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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经济学家不能发现在决定政策中潜在的偏好功能，他就既不能对过去的决策进行估价，也不能改进未来的决策。
沿着这方面做进一步的思考就开始得出这样的看法，即依照罗宾斯在公共政策的手段和目的之间做僵硬的区分，这种纯粹主义者的观点的确有些错误的东西：它假设决策者首先是挑选他们的目标，然后才寻找达到这些目标的政策。就事实而论，任何决策者都是从不断进行着的活动开始，并且根据他的政策经验逐渐开始限定他的客观性。换句话说，决策者并不试图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是他们通过评价他们所得到的东西懂得他们应该要什么。手段和目的是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的，在那里并不存在对过去的决策的估价、关于未来的决策的技术性忠告，或对一个社会偏好功能研究的失败。
决策的观点和古典教科书上的观点是那样不同，近年来很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已经对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一个参考资料是布雷布鲁克和林德布洛姆的《决策的战略》，它的醒目的副标题是《社会过程的政策估价》。①布雷布鲁克和林德布洛姆（见布雷布鲁克和林德布洛姆，1963年）反对决策的所有广泛综合方法，认为那是定下达到最佳决策的全面规则；代之他们支持他们所称的不连接的渐进主义：它是不连接的，因为决策远不是能一下子就都能做出来的，而是不断地遭到这样那样的攻击；它是渐进的，因为它所考虑的只是政策的有限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同现存的政策相比只是逐渐地不同；不连接的渐进主义并不仅仅是调整手段和目的，而且在运用手段时探索了目的，事实上就同时选择了手段和目的。
完全清楚的是，林德布洛姆和布雷布鲁克对于经济建议对决策者的作用取得了更现实得多的认识。很明显，如果仅仅由于为了保障一个“微调”的改善而搜集充足的信息所需要的时间是最终的稀缺资源的话，那么决策、特别是公共决策从来就没有取得比第三好的解决办法更好的办法。但是，当我们承认或者甚至强调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劝告从来不会紧密地和理想一致时，我们能不保留教科书中把对政府的价值中立的、技术性的经济建议做为一个理想形式的概貌吗？可是，如果布雷布鲁克和林德布洛姆是对的，那么就存在一个从来不接近现实的理想形式，并且正是这个建议功能的形式造成了在经济学家中间的有系统的自我欺骗。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自我欺骗的形式在起作用，它鼓励了这样的观点，认为实证的帕累托福利经济学的前景是有希望的，它是完全摆脱了价值判断的，或者是以无害的价值判断为基础的，据说已赢得了普遍的赞同。
经济建议归根结底必须建立在实证经济学的可证伪的假说之上，建立在论证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基础之上。①
一旦经济学家做出超出这个范围的论证，他们就进入了完全不同的规范经济学领域，在那里他们的技巧就象它们固有的样子那样，大部分是欠发达的，因为在现代经济学中有一个长期存在的传统，这就是对经济信念的价值方面和政策制定的现实性都否定。实证经济学的范围比经济学家们经常规定的范围要小，而规范经济学的范围比经济学家们经常规定的范围要大。
十一、估价经验证据的基础
所有科学假说都有哲学的、社会的和甚至是政治的含意，这可以使科学家在估价支持或者反对某个假说时有偏见（人们只要想想对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和对爱恩斯坦的相对论的科学反应）。所有各种思想意识基础和专门的辩护是科学工作的普遍特征，对此唯一的纠正办法是其他科学家以该学科所分担的专业为标准对之做的公开批评。对此，至今在经济学和任何其他科学学科之间还没有什么可选择。
然而，经济学家有他们所倾向的专门基础，在自然科学中没有与之相当的东西。这些专门的基础的一个有力的源泉是基于在实证经济学中的某些命题和在规范经济学中的某些非常相象的命题之间的紧密联系。萨缪尔逊曾经评论说（见萨缪尔逊，1948年，第203页），“至少从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那个时代以来，在经济学说的主体中就一直存在着一种看法，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完全竞争代表了最佳的情况。”现代看得见的手原理为这种看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给定某种条件，每个长期的、完全竞争的均衡产生了对资源的帕累托最佳配置，而每个帕累托最佳资源配置都是一个长期的、完全竞争的均衡。当然，这忽视了在竞争均衡中潜在的资源分配公正问题——还有更多被忽视的东西。然而每个经济学家都确信，看不见的手原理并不只是在最高层思想中的假说意义的一个抽象的证据。它似乎显得对于社会主义同对于资本主义一样适合，的确接近于要在任何严格意义的经济中为价格机制的理性设计提供普遍的辩护。如果这并不是经济学归根结底所要关心的，为什么要为它操心呢？
因此，经济学家面对对牵涉到完全竞争假设的实证经济学命题的经验反驳所做的激烈的斗争一点也不令人惊奇。受到威胁的并不只是某种命题，而是赋予经济学学科存在的理由的整个经济“效率”的概念。于是毫不奇怪，面对经验的反驳，知识分子坚持用特别的免疫策略（见第一章）保护被证伪的理论，这种趋势在经济学史中已经隐隐出现，并且继续变得越来越明显。
我们已经看到，黑尔布罗诺谴责经济学家在评价经验证据时缺乏公正。但是什么科学家曾经那么公正过呢？认为对自然的研究不需要借助感情，而对社会的研究就需要这样做，这只不过是不真实的看法。宗教是思想意识偏见的最古老最深刻的根源，而科学通过驳斥宗教的答案而前进。此外，当自然科学家把对政策问题的看法表示为生物战、使用氢弹、核能、绝育、活体解平等等时，他们正可能象其他任何人那样把事实和价值混淆起来，歪曲了证据的真实情况。从这些方面我们并不能区分出物理学和经济学。
经济学做为一种经验科学的局限性来自其他方面。它们经验地起源于这样的事实，即福利经济学原理永远是来自规范经济学，尔后又落入实证经济学对证据的评价中。经济学家趋向于两极分化为“计划主义者”或“自由市场主义者”，他们都倾向于从这种两极分化的态度出发把经验证据理解为支持或反对某个经济假说（见哈奇森，1964年，第63，73—82页）。①
事情的真实情况几乎是和弗里德曼所理解的（见弗里德曼，1953年，第6页）相反的，他大胆地表达他的意见说“关于所谓的‘规模经济’的重要性的不同的预言在很大的程度上解释了各种这样的观点，就政府对工业、并且甚至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工业而不是对私人企业工业的过细的管理是合意的或必要的。”
曾经有过一位经济学家，是由于有关规模经济的令人非信不可的经验证据使得他信仰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吗？因此，也许根本不是经济争论使得经济学家转向计划主义者或自由市场主义者。生产资料私有制经常遭到人们有用心地组织的攻击或对其正确性的证明，但是我们能够高估或低估一系列公认的经济学教条而不会遇到人们这样对待我们。毫无疑问，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分散的决策体系具有节省信息的优点，但是兰格和勒奈很久以前就证明，公有制可以和一个“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价格体系优点结合起来。还有一种经济观点，认为私有制同在原子论的竞争体制下向着技术动力主义发展的内在趋势有关，但是这些观点必然是针对与上述趋势类似的向着周期性衰退发展的内在趋势，更不用说是针对个人收入分配数额的不相等了。然而，在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基本联系还很少得到讨论，也许是由于主流经济学家为避免尴尬而不愿承认真正藏在他们对私有制比对公有制有更大的偏好的背后的是一个在政治理论中的确定的论证。①琼·罗宾逊在一页奇迹般简洁的论述中击中要害地说（见罗宾逊1962年，第138—9页）：
经过凯恩斯的修正办法修补之后，用他的话来说，我们的经济制度“看上去是最好的”，在这基础上为我们的经济制度辩护是可能的。或不管怎么样它也不是太坏，而且要改变它是痛苦的。总之，我们的制度是我们所有过的最好的制度。或者采取熊彼特从马克思那里得来的顽固的路线是可能的。这个制度是野蛮的、不公正的、动荡的，但是它分发了物品，而且不管你怎么咒骂它，这些物品正是你想要的。或者，在承认它的不足时要从政治基础上为它辩护——我们所知道的民主在其他制度中发展不起来，并且没有这个制度民主就不复存在。在今天这个时代所不可能的是以新古典的风格把它做为一个能精细地自我调节的机制来维护，无论如何那只能留给制度本身来生产最满意的结果。
为了做有分辩的表达，我认为罗宾逊所做的这四个辩护的确概括了标准的观点，并且对于那些“为我们的经济制度辩护”的人来说其中第三个辩护压过了所有其他的辩护。
甚至在信仰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多数派，即各种各样的“自由市场主义者”中间，他们对于可以用普通的经济政策来修正我们社会的收入的不平等这种观点也有很大程度的不同看法。举例说，萨缪尔·布里顿在考察了英国学院的、实业的和政府的经济学家的观点，把它们同政治家和记者的观点进行比较之后（见萨缪尔·布里顿1973年），证明了经济学家做为一个团体倾向于在公共政策方面持有独特的观点，这就使得他们在任何公共讨论中同其他人区别开来：他们对于价格机制做为根据相对稀缺性和显露出来的消费者倾向配置资源的手段这个功能有一个评价，而在非经济学家中是缺少这种评价的。然而，某个经济学家是不是愿意赞成“造经济学正统的反”经常依赖于是不是“他是准备把配置资源的问题根据它们本身的优点来处理，相信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系统，任何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主要的不合意的效果都能被抵销，或者还不止是被抵销”（见同上，第23页；又见凯尔和其他人，1979年）。因此没有多少理由使弗里德曼能够持这种乐观的观点（见弗里德曼，1953年，第5页）说，我们所有的人在预言政府政策活动效果方面的分歧，比关于基本的价值问题的分歧更大。
早先，我们认为很少有人持有纯价值判断，并且尽管有休谟的铡刀，“是”的王国还是继续侵犯“应该是”的王国。
但是现在我们认为“是论述”不断地被根据“应该是论述”来评价。这并不是自相矛盾。事实和价值之间的相互作用正是点燃科学工作的导火线，这在社会科学中的作用并不比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小。只有当我们的努力有增加事实的作用并减小价值的作用时才能实现科学进步。如果经济学要进步，经法学家必须给产生和检验可证伪的经济理论的任务以绝对的优先。在最后的分析中，只有假说检验的机制才可用于清除政治的和社会的偏见，使得这种清除速度比从新情况中不断地产生这种偏见的速度快。正象马歇尔所认为的，经济学所向往的目标不是生物学或者科学的任何其他分支。经济学所向往的目标是科学的方法本身。
①森（1970年，第63页）好象否认一个人会遇到纯价值判断：“注意到有些价值判断是明显地非基本的，但没有一种价值判断是明显地基本的，这是很有趣的。”
①见朗西曼（1972年）；卡哈曼（1964）；哈奇森（1964年，第55—6，58—9页）；和马克卢普（1978年，第349—53，386—8页）。
①在这点上，读读沃德（1972年，第13—15章）把法律系统当做“价值舆论生产机制”来论述是很有启发的。
①见戈登（1977年）对“价值中立”的老于世故的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