龅胤�17 一城市与帝国21 二城与府23 三一个中心地？29 第二部分从明到清 第三章商人之城39 一两淮盐政与明代扬州42 二西商44 三徽商49 四晚明扬州的一个徽人家族53 第四章扬州十日65 一满洲与明朝的灭亡66 二“扬州十日记”：前六日67 三另类历史之一：郑元勋72 四另类历史之二：宗灏76 五“扬州十日记”：后四日79 第五章忠义之城85 一重建和复兴89 二重写扬州93 三变迁100 第三部分城市与腹地 第六章盐务管理109 一君主与商人110 二专卖商及其财富112 三商人与制盐者116 四盐务官员119 五走私者122 六城市、食盐与基础结构128 第七章水利137 一水利设施140 二治水142 三盐政与水利管理148 四城市与腹地152 第八章塑造城市157 一新城的空间分化160 二扬州的园林和城外的扩张167 三园林与城市文化174 四旅游业的黄金时代177 五城市的衰落180 第四部分徽城，扬城 第九章妇女之城191 一妇女的形象192 二消费者与生产者197 三扬州及其“他者”202 第十章徽州的兴盛211 一徽州殖民地212 二同乡组织214 三慈善活动216 四城与府220 五社会边界的模糊？223 六谁未出席马氏兄弟的聚会？226 七盐商的重新界定229 第十一章一座移民城市中的故乡239 一商人与士人240 二文字狱243 三学术的谱系245 四扬州学派的社会起源247 五实际行为中的故乡252 六家乡与世界258 结语 第十二章宛如一梦269 一食盐、水道与区域的衰落271 二被毁灭的城市277 三从上海看扬州280 附录 A1733年前后扬州府市镇分布287 B18世纪两淮盐务官员等级289 C1645—1685年间高邮州的自然灾害291 D1727—1806年间江北盐商治水支出节录292 E乾隆皇帝巡视过的私家园林294 F18世纪与扬州有关的个人主义画家295 G与扬州学派有关的学者295
《说扬州》 前言《说扬州》 序 序 我首次访问扬州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正值该市封闭多年后第一次对外国游客重新开放不久。这是一座安静的城市，灰蒙蒙的，满是尘土，但很迷人。城东小巷中的那些小瓦房，看上去似乎已经矗立了好几个世纪，或许情况确实如此。那些更宏伟的建筑虽已荒废，但依然暗示着遥远过去的辉煌岁月。小贩们在街头出售各种食品。 中国的新年正在临近，游客们正在城外湖边陈旧的亭台楼阁前闲逛。他们正踏着前辈游人的足迹而行。正如我们将要发现的，在18世纪后半期，扬州以活跃的旅游业而自豪，并且在其财富源泉耗尽之后的很长时间内继续吸引着众多游客。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旅游业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方式并未得到有力的促进。当时该市最新的旅游指南出版于1954年。 我和丈夫在街上漫步时，一个人开始与我们攀谈起来，并送给我一份这种旅游指南。他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那是一间昏暗的屋子，地面满是脚印。他为我们冲了两杯加糖的热水，不无嘲讽地向我们讲述他在“文革”期间的挨“斗”经历。我在那次旅行中拍了一些照片，但可惜的是没有写日记，无法想起他的姓名。他大约四十多岁，衣着寒碜，却懂一点英语。他的阶级背景肯定不好。我们离开的时候，他送给我一本破旧的小书，书页上有他随意写下的笔记和着重号。书名为《扬州名胜》，纸张很粗糙，书中那些名胜的黑白照片印得非常模糊。封面为五亭桥（也叫莲花桥）的彩照，该桥修建于1757年，以庆祝即将到来的皇帝的巡视。当时扬州是全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远近各方的人都来这里共睹其辉煌盛况。我用这则封面作为本书护封的插图，谨此对多年以前那位友好的主人表示谢意。
《说扬州》 第一部分 基础《说扬州》 导论（1） 第一章导论 一 扬州博物馆的院子里矗立着一座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的纪念碑。他在著名的中国游记中称，自己曾经在忽必烈大汗时期当过三年的扬州总督。马可？波罗明智地选择了这座中国城市。即使在那个时候，扬州在中国形象中的地位，依然可以跟欧洲人后来心目中威尼斯的地位相提并论。这种地位正好来自财富、权力和文化活力的结合，这种结合同样在另一种传统中的一座城市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两个地方获得文化成就的时间并不相同。威尼斯的“黄金时代”在13至16世纪。扬州则有两个这样的时代，一是6至9世纪的隋唐时期，二是本书集中研究的16至19世纪。唐代扬州的诗歌和清代扬州的绘画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持续流传，使这座城市的名字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参照点。与威尼斯一样，扬州使人想起许多艺术家、文人、富商巨贾以及水道的形象，这是一种非常迷人的城市环境，一段充满色彩和浪漫的过去。在18世纪，这座城市因为“奢靡消费”而闻名———这正是彼得？伯克（PeterBurke）对17世纪威尼斯的说法。 西方的汉学家往往将特定的中国城市与设想中的欧洲对应城市相提并论。这种比较并无不妥，它使得陌生环境变为熟悉，使人能够理解。尽管这两座城市在规模上有着显著的反差，但读者只要能把扬州想象为中国的威尼斯就已经不错了。在最繁荣的18世纪，扬州是一座富有、美丽并且具有历史影响的城市，被运河所包围和分割———虽然这里的运河没有威尼斯那么多，但也足以使舟船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与威尼斯一样，这里也有一条大运河，当时如果没有“冈朵拉”的话，肯定有画舫———它为李斗那本著名的导游著作《扬州画舫录》的书名提供了灵感。并且与威尼斯一样，在其全盛期之后很长时间里，扬州依然吸引着许多游客。 在中国文学当中，扬州被建构为一个梦幻之地。郑板桥（1694—1765）写道：“我梦扬州，便想到扬州梦我。”这些文字中最明显的幻象是哲学家庄子的一段话，后者梦见自己是一只蝴蝶，醒来后怀疑自己是否蝴蝶梦中的一个片断。庄子之后，扬州梦在杂文、小说和戏剧中得到了充分的描述。其源头来自杜牧（803—852）的一首诗：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一千年后，周生的《扬州梦》刻画了19世纪中叶这个变动时期的扬州社会及其“青楼”的情况，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该城被毁之后，作者不无怀旧地想起了这个依然很活跃的消费社会。 扬州梦在20世纪褪去了色彩。郁达夫（1869—1945）的《扬州旧梦》将关于扬州的罗曼蒂克式文学建构与民国时期扬州的破败现实进行了对比。丰子恺发表于1958年的《扬州梦》，是一个革命的梦；他在梦中本能地想表达郁达夫所感受到的对于过去的惋惜，却转而自觉地意识到老扬州的繁华是以劳动人民为代价而创造出来的。这些更晚的作品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双重支使下，中国和她的城市当时正在被重构，正被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在19世纪90年代，金乐婷（GeraldineGuinness）发现扬州的异教寺院多得令人可怕，那里的居民不是本地面孔，而是更具异国情调。 不仅繁华凋落了，连可能欣赏这种繁华之踪迹的时代也过去了。滋养了扬州的中华帝国已经消逝，新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致力于塑造一个国家。韩起澜（EmilyHonig）关于上海苏北人的研究显示，在此背景下，上海的扬州移民被嘲笑为来自一个落后的地方，甚至被指控为与日本人合作。从本质上说，这座城市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而这种历史在国民党时代被认为是一个问题。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那里城市精英的悠闲生活都成了颓废的标志，有人认为它应对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消沉负责。 新闻家范长江（1909—1970）这样概括诸多扬州形象导致的张力： 扬州有两个，一堕一英豪。 炀帝花柳客，盐商亦其曹。 史公正气雄，八怪品亦高。 而今劲更足，鲜花朵朵飘。 简单地说，扬州有一些值得称道的文化英雄：英勇的史可法（1602—1645），在1645年清兵围攻时奋起保卫该城；还有18世纪的“扬州八怪”，为一种伟大的中国艺术形式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座城市的名妓却被重新描述为娼妓，隋炀帝以及盐商因为与她们有关系而染上了污点。
《说扬州》 第一部分 基础《说扬州》 导论（2） 二 范长江的诗注意到了扬州在两种重要的明清史叙事中的地位：一是17世纪的满洲征服故事，史可法在其中被刻画为一名主角；二是18世纪商人财富增长和社会变迁的故事，向上流动的盐商形象是其中的主角。扬州这个地方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名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王秀楚《扬州十日记》译文的广泛传播，后者是关于1645年扬州屠城事件的目击记录。何炳棣一篇关于扬州盐商的论文，则稳固地确立了它作为18世纪商人财富和权势的展示柜之地位。何炳棣的文章发表于1954年，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该文都是英语学界关于清代商业活动和商人文化的仅有的一篇历史研究论著。 从文学、哲学、绘画到戏剧研究等各个领域，大部分研究清代历史的学者迟早都会发现自己应该征引何炳棣的开创性研究成果。连同他的后续论著一起，该文有力地阐述了关于明末和清代中国社会的两个既定假设。一种认为商人与士大夫之间的社会区别在帝制晚期开始模糊。另一种认为同乡特殊主义（native…placeparticularism）———在此基础上，或许可以认为中国最多只是一个碎化的社会———正在让位于越来越强的地区间社会和经济一体化。扬州有着巨大的商业和寄居人口———至少是相互重叠的两个类别，在关于中国社会的粗略图像中，它正好可以作为这些进程的标准案例。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史研究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尽管如此，何炳棣的研究依然显得很中肯，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在强调经济的货币化、地区间贸易的增长、对外贸易的确立（即使是边缘性的）、城市的扩展和城乡关系的变化、城市制度的增生、商人势力的崛起、社会界限的模糊、印刷文化和识字率的提升，以及从玄学到经验学问之转变的修正主义史学当中，扬州及其拥有功名的商人和消费经济，被证明是一个非常值得提及的地方。 作为这栋史学大厦的一块基石，地方史与中国史之间的关系在扬州身上得到了体现。当某个城市作为中国社会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之例证而被征引时，它其实被认为是中国的微观化身。当何炳棣未能在18世纪的扬州发现同乡组织过剩的确凿证据时，他在无意中便指向了这一假设背后的难度。正如何炳棣指出的，同乡组织是一种商业活动———尤其是参与远距离贸易———的指数。如果扬州缺乏这种组织，并且在其他大城市中没有自己的同乡组织作为代表，那么这座城市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帝制晚期城市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代表性例子？ 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18世纪的扬州从反面体现了张琳德（LindaCookeJohnson）指出的上海问题。张琳德批评了如下概念，即把前条约口岸的上海视为有待于西方加以城市化的“沉睡的渔村”。她认为整个帝制晚期，上海在其腹地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方面扮演了积极角色。18世纪的扬州与19世纪末的上海并非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它被视为曾经是一个著名的商业活动中心，它占据着盐业贸易中的枢纽位置，在远距离贸易网络———这是中国经济走向一体化的基础———中无疑具有重要地位。人们经常会隐约提及它在目的论历史变迁中的地位和表现，有时并且直接将其阐述出来。 这种历史建构中固有的典型性和代表性问题，只能通过特定城市体系内部的深度比较研究得到解决，而这项任务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这里能说的是，作为所有政府专卖行业中最富庶的两淮盐业的行政中心，扬州与首都北京有着密切的关系，后者在韩书瑞（SusanNaquin）看来并不是一个非典型的中国城市。它在地理上与江南的众多大城市接近，这助长了一种看法，即把它看作是全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城市发展的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