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方法论宗旨中的第（4）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有很多东西值得一说，这是从哈耶克对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影响中得出来的。但是前面的三个是从米塞斯那里得来的，在大陆经济学史中带有反经验的味道，这是和科学的精神完全相异的。
在本世纪20年代，米塞斯对货币经济学、经济周期理论，当然还有社会主义经济学做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后来对于经济科学基础方面的论著是那么失常和古怪，我们不得不怀疑是否有人会认真地对待这些论著。就象保尔·萨谬尔逊曾经说的（见萨缪尔逊，1972年，第761页）：
想到奴隶，托马斯·杰弗逊说过，当他考虑到在天堂有一个公正的上帝时，他为他的国家感到不寒而栗。那么，想到过去在经济学中对演绎和先验的论证作用的夸大的宣扬——被古典作家、被卡尔·门格、被里欧涅尔·罗宾斯在1932年……被福兰克·奈特、被路德威格·冯·米塞斯夸大地宣扬——我对我的学科的声誉感到不寒而栗。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抛掉了这些东西。
是的，我的确相信我们已经把这些东西抛掉了。
①斯密在天文学方面的论文可以在格拉斯哥版的《亚 当·斯密的著作与通信》（1980年）第3卷中找到。
①关于李嘉图拒绝评论方法论的一个资料汇编，见德马切（1970年，第258—9页）和索厄尔（1974年，第118—20页）。
①请记住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找不到象穆勒构造经济人的东西。在斯密的著作里，人当然是为他们所觉察到的自身的利益活动的，但是他从不设想自身利益仅仅是由金钱的目的支配的，而且同样地也不是经常由金钱以外的荣誉、抱负、社会尊重和统治的嗜好这些东西支配的。
②拉卡多斯（1978年，Ⅰ，第18页）经过观察说道：“一个人很容易认为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不是例外情况，而是科学中的规则”（又见尼格尔，1961年，第560—1页）。
①对于经济学家采用“假定其他情况不变”这一措词的历史，参见里维特（1970年，第144—8页）。
①在布劳格（1980年，第2章）中，我就马克思自己关于经济方法论的思想做了重新考察。
①我在解释卡普兰（1964年，第97—8页）的观点：正象他所说的，“趋向律是一个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提出来的规律，只有当互相抵销的力量得到区别并被纳入考虑之后才能取得这种规律。判断一个趋向律的科学价值要看这一规律是否有效地刺激和指导寻找其他的决定因素或作用力。就这规律本身来说，它仅是一个约定的观点，当它能够保持公共信念，被认为它能最终在某些事情上实现它的表面价值时，它就能在科学世界中自由地循环。‘其他情况相同’条件并不是趋向律的实现，而是对它的允诺的另一种表述。”＇对经济学中趋向律的更进一步的讨论和解释，参见弗雷泽（1937年，第3章）；哈奇森（1965年，第215—17页）。＇
② 对此米达沃（1967年，第133页）评论说：“很不幸，我们在英国从小就相信科学发现反对使用和演绎具有类似或相同的逻辑特征的方法，即归纳方法——一种把思维逻辑地机械化的过程，从把我们感觉中的证据简单地宣称为事实开始，就肯定能把我们引向一般规律的真理。如果有人真的这样相信的话，那么这将是一种从智力上降低人们的能力的信念，这就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科学方法论应受到大部分的谴责的原因之一。穆勒归纳方法的主要弱点是它不能把发现中的心理活动和证明中的心理活动区别开来。”
①有大量的对穆勒的《逻辑》的评论。我已经发现尼格尔（1950年），安舒埃茨（1953年）和麦克雷对穆勒（见麦克雷，1973年）和对瑞安（见麦克雷，1974年，第3章）的介绍最有用。
①一致方法说“在所研究的现象中如果有两个或更多的事例只有一种共同的情况，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中所有的事例才一致，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上述现象的原因（或结果）”；差异方法说“如果所研究的现象在一种事例中出现了，在另一种事例中没有出现，这两个事例的所有情况都相同而只有一种情况不同，并且这种情况只在前一事例中出现；只有在这种情况中两个事例是不同的，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所研究的现象的结果或原因，或这原因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剩余方法说“从每个现象中减去通过先前的归纳得知的由某些前提所产生的结果，这些现象中的剩余就是剩下的前提的结果。”最后，伴随变化方法说“不管什么现象，如果其他现象以一些特别的方式变化时，它也以某种方式变化，那么这种现象就是其他现象的原因或结果，或者两者是通过某种因果关系的事实联系在一起的”（见穆勒，1973年，Ⅶ，第390，391，398，401页）。尽管对穆勒的四种“方法”的评论已经够多了，但是要进一步改进科恩和尼格尔（1934年，第249—272页）的评论是很困难的；又见洛西（1972年，第148—58页）。
①就象德马切（1970年，第272—3页）在他为穆勒的辩护中所表达的： “不能说穆勒总是企图用事实来检验他的理论……有时候穆勒希望和在他的推理理论同事实之间的差距共同生存……他准备用事实的资料来巩固他的理论；但历史的事实……从未被允许凌驾于理论之上而取得自己的正当地位。”
①见赫希（1980年），他非常正确地责备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当代评论家，说我们掩盖了古典证实主义和现代证伪主义之间的区别。现在我认识到，从这方面看，我早先对古典方法论的特征描绘（见布劳格，1978年，第697—9页）是令人误入歧途的。赫希还认为古典方法论是有辩护能力的，这当然是很不同的观点。
①凯尔恩斯根据他对澳大利亚黄金发现的影响的经验研究，相信他关于在经济学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定量性预言的断言是正确的；然而请参阅博尔多（1975年）的一篇论文，该文拼命地企图把凯尔恩斯的方法论和现代证伪主义者的立场等同起来（见赫希1978年；博尔多，1978年）。
①这个评论对于马克思就象对于主流古典经济学一样适用。（见布劳格，1980年，第2章）。
①这可以解释马歇尔在给福克斯威尔的信中有点象谜语一样的评论“说到方法，我看我的是处在凯恩斯＋斯德威克＋凯尔恩斯和施穆勒尔＋阿什利之间的中间方法”（科斯的引用，1975年，第27—8页）。但是那时马歇尔是一个能干的理论家，他在他所有的方法论著作里强调收集和综合事实，执着地贬低抽象理论的作用（见科斯，1975年）。
①奥布赖恩，（1975年，第66—8页；又1970年，第96—8页）把休谟、斯密、萨伊和麦克库洛赫合在一起做为一个归纳主义者集团，并把他们和推理主义者，即李嘉图、西尼尔、托仑斯、穆勒和凯尔恩斯相对比。但是这种方法是否经得住考察很值得怀疑。还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对里查德·琼斯在19世纪30年代所做的孤立的方法论的主张只是做了附带的参考。也许在这里他的直觉比那些称R。琼斯为先驱者的英国历史学派的成员们的要好：琼斯对租金的真正的研究和他的规划宣称是有区别的，他的研究并没有很多地反映对经济问题的总的归纳方法，而更多的是明确地否定李嘉图关于在地主之间的完全竞争的假设（见米勒，1971年）。
①对历史学派的总的评论，见熊彼特（1954年，第107—24页）和哈奇森（1953年，第145—52页）。对方法争论的特别的评论，见哈奇森（1973年），他做结论说：“在事实上，方法争论主要不是关于方法方面的争吵，而主要是兴趣方面的冲突，争论什么是最重要和最有趣的研究课题，是定价和资源配置分析呢还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工业的广泛的发展和变化”（见哈奇森，1973年，第34—5页）。
①罗宾斯引用奥地利和德国作者的东西比引用英国和美国的更频繁，这在当时英国的经济学家中是不平常的。然而他深深地受到P。威克斯蒂德的《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1910年）的影响，这是把奥地利人的思想引入到英国经济学中的较早的企图。
①同样的观点更早地出现在他的Grundproblemeder Nationaloekonomi （1933）。
①对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很好的文献索引见多兰德（1976年，第224—7页）和利特查尔德，1978年，第82—3页）。利特查尔德（1978年，第22页）在区别现代奥地利人的特征时评论道“没有两个奥地利人在方法论上曾经完全一致……然而，在总的见解方面他们有广泛的一致，对此利涅尔已经总结道：奥地利经济学家是主观主义者；他们强调人类活动的有目的性；他们不喜欢通过强调均衡去排除市场过程的理论结构；他们对企图把计量过程运用于经济学表示深深的怀疑；他们对经济原理的经验‘物证’表示怀疑，结果对在今天的经济学界中继续存在的很多经验著作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持严重的保守态度。”冥王E书？2004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
第四章 证伪主义者，整个二十世纪的故事
一、极端经验主义？
1938年，托伦斯·哈奇森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及基本假定》出版了，这本书也把对波普的可证伪性方法论标准的明白介绍带到经济争论中来。哈奇森必然是早在1938年就认识到了波普的划分标准的意义，这件事本身是值得注意的：波普的《研究的逻辑》（1934年）那时候还几乎完全不为人所知，甚至象艾尔的《语言、真理和逻辑》（1936年）那么有名的维也纳学术圈子的哲学思想普及也完全漏掉了波普对意义的可证实原理所作的批评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哈奇森也没有认识到波普思想的新奇之处：虽然他频繁地引用波普，但是他在制定基本标准时却不承认任何东西是从波普那儿得来的。他的基本标准是，追求“科学”地位的经济命题至少应该能使人相信它可以在人际进行经验检验（见哈奇森，1965年，第10，19，26—7，48，49，126，156页）①。哈奇森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各式各样的先验论，但是在攻击据说米塞斯和罗宾斯称正统经济学的假设是直觉地明显的时，他把事情夸大了，本来是要调整两次大战之间的经济学方法论方向的坚决的努力就这样搞糟了。
哈奇森争论的中心观点是，所有经济命题都可以被彻底地划分为重复命题或经验命题，前者是不否认世界上任何可想象事态的发生，后者是不否认在这些事态中至少有某些可想象事态的发生（见哈奇森，1965年，第13页）。不管我们对这种科学命题的两分法会怎么想——对于这种认为所有命题都能被整齐地划分为逻辑上需要的“分析性”命题和逻辑上明确的“综合性”命题的实证主义教条，有的现代哲学家已经提出疑问（见尼格尔，1961年，第371页）——事实是哈奇森趋向于把大部分经济命题归结为重复的命题。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把只不过是把伪装定义的断言和虽然在原则上是可检验的，但实际上又蓄意蔑视现实检验的断言两者之间的区别弄得模糊不清了。
举例说，在经济学里形而上学的“硬核”命题，例如相信价格体系能够恒定地运转来调和所有经济代理人的利益，或者所有经济代理人都根据他们的利益理性地活动，这些的确都是认为现实世界甚至在原则上也无可非议的断言，因为看起来它们并不禁止任何事件发生。类似地，哈奇森把带有不是专设的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的经济命题当做重复的命题取消了（见哈奇森，1965年，第42页），而事实上它们只不过是关于现实世界的不可检验的经验断言。请考虑两种论述：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征收香烟税将会提高它的价格，和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征收香烟税将会降低它的价格；两者都不是重复的命题，因为两者之间实际上都是不可比的。就这两种论述说，它们都是关于现实的“综合的”命题，然而没有哪一个甚至在原则上是可信的，因为其他情况是无数的。因此，如果一个论述在原则上是可证伪的，它会的确否认某些可想象的事件或一系列事件。但是反过来的说法并不能站得住脚：一个论述可以否认某些可想象的事件的发生，然而甚至在原则上这个论述也是不可反驳的，所有带有不是专设的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的趋向论述的确是这样。
对哈奇森的批评是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发起的（见阿加西，1967年）。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并不是象哈奇森那样采取“分析－重复命题”和“综合－经验命题”的两分法，并且把大多数经济概念归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