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这些假设是不可侵犯的，如果并且当有一个更满意的理论体系可用时，它们将连同它们做为其中一部分的理论体系被否定。
总之，马克卢普的观点是，一个理论，甚至在人们已经知道它的基本假设是假的的情况下，也是不能完全被否定的，除非能够并且已经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理论。他承认一致的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行为的假设与某些消费者和企业主的事实是矛盾的（见同上，第498页）。就象他所看到的，问题是对于特定的预言来说，比如利润最大化行为，我们不知道例外的有意义的偏离有多大。因此我们应该“把最大化行为做为一个有启发的假定来接受，并且牢记演绎的结果有时候会和观察到的资料很不一致。重复说一遍，我们可以用经验来检验，如果人们的活动总是象经济学家们所不合理地假设的那样去活动，那么就要看看人们活动的结果是不是在大部分时间内都合理地接近于经济学家所期望的样子”（见同上，第498页）。①按照马克卢普，这就把方法论的阵营划分为，一边是极端的先验主义者，如米塞斯、奈特和罗宾逊；另一边是极端经验主义者，如哈奇森；而处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的有佐西恩、萨缪尔逊、兰格、弗里德曼以及可能还有他自己：
“他们中没有一个认为没有可以引起他们放弃他们的理论的可信的证据，并且他们中也没有一个愿意对他们的基本假设做独立于命题的经验检验，当运用理论时，假设和命题总是联合在一起的”（见同上，第495页）。
因此最坏、最狡滑的人是，他坚持把对基本假设的直接证实做为对一个理论的正确性的批评性检验，而这种检验又是先于或者独立于该理论的预言的。但是有过这样的大坏狼吗？弗里德曼的批评家认为，（１）准确的预言并不是一个理论正确的唯一的适当检验，即使是的话，也不可能区别出真相关还是假相关；（２）取得假设的直接证据并不一定比取得用来检验预言的市场行为资料更困难，或更甚者，考察假设的结果并不比检验预言的结果更模糊；（３）检验假说的偿试可以产生一种重要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可以帮助我们解释预言检验的结果；和（４）如果对含有明显地违反事实的假设的理论进行预言检验是唯一我们能够做到的，那么我们就应该要求对这个理论进行极为严厉的检验。①
为了突出（２）和（３）两点，让我们在假设“检验”的含义上花点时间。现在，人们可能同意任何对实业家的查问，象他们是不是寻求利润最大化，或者使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或者以厂商资本成本来折算资本项目收益，这种企图必然要产生模糊的回答，他们的述说将通常依靠正是那些在研究的问题来解释。但是其他的提问是可能的：不是“厂商的目标是什么？”而是“在做战略决策之前所收集的是哪些信息？”或“这些决策事实上是怎样做出来的，在厂商内部战略产出和投资决策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是怎样解决的？”传统的厂商理论把厂商当做好象一个“黑盒”，没有揭示其内部的决策机制。一个寻求把光亮投到“黑盒”的本质上的提问肯定必须阐明检验经济行为的黑盒理论预言的企图，并且不管怎么样，没有这种提问，对理论预言的检验几乎象检验假设一样困难。
足以令人惊奇的是，弗里德曼确实承认这个观点：他在他文章中的一个地方提到，问商人他们在做什么和为什么他们要那样做“做为检验经济假说的确实性的手段几乎是完全没用的”，虽然在“建议人们抓住对预言和观察结果之间的偏差的解释”方面，这种提问可能是有用的（见弗里德曼，1953年，第３１页注）。于是看起来，检验动机性假设在证实理论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这是要点（１）；更进一步，在解释预言性检验的结果时可以证明以上是富有生产性的，这是要点（３）；从要点（３）又可以推论出要点（２）。的确，重读弗里德曼的文章使我们感到印象最深的是，在事实上他非常小心地从来不说假说的现实主义是不相关的，除非在前面加上一个大部分地的副词。换句话说，他避免极端样式的不相关假设论题，或者说避免萨缪尔逊给了绰号的F扭曲。
五、F扭曲
围绕着弗里德曼的文章的争论非常混乱，因为萨缪尔逊企图把弗里德曼的观点简化为“F扭曲的基本样式”。在这个过程中他放弃了他早期为“操作主义”所做的辩护，代之以选择“描述主义”的方法论，这就使大部分辩论的参加者觉得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可能是可反对的，但是萨缪尔逊的新方法论更糟。
根据萨缪尔逊，F扭曲以两个样式进行：一个是基本样式，断言一个理论假设缺乏现实主义对理论的证实来说是恰当的；另一个是极端样式，把实证的优点归于不现实的假设，其理由是，一个有意义的理论总是能用某些比它本身简单的东西来解释复杂的现实。萨缪尔逊不管极端样式，把他的攻击集中在基本的F扭曲：
……认为甚至就可忍受的近似程度而言，在事实上不准确的非现实主义对于一个理论或假说也决不是一个缺点，这种想法是基本错误的＇见萨缪尔逊，1966年，第1774页］。
在一个理论中，经验正确的炸面饼圈构成了它的价值，而面饼圈中间不真实的洞构成了它的弱点。我把宣称一个理论由于有缺点才更好视为科学的畸形的堕落；并且我注意到，在幸运的真正的科学中，没人作梦要做这种宣称＇见萨缪尔逊，1972年，第761页］。
但是在承认我们应该为事实上不准确的假设感到担心的同时，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应该仅仅由于知道一个理论的假设不现实就抛弃这个理论。然而，萨缪尔逊对这个问题却不做声。当我们回想，甚至弗里德曼也仅仅断言说，在对理论的证实中，不现实的假设是“大部分地”不相关的，并加上事实上经济理论中的很多动机假设关系到不可观察的变量，我们确实不会比象萨缪尔逊感情强烈地谴责的F扭曲那种结果更聪明。
萨缪尔逊更甚地提供了F扭曲错误的逻辑证明（见萨缪尔逊，1966年，1775—6），但是那个证明预先假设了一个完全公理化的“欧几里德”理论，它的整个推理结构保证了假设、理论命题以及这些命题的结果，全都互相包含解释他者的含义。事实上，大部分经济理论并不是完全公理化的，并不具有简单的逻辑结构，这正是为什么存在一些把理论的假设和理论的含义区分开来的要点的原因（见德·艾莱西，1971年，第868—9页；马克卢普，1978年，第481页；玻普和玻普，1972年ｂ，第236页；旺，1973年，第321页）。还有，甚至是一个在原则上可以分解为它的假设的、完全公理化的理论也不能用经验来检验，除非这个理论是以起始条件和多少是“现实主义的”辅助条件来补充的，从而为出现在理论中的分析变量提供了可计量的替代物。因此，萨缪尔逊对F扭曲错误的证明看起来只是参考了理论做为组织我们的思想的分析性编档体系这个正式作用，而没有参考理论对现实进行解释这个重要作用（见麦克莱兰，1975年，第139—4页；罗森堡，1976年，第170—2）。
我们可能会认为弗里德曼观点的最薄弱的一环是他对工具主义方法论的赞同。一旦理论被视为只不过是产生预言的工具，那么假设不相关论题就是不可抗拒的了。弗里德曼告诉我们，“证实一个假说的唯一恰当的检验是把它的预言和检验进行比较。”但是这样一种比较能够表明某一个理论的预言非常精确，虽然从因果机制的意义上看，这个理论并没有对预言提供任何解释。人们可能会认为，科学应该比仅仅做精确的预言做得更好。但是，萨缪尔逊不是对弗里德曼这种求援于对称论题的暗示提出疑问，而是自己也赞同对称论题，其做法是选择描述主义的方法论：
一个通过邮电进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计算看起来是要表明，人们广泛地希望不要相信我的强硬的观点，因为我认为“理论”做为（战略性地简化了的）对可观察和可反驳的经验规律的描述……用来描述很大范围的可观察的现实的描述（方程式或其他形式）毕竟是我们在此能够得到的（或需要要求的）全部“解释”……一个解释，就象在科学中正当地运用的，是描述的更好形式，而不是某些最终超越了描述的东西＇见萨缪尔逊，1972年，第765—6页，又1966年，第1778页］。
除了描述主义的方法论是有点老式的（见尼格尔，1961年，第118—29页）之外，我们奇怪的是，这种狂热地坚持总是用对问题“怎样？”的回答来回答问题“为什么？”的目的是什么。在最后的分析中，萨缪尔逊几乎是和弗里德曼一样地为经济学辩护的。
毫不奇怪，大部分歧论家下结论说，在萨缪尔逊和弗里德曼的争论之间没有什么重大的方法论危机：工具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对称论题是错的；描述主义虽然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但却是一个过份缓和的方法论，是一个没出息的人对工具主义的翻版（见博兰，1970年；旺，1973年）。还有，这两个作者都把他们所鼓吹的东西的失败归罪于实践。马克卢普（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482—3页）参考了萨缪尔逊的国际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见萨缪尔逊，1972年，第11章），指出萨缪尔逊是象弗里德曼一样的F扭曲者，意思是他也从允许明显地违反事实的理论假设中推论出表面上有意义的现实世界的结果。阿奇博尔德也令人信服地指出（见阿奇博尔德，1961年，1963年），施蒂格勒和弗里德曼攻击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时，不是针对它那可怜的预言记录，而是针对它的不一致性、简单性、恰当性，等等，也就是针对理论的假设基础而不是针对它的预言。但是，撇开争论的要点，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弗里德曼、马克卢普和萨缪尔逊，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接受了我们早就说过的防守的方法论，其主要目的看起是一方面要保护经济学免受象假设不现实这种挑剔的批评，另一方面是抵制对预言进行检验的刺耳要求（见库普曼斯，1957年，第141—2页，拉特斯，1976年，第10页）。我们已经讨论了这种辩护的前半部分，但是对于后半部分我们还没说什么。
六、达尔文生存机制
马克卢普在为经济学中的经验研究的重要性辩护时，却一直突出了所有对经济假说检验的无结论性。我们已经注意到他喜欢用证实而不喜欢用证伪这种语言，但他是完全认识到认为证实理论只不过是那些至今抵制证伪理论这种波普观点的：“检验一个经验假设结果是得出它的不确实或它的非不确实，从来不会得出它的必定的确实”（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140页）。借助于这种术语学分类，我们现在能够考虑他关于象经济学这种领域中的经验检验的怀疑主义：
当经济学家的预言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特定的条件基础上的，这些规定的条件满足与否并不能对之进行检验，于是不管观察的结果如何也不能对基本的理论进行否定。同时也不可能对一个其预言的规定概率是低于百分之百的理论进行否定；因为如果是以比如说70％的概率预言一个事件的，那么任何结果都是和这个预言一致的。只有同样的“事例”发生了一百次我才能用“击中”和“击漏”的频率来证实规定的概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证实我们的现论的企图都给挫败了。但这的确意味着，对我们的大部分理论的检验将是更接近于说明的特征，而不是那种证实的特征，那种证实是有可能和可重复控制的实验或和重复发生的、充分识别了的情况联系起来的。这就暗示着，甚至当经济领域中大部分理智的人应该准备把我们的检验做为结论来接受，并且赞同经过这样检验了的理论“不是不确实的”，也就是说了“Ｏ。Ｋ”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足以令人信服地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检验＇见同上，第155页］。
这一页可以当做是对“幼稚的证伪主义”完全恰当的批评，当做对杜海姆不可驳论题的重申来读，也可以当做对更加“复杂的证伪主义”的恳求来读：正因为对经济理论的检验“更近似于说明的特征而不是证实的特征”，我们才需要尽可能多的说明。但是这又意味着经济学家应该把他们的智力资源集中在生产非常详细地说明的可证伪的预言这个任务上，这就是，少安排优先权给象简单、优雅和一般性这些评价的标准尺度，多安排优先权给象可预言性和富有经验果实等这些评价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