅邪王司马睿以旁支弱藩而又“寄人国土”①，本来不具备继统的资格。只是由于两京陷落，怀、愍被掳，武、惠嫡属尽死于难，晋室在北方已无立足余地，才使僻远的江东成为正朔所在之地。琅邪王以际遇而得帝位，并没有法统、实力、功劳的凭借，因而也不可能拥有哪怕像晋武帝有过的那种不算强大的皇权。
士族专兵是东晋特有的现象，前于此的汉、魏、西晋没有，后于此的南朝也没有。东晋士族专兵，始作涌者是琅邪王敦，一般说来，是由于士族已成为强大的社会阶层，琅邪王氏更居其首；特殊说来，是由于皇权不振，不足以控制士族。士族有兵可专，则是由于北方流民不断南来，补充着兵的队伍。士族依以统兵作战的武将，是久事疆场的流民帅。
《南齐书》卷一七《舆服志》曰：“乘舆传国玺，秦玺也，晋中原乱，没胡，江左初无之，北方人呼晋家为白板天子。”①《太平御览》卷六八二引《玉玺谱》曰：“元帝东渡，历数帝无玉玺，北人皆曰司马家是白板天子。”《通鉴》晋永和八年（352年）六月胡注：“江南之未得玺也，中原谓之白板天子。”案天子无传国玺而被讥为白板天子，犹言自署天子，如同无信物根据的板授之官②。程大昌《演繁露》卷一○注：“白板天子，言不得玺，如无告命官也。”白板天子是没有权威的天子，它的存在，靠若干家士族的支撑。每家士族为了门户利益，都力图挟制天子，使其他士族屈从于己。所以东晋天子只有在各家士族门户地位平衡、利益均沾的条件下才能自存，而要长期保持这种平衡，使之不被破坏，又是十分困难的事。《晋书》卷六《元帝纪》谓“中宗（元帝）失驭强臣，自亡齐斧。”齐斧，受以征伐，象征权威。实际上，元帝从来就没有驾驭强臣的“齐斧”，强臣也不允许元帝握有这种“齐斧”。王敦之乱，正是元帝欲用刁协、刘隗为“齐斧”以驭强臣而促成的，其结果是“齐斧”未效，强臣先叛。
虽然如此，东晋政权毕竟还是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其政局的发展，就是几家门阀士族势力由平衡进入不平衡，经过复杂的演化又进入新的平衡。与此相应，东晋政局由稳定到动乱，由动乱回复新的稳定。每一次这样的变动，居位的士族就被新的门户代替。在皇权不振、士族专兵情况没有改变的条件下，这种循环往复的历史过程将一直进行下去。平衡的维持，稳定的取得，往往有赖于“处其利而无心者”这样的强臣。在少数这样的强臣中，郗鉴是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人。东晋朝廷得以维持，东晋门阀政治格局得以延续，郗鉴起过很大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治晋史者似乎未曾充分留意。
① 郗鉴之姓，今俗读为希。案郗，《广韵》在上平六脂，《晋书音义》作丑脂反，《通鉴》注作丑之反，《通鉴释文》作丑饥反，当读如痴。钱大听《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二“郤郗二姓相溷”条谓，郤，绮乾切，在入声二十陌；郗，丑饥切，在上平声六脂。“两字形声俱别，无通用之理。汉隶从谷旁字或变成■，故郤亦作郄。后来刊《晋书》者并郗字亦改作郄，此大误也。”钱氏之辨如此。今人郗姓习从俗读，但旧读不能不知，故附注于此。
① 《世说新语·言语》“元帝始过江条”。尊经阁本汪藻《考异》有敬胤驳“寄人国土”之说，近人类皆从之。今案：言“寄人国土”者，吴、丹阳、吴兴等三郡本为武帝子吴王晏封国，琅邪王镇此，是寄治吴国之土，故所言不误也。两京陷后，琅邪王改称晋王，曾为史臣非议，谓“建小晋于大晋之中”。疑琅邪王改称晋王，就是为了易吴国为晋国，改变“寄人国土”的状况，为以后即晋帝位作准备。至于顾荣所谓“陛下勿以迁都为念”，则确实是以元帝即位以后的言语，误置于琅邪王初过江之时。或者“陛下”为“殿下”之误写。
① 传国玺，玉玺，永嘉末没胡后，永和八年始归东晋，见《晋书》卷七九《谢尚传》。东晋无天子玉玺，凡四十二年。在此期间，东晋乘舆别有六玺，皆金为之，亦见《南齐书·舆服志》。白板、板授，或作白版、版授。
② 板授，诸家解释有歧义。《通鉴》宋孝建元年（454年）二月条胡注：“晋来之制，藩方权宜授官者谓之板授”，得其简要。此“板授”亦作“白板”，常与“台除”相对而言，例见《真诰》卷一五《阐幽微》、《宋书》卷五《文帝纪》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同书卷六《孝武帝纪》大明五年（461年）。
二 郗鉴的密谋
（一）东晋初年的兵力状况
郗鉴，高平金乡人，汉献帝时御史大夫郗虑玄孙。郗虑是经学大师郑玄的弟子。据《晋书》卷六七《郗鉴传》，郗鉴“博览经籍”，“以儒雅著”，不改郗虑家风，属于东汉以来的儒学旧族。在两晋之际，从时尚考虑，郗氏家族仕宦既不特别显达，人物又不预挥麈谈玄之流，与王、裴诸族相比较，郗氏在士族阶层中并不属于很高的门第。
郗鉴起家，据本传说：“东海王越辟为主簿，举贤良，不行。”又据《晋书》卷五六《江统传》，东海王越于永嘉元年（307年）为兖州牧，以江统为别驾，委以州事。江统应东海王越之命，举郗鉴为贤良。这就是说，郗鉴通过江统，在政治上与东海王越有过一定的关系，但是并不深固。洛阳沦陷后，郗鉴未南渡，与宗族乡党千余家保据峄山（邹山），受琅邪王司马睿委署为兖州刺史，三年众至数万。以后，郗鉴被石勒侵逼，始辗转南移，于元帝永昌元年（322年）七月退保合肥，时距洛阳之陷已是十一年整了。纪瞻荐郗鉴于晋元帝，元帝徵鉴为尚书，入居京都。
关于郗鉴南来，《晋书》没有明言其规模是率部还是举家。陶弘景《真诰》卷一五《阐幽微第一》注曰：郗鉴“永昌元年率诸流民来渡江东”云云。从郗鉴南行先驻合肥，以后频繁往来于合肥、建康之间的情况看来，郗鉴率有流民是可信的。但南来流民大体上是屯驻合肥，未得过江。流民帅所率流民不得过江而至建康，这在当时是通例，不独郗鉴所部如此。所以《真诰》谓郗鉴“率诸流民来渡江东”，只不过笼统言之，并不确切。郗鉴以流民帅的身分，置流民于合肥而本人被徵入朝。徵诏郗鉴，这是东晋元帝表示对他寄予信任的一种姿态，当然也有羁縻而观察之的意思。郗鉴自不愿置其所统部曲于不顾，使自己丧失可恃的实力。所以他本人继续与所率流民保持联系，频繁地往还于合肥、建康之间。
郗鉴南来之时，王敦叛乱已经开始。王敦在京都改易百官，转徙方镇，并杀戮“南北之望”的戴渊、周等人。但是，默许王敦兴兵抗拒刘隗、刁协的士族人物，并不支持王敦篡夺东晋政权，太原王峤、太原温峤、陈郡谢鲲等都有表示，甚至王敦从弟王彬也反对王敦。王敦只得暂还武昌，遥制朝政。明帝即位后，王敦准备再次起兵，乃移镇姑孰，屯于湖，有另立东海王冲的图谋①。明帝惧王敦之逼，出郗鉴镇合肥，依其流民力量以为外援。王敦不愿郗鉴以流民为朝廷犄角，乃表请郗鉴为尚书令，郗鉴只得又返京都。这时距郗鉴南来刚过一年，但他已逐步陷入士族门户斗争的漩涡之中，成为影响东晋政局的一个颇为重要的人物。
郗鉴重回建康，据本传说，“遂与帝谋灭敦”，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信息。郗鉴灭王敦之谋，内容如何，史籍无徵。据下年（太宁二年，324年）明帝讨伐王敦时郗鉴的擘划，参以《晋书》卷七四《桓彝传》明帝将讨敦，“拜彝散骑常侍，引参密谋”①之事，可知郗鉴所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