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上有一条界线将仪征县与六合县划分开来。这一区域覆盖了扬州府全部地区，包括后来的通州直隶州。 扬州府下辖的县级行政区数量因时而异，因为有的县被分割开来，有的县又作了进一步的划分。17世纪初期，扬州府由三州九县组成，可到了18世纪末，下辖的行政区就减至七个。一个主要变化与本县江都县有关，1732年，该县被一分为二，于是出现了一个甘泉县。新的甘泉县界正好从扬州城中间穿过。该城北部和西部被划给甘泉县，其余部分属于江都县。两县当中江都更富，因其境内有许多繁荣的市镇。相比之下，甘泉县境内只有一些相对贫瘠的农田。正如明代方志中提到的：“城西＇后来的甘泉＇民勤力耕作，颇易治……万寿、归仁＇在江都＇地饶沃可田……未富虽奢。” 扬州西南是仪征，明代称为仪真，更早之前称为真州。仪征与瓜洲是一对孪生兄弟，后者是江都县境内一个熙熙攘攘的河港，位于扬州正南面。仪征和瓜洲都是活跃的商业中心，大运河的不同支流将它们与扬州连在一起。本地人和流寓人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商业竞争，据报告说欺骗行为很常见。 扬州北面是高邮和宝应。这两个行政区横跨大运河。东边是农田，19世纪中叶（或许包括此前几个世纪）主要种植“水稻、蔬菜、谷类、大豆、豌豆和荞麦”，除非大运河发生洪灾的话———但这种情况往往会发生。在大运河西边，人们濒湖而居，通过“打鱼、养鸭、割苇和种植菱角、荷花”来维持生活。直到今天，船上人家依然是这两个县乡村生活中的一道风景。再往东是兴化县城，后者居于江北的地理中心，是一座岛城，经常受到周围水体的威胁。此处“东北盐瘠，西南洼下，民有十年九不收之谚”。 兴化南面、扬州城正东面是泰州。泰州原来是一个很大的行政区，西起江都县界，一路向东直至大海，境内有着全国最有价值的盐场。16世纪时，可以这样说： 天下六运司，惟两淮运司为雄，治莅三分司，惟泰州分司为最，而安丰又泰州之巨场也。商灶渊薮，盐利甲东南之富。我国家国用所需、边饷所赖，半出于兹。 1765年，泰州被分割开来，由此出现了一个沿海的东台县。1724年，扬州府以前的属县如皋被剥离出去，这是为设置通州（今南通）直隶州而进行的行政区划大调整的一部分。这个行政区沿着长江北岸而展开，在扬州东南面，包括通州、泰兴和如皋———它们原来都是扬州府的一部分。1671年，通州东边的海门县从政区地图上消失了，当时该县县城被海水吞没，但在1775年，它又作为一个直隶厅得到了恢复。 再往北边，在仍然是江北地区的扬州府之外，是山阳县和盐城县，1731年又设置了阜宁县。这些县属于淮安府，但在经济和文化上，它们与扬州的关系比跟淮安府其他地方更加紧密，后者已经位于黄河以北。堤坝密集的黄河下游构成了江北与淮北之间一段无路可通的可怕区域，且将淮安府划为两半。在施坚雅（WilliamSkinner）的大区域模型中，淮安府可以被看做居于双重边缘位置：它下辖的淮北各县是华北大区域的外围，其江北各县则是长江下游大区域的外围。城市化程度因而较低。从15世纪末开始，当黄河完全改道南流时，原先的淮河下游流域的贸易便经历了长期的萧条。根据《阜宁县志》记载，“在昔淮水安流，港浦通波，南漕由此海运。马逻、芦浦、羊寨、喻口，皆为巨镇，青沟为山盐孔道，阛阓亦甚殷繁，今悉荒落矣”。淮安城位于江北地区，靠近大运河与黄河交汇之处。扬州和淮安之间有一条完整的大运河延长线相连，在盐业贸易和治水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两座城市之间交通往还不断。 除了扬州、淮安和通州这三个行政区以外，江北还包括一个由于环境变迁而产生的小县靖江，夹在长江北岸的如皋县和泰兴县之间。靖江属于南方的常州府。它曾经是长江中的一个岛屿，但江流的变化改变了河床的高度，到16世纪末，靖江在地理上已经成为江北的一部分。但在文化上，它依然是江南的一部分。因而有这样的说法：“靖隶吴，礼节俗尚与江南诸郡邑大略相似。”至少直到最近为止，靖江人依然跨过长江去做生意，而不是与自己的江北邻居们做生意。 这就是15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将近四百年里的江北。这一阶段划分是根据黄河的运动而做出的，后者是该地区最重要的地理特征，尽管这一特征并不完全为江北地区所独有。12至15世纪黄河的改道南流，以1495年北方河道的关闭为顶点，永久性地改变了江北大地的面貌，为该地区的自然环境带来了一个高度不稳定的因素。结果，随着乡村地区转向商品作物和家庭手工业，江南正在经历广泛的商业化和城市化，而“灾伤饥疫”却成为江北的特征。于是，扬州府变得与江南的苏州府非常不一样，尽管扬州和苏州经常被一同提及。
《说扬州》 第一部分 基础《说扬州》 一个中心地？（1） 三、一个中心地？ 江北地区市场的分布是由水道决定的，其中最重要的水道就是大运河淮扬段。大运河主要是一条地区间贸易线路，经过扬州的大多数水路货物，其目的地无疑都是江北以外的各个市场。在18世纪，来自苏州和杭州的茶叶、布匹、原棉、油以及各种“杂货”，在北运货物中占了相当比重；反过来，从北方运往南方的则是小麦、大豆以及腌制鱼肉。官方漕运船队中的数千船只都在从事为数甚巨的地区间贸易。1729年以前，北行船只被允许在漕粮之外携带最多60斤土产，这个数字在该年提高到了100斤。卸下漕粮之后，它们载运着小麦、大豆和瓜果返回。 扬州是大运河淮扬段最重要的市镇，是一个税关口岸，为来自其他各地的货物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消费市场。仅有的一条连接中国南北的国内水路，从南向北把江苏、山东和直隶省大约18个大大小小的行政城市，还有更多的城镇和市场中心直接串连起来。南边是镇江和南河———大运河南段———的入口，后者流向长江下游三角洲的各个繁华城市：常州、无锡、苏州、嘉兴以及杭州。 可以说，唐朝时期，这种位置使扬州成为全国最大的贸易中心。唐以后的人口变迁，导致了扬州作为一个商业中心和贸易口岸的重要性的下降。明清时期，南方在人口水平、第一和第二产业、城市化和文化生产力等方面远远超过北方，以至于再也不便将扬州视为整个中国的门户。除了盐业贸易以外，扬州或许只能被视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中转站。 漕粮、盐政，还有作为税关口岸的地位，这些依然是对扬州有利的因素，当这些因素还在发挥作用时，它就依然是一个忙碌不停的口岸和贸易中心。1749年制订的关税定额显示，扬州预计要上缴20多万两税银，在制订了个别定额的全国40个税关当中名列第七。在制订关税定额的基准年1735年，扬州是上缴税银超过10万两的仅有九个税关之一。 18世纪晚期，扬州内部有不下于12个市场（相比之下，东南地区另一个繁华城镇宁波，在18世纪80年代只有8个市场）。围绕这座城市，周边的市镇大量增生，表明这是一个中心地结构的典型例子。但是，空间的平衡被扭曲了，情况对东南地区有利，那里汇集了更多的市镇。流经江都的运河以及位于运河边的城镇将该县与甘泉区别开来，后者水道极少，总体繁荣程度更低。 大运河对于扬州南北的城市化的意义非常明显。扬州以北除了高邮、宝应、淮安和清江（设置于1760年）等城市以外，在大运河与淮、黄河交汇处以南至少还有9个市镇。扬州以南，在其本县有着最大的市镇瓜洲，该镇筑有城墙，那里“居民商贾骈集辐辏”，过往商船多泊于此，百货荟萃，生意颇为兴隆。在仪征县境内，能够称得上镇的大型居民点只有6个，其中3个位于大运河西段，介于仪征和扬州之间。其中的两个在明代至多不过是“市”（定期集市），但在清代最终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另一个市镇即江都境内的扬子桥，位于大运河瓜州段和仪征段的交汇之处。 江北的城市化取决于官盐运输线路的影响。除了行政中心之外，海安和西溪是扬州以东的江北地区最重要的两个镇。它们的重要性都来自于盐业贸易。海安在泰州境内，位于一个运河系统的交叉点上，该系统将它与泰州城、如皋、通州和串场河（即连接各盐场的运河）连在一起。这是一个很有实力的镇，那里有一所书院。它也是通州各盐场盐运船舶发往泰州之前的集中之处，显然成为一个活跃的私盐交易中心，因为那里驻有一名盐务巡查官员。西溪在东台县城西南五里外，是一个商人大量聚积之处。它是通往盐场内各个市场的贸易门户。 次要市镇的分布，证实了官方运输线路对江北城市化和市场行为的生成性影响。雍正时期扬州府境内榜上有名的50个镇当中，大约有一半或者位于大运河边（包括两条流经仪征和瓜州的大运河南部支流），或者位于从大运河通往东边各盐场的盐路上。盐场中心本身就包含有市场，它们都位于与范公堤平行的串场河边。此外，超过四分之一的镇都是边界镇，有的还位于省界上，在那些地方，行政、防务和税收功能是影响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说扬州》 第一部分 基础《说扬州》 一个中心地？（2） 根据中心地理论（centralplacetheory），我们或许会期望发现这样一个市场等级体系，它与主要城市中心保持有规律的距离，又允许适当的地理障碍的存在。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市场结构虽然显示了一些集中化的迹象，但主要还是呈现为树状特征。主要市镇位于漕运和盐运线路上———大运河及其南部支流、运盐河以及串场河。在本书研究的时段内，对于解释扬州城本身而言，中心地理论还不如网络系统理论奏效，后者假定某座城市之所以存在或显得重要，是因为它作为一道门户，将其腹地与一个远距离贸易网络连接起来。在中心地理论中，距离和运输方面的困难被视为一种障碍，它限制了长途贸易的经济意义及其在促进前工业化时代的城市化进程方面的作用。网络系统理论则认为，利益动机可以克服这些障碍。 网络系统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华帝国晚期巨大的跨地区贸易系统，当时各个区域体系之间的差别依然非常明显。扬州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节点。为扬州提供了财富的淮南盐业市场区域，从江苏西南部一直延伸到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和贵州边陲地带。换句话说，扬州与长江下游大区域之外的地方有着重要的经济关系，这与如下假设相矛盾，即大区域内部各个城市间的相互联系，比跟其他大区域的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这可以解释扬州为何没能继续保持一个强盛的贸易口岸之地位。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盐政的变动和宏观格局方面有利于上海的变化，蒸汽船的到来，以及铁路的发展，最终夺走了扬州的远距离贸易伙伴。扬州被迫回归于自己的腹地，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以出口腌制蔬菜、化妆品和牙刷而闻名。很少有游客来到这里。即使是艰难时期曾经聚积在其城门下的难民，现在也绕过这座城市，向南渡过长江，奔着更有希望的沃土而去。 18世纪的情形迥然不同。这座城市位于前往北京的线路上，自然成为一个八方来客的口岸，它的财富也吸引着远近各色人等。李斗写道：“四方贤士大夫无不至此，予见闻所囿，未能遍记。”除了官员、学者之外，还有其他的人；1841年5月，周生从长江南岸的镇江乘坐客船前往扬州，根据他的见闻，这是一支五颜六色的队伍： 赤日行天，流水欲沸。舱不满七尺，内外坐二三十人。一时秀才酸气，乡先生腐气，和尚酒肉气，负贩葱蒜气，守钱虏臭气，衙门人仆隶恶气，皆随汗出，聚于鼻观，不辨何味。而又东船鹾商开江锣，西船宰官起马炮。 在这段话里，周生简洁地捕捉到了清代扬州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江中的扬州社会的特征：有抱负的儒生、塾师、和尚、高利贷者、贩夫、衙役，他们同类相聚，都挤在一条来往于扬州的船上，由此勉强维持生活，或者是去把握最大的获利机会。妇女显然不在船上，但并没有脱离观察者的视野。一名乘客开始说话了：“诸君亦知扬州有美人乎？美人不知与苏小葛嫩若何？”这时，“秀才作狂，乡先生不复能为道学面目，和尚悔削发”。 由于身份、财富和权力而与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