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像王士祯一样，孔尚任也拥有某种似乎与持续的文学活动不相容的官职，假如不是因为整个官员任命制度都以学术成就为依据的话。这位孔子后裔在1684年康熙首次南巡期间引起了皇帝的注意，随后被授予河道管理系统中的某个职务，帮助监督江北水利系统的修复工作。这使他即将在该地区到处旅行，出于职责的要求，他从扬州前往泰州、兴化、高邮、宝应和盐城，这些地方完全或者部分位于地势低平、易受洪涝的下河地区。结果，他结交的地方文人圈子甚至比王士祯的圈子更加广泛，尽管这两个圈子有所重合。王士祯结交的许多遗民都还健在，包括徽州画家查士标和戴本孝、当地诗人宗元鼎和宗元豫、如皋遗民冒襄，以及南京画家龚贤。吴嘉纪卒于1684年，但孔尚任将他视为自己在诗歌艺术方面的三位榜样之一。 孔尚任与这些遗民的社会交往，包括1686和1688年的重要文会，在该城另一次诗文活动高潮中得到了反映，帮助确立了扬州作为康熙朝最重要的诗文中心的名声。他自己在这几年间创作的诗文被其遗民同好编辑起来。与王士祯一样，他在诗文中记载了扬州的名胜：雷塘、梅花岭、平山堂、二十四桥和芜城。可到了这个时候，清朝的扬州已经有了某种自身的历史，在一首题为“红桥酒家”的诗中，孔尚任吸收了由王士祯开创的新一轮历史典故： ＇红桥酒家位于＇小秦淮水上，王院亭司李宴游处，有冶春词，人多诵之。 红桥新有名，买醉人出郭， 司李词句佳，市酒都不恶。 在这几行文字里，孔尚任有效地将王士祯时代的扬州表述为某种历史。刚刚消逝的过去不再是明朝，而是孔尚任自己的青少年岁月。当他写作那部为自己带来巨大声名的戏曲《桃花扇》时，他已经能够清晰地记录和埋葬那些更加遥远的过去。 从年轻时起，作者头脑中就在孕育着将南京南明政权的最后岁月写成戏剧，这个想法在1699年得以实现。早在1708年刊印之前，这部作品就得到了广泛流传和上演。据说康熙皇帝很喜欢它，曾经对南明皇帝的境遇叹息不已，他空有一番抱负，但周围却是阴谋诡计和道德腐败的大臣。康熙1684年南巡时曾经路过的扬州，作为史可法抵抗之处在剧中短暂出现过。孔尚任没有停留在屠城这件事情上，但该城在南明事业中的坚定位置在第35场结束之处体现得非常肯定，剧中史可法挥着血泪说： 不怕烟尘四面生，江头尚有亚夫营； 模糊老眼深更泪，赚出淮南十万兵。 孔尚任称，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完成该剧的兴趣越来越小，只是出于同好的督促才写完这部作品。他重新提笔写作该剧这一事实，既显示了1644年明朝灭亡之后时间流逝的重要性，也体现了他自己年龄渐长的重要性：1698年他度过了自己的五十岁生日。岁月和环境已经远远隔离了17世纪40年代那惨乱的景象。世界已经太平，面对老境之至，他或许感到可以自由地来反思朝代的鼎革。该剧开篇即为关于这一主题的沉思，一个遗民角色在回忆自己以往在南京太常寺的任职情况，发现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又到上元甲子，尧舜临轩，禹皋在位，处处四民安乐，年年五谷丰登。” 考虑到该剧的题材，这几行文字或许可以理解为一段开场白，意在冲淡可能的政治含义，但它也是17世纪末汉族士大夫当中广泛持有的某种看法的表达，即他们从秩序和经济的恢复中找到了王朝更替的正当理由。这篇序言写于1684年，这是康熙皇帝首次南巡的年份。此前一年，清朝势力已经最终摧毁了台湾的郑成功抵抗政权，从而为南明事业划上了一个迟到的结局。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变迁 三、变迁 1684年被认为是清朝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情况开始好转；正如乔迅暗示的，这一年是服丧期的结束；这一年也是中国“漫长的18世纪”的大致开端。这种阶段划分提出了一个问题，它与扬州在17世纪60年代前期王士祯时代和80年代晚期孔尚任时代的经历之间的明显相似并存。孔尚任肯定生活在一个更加习惯于清朝规则的城市。从王士祯的离开到孔尚任的到来，21年里整整一代人成长起来，满洲也巩固了自己对国家的控制。 在扬州，17世纪70年代这个过渡期显示了一些社会变迁的迹象。出身于一个山西家族的当地绅士李宗孔（1645年进士），生动地记叙了该城在1672年经历的几次特大洪涝灾害和严酷的冬天。扬州是难民们寻求庇护的自然去处。 饥民数万，屯住扬州四郊寺观，或搭席篷，或借小船，居沿河住。虽督抚漕盐诸臣劝谕商民，赈粥施衣，而雪久寒深，冻饿死者，一日之内，少者数十，多者百余；一月之内，死无数矣！饥民携儿挈女，鸠形鹄面，百结鹑衣，行乞城野。 当李宗孔写下这些文字时，4。5万名难民已经在城外露营，正处于他所描述的不幸状态当中。巡盐御使命令盐商组织救济措施。城墙外设立了四处施舍点，每日为贫困者提供一次米粥。大量粮食被运往扬州腹地的泰州、高邮和兴化。此外还有上万布匹即将提供出来。据估计，这些救济措施的总成本达22670两白银。 关于这场灾害的记载，首先要注意的是，它显示了盐政当局和受命出来救灾的盐商们的组织能力和财力资源，再次体现了盐业贸易的恢复能力及其对扬州社会的重要性。其次，它使扬州意识到了其被忽略的内陆地区———尤其是地势低平的下河地区———正在发生的问题之严重性。不出数年，大运河—黄河复合体系的修复工程就在靳辅（1633—1692）指导下展开，他刚到职的1677年，就发起了大运河淮扬段的大修工程。这项工程的完成根本不能解决扬州腹地严重的治水问题：靳辅的一名继任者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指责他设计的排水系统应该对依然存在的下河洪涝问题负责。但它意味着政府正在关注基础设施的修复问题。1684年，康熙初次南巡路过时亲自关心过下河问题的解决，并启动了新的水利方案的制订。 17世纪70年代正值三藩之乱，此次叛乱的平定，剥夺了汉族藩王对南方各省的准自治控制，将满洲的统治扩展到了整个中国大陆。这场叛乱在扬州的见证，就是蜀岗平山堂在实体上和作为一个文学活动场所的重建。平山堂与红桥不同，在清朝以前早就是一个有名的历史景点。它建于1048年，当时宋代大诗人、官员欧阳修在扬州任知府；它与宋代诗人苏轼（1037—1101）也有密切关系，因为苏轼前往那里拜访过欧阳修。汪懋麟在督促该堂重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承担此项工程筹款工作的是在扬州担任过多种职务的浙江士大夫金镇。 根据与金镇同年中举的魏禧（1624—1681）的说法，金镇心怀“化民善俗之意”。魏禧或者遗漏或者有意忽略了金镇工作的政治意义。三藩叛乱爆发于1673年，金镇时任署理扬州知府，当战火沿着长江烧开之时，他为保持该城的平静起到了关键作用。随后在被修复的平山堂举行的酒会和诗会，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许可以视为笼络人心的小恩小惠。尽管如此，魏禧关于诗文作为保守、稳健的社会活动之意义的评论很恰当。在一个由种种遗民人口组成的社会里，对于新的王朝而言，诗文当然是比实践性的替代方案更加安全的选择，比如诉诸武力。 魏禧关于平山堂重建的记载，意外地包含着一种关于扬州社会———它沦入满洲之手已经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印象。对于任何一个了解18世纪扬州城的人而言，它都显得异常熟悉： 扬俗五方杂处，鱼盐钱刀之所辏，仕宦豪强所侨寄。故其民多嗜利，好宴游，征歌逐妓，炫衣媮食，以相夸耀。 这样，魏禧对金镇此项工程的记载，描述了一座沉湎于诗文和利润之中的城市。我们也许会理性地质疑他关于此项工程后果的描述：“＇不久＇家吟而户颂，以文章风雅之道，渐易其钱刀驵侩之气。”但诗文和利润共同捕捉到了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张力和当下的矛盾，也捕捉到了王士祯时代的扬州与孔尚任时代的扬州之间的张力；王士祯在该城任职时，除了极其幼小者之外，大屠杀对于所有人来说依然是一种活着的记忆，而孔尚任则用与魏禧大体相同的语汇来描述这座城市。与王士祯一样，孔尚任也赞助诗文，他们两人的文人圈子也互有重合。但孔尚任的同龄人出生在一个清朝的世界，并且像他一样只能通过长辈的记忆和著述与明朝相遇。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年迈的遗民逐渐消逝于视野之外，诗文本身失去了吴嘉纪这种明朝幸存者的著述中显示的尖锐性。孔尚任刻意地培育一个遗民社会，对他们无限尊重，但在《桃花扇》当中，他却发出了欢呼和告别的宣言，它们正好适合世纪之交的扬州以及整个国家的情况。
《说扬州》 第三部分 城市与腹地《说扬州》 城市与腹地 第三部分城市与腹地 第六章盐务管理 在其著名的扬州导读著作中的某个地方，李斗曾经把读者带到新城西北角的北柳巷，那里是盐运使衙署所在之处： 北柳巷……有董子祠。先为正谊书院，明正德间改正谊祠，祀汉丞相董仲舒，又贮《春秋繁露》一书。本朝圣祖赐“正谊明道”额，遂名董子祠。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是西汉官员和儒学家，曾经担任为时不长的江都国丞相，这座以他的名义建造的寺庙，就建在据认为是他曾经居住之地。御赐匾额给该祠是1705年的事，当时康熙皇帝第五次来到扬州。这个依然处于幼年期的王朝的君主采取这种姿态，很可能是出于如下想法：董仲舒调和了帝国兴衰与天地运行之间的关系，并根据统治者的德行来解释特定政权的成败，为政治哲学做出了最大贡献。 这座关于儒家宇宙观和伦理道德的纪念物与盐运使衙署相邻，后者占据了北柳巷以东的好几条街道，是扬州最大、最有权势的政府机构。扬州在行政体系内有较高的级别：作为一座府城，它被评为“最重”之处，这是四类职位中级别最高者。但知府并不重要，居于盐运使之下，后者实际掌管着两淮盐政，还有越来越多的其它各种地方事务。 作为盐政中心，扬州受到其腹地内盐产区和销售区之间的关系的制约，这种关系对该城和整个地区都有影响。17世纪后半期，随着朝廷逐渐巩固对于一个庞大帝国的控制，明末建立的专卖结构得到重新肯定，使这座在“十日”中被摧毁的城市得以复苏，作为一个商业和文化活动中心，它在长江下游各城市之间的地位甚至得到了加强。然而，该城在呈现出与农村经济保持相对独立的同时，整个地区的复苏却缓慢得多。城市因食盐而成长，盐政决定着该城与这一地区的最主要关系。
《说扬州》 第三部分 城市与腹地《说扬州》 君主与商人 一、君主与商人 1693年，崔华被任命为盐运使，在1693年版的《两淮盐法志》序文中，他公开主张盐业贸易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了盐政之于区域经济的重要意义： 夫山泽之利，盐赋为最，而两淮盐赋，实居天下诸司之半。历汉晋唐宋元明，榷盐之法，代虽屡变，要不过裕国、便民、惠商、恤灶四者。 这则将盐业贸易视为帝国核心事业的毫不含糊的断言，与更早以前汪道昆（1525—1593）的主张一致，后者因为称赞商人的美德而著称。汪道昆是歙县人，那里是众多两淮盐商的故乡，他的世界观也形成于同样的社会经济变迁背景，后者促成了16世纪绅商家族在明末扬州的崛起。汪道昆的主张体现在其私人著述中，崔华的断言却出现在准官方出版物里。在序文中，崔华直接将盐法志与地方志相提并论，以说明编纂前者之必要性： 宇内寰区绣错，不胜纪也。一都会一郡邑，类有志书，纪山川、风土、户口、贡赋、建置、沿革之本末，俾后之人，酌古准今，知所鉴戒，系诚重矣。况两淮盐法，尤国用民生之最大者乎。本朝定鼎后，百度维新，典章大备，而独于两淮盐法志一书，阙焉未讲，非所以昭文献、备征考也。 盐法志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地方志的忠实模仿。关于天文、疆域、职官、官署、科举、艺文、地方风俗、古迹和人物传记的各卷都以寻常方式排列，传记被分成不同的类别，分别描写地方上的忠义、孝行、管理、慈善、义举和妇道的典范。寻常的地方物产卷在这里完全以食盐为对象，在最后的沿革卷之前，又跟寻常方志一样，是四卷各种各样的艺文，其中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