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重要性，他如果能够生活在那里就更好。另一方面，他可以从边商那里购买盐引。在那种情况下，他可以手持盐引前往盐场购盐，绕过扬州，经过仪征的盐务监掣。此外，盐引是在南京而非扬州颁发的；而仪征更靠近南京。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的道路书籍《士商要览》中，扬州府与徽州之间的线路以仪征而非扬州府城为起点。 仪征是一个沿河之县。它是扬州府的西界。唐朝时期，当扬州已经是一个富庶的大城市时，仪征才以一个名叫白沙的小镇面貌出现，但其地位在11世纪得以凸显，占有了扬州以前作为税收转运和茶叶、盐业贸易中心的地位。北宋时期，扬州的重要性严格局限于地方层面，仅辖有自己所在的江都县，而仪征（当时的真州）则是长江北岸商业活动的重要中心。能够扮演这个角色，是因为它位于大运河一条支流与长江的汇合之处。它比扬州更符合一个长江口岸之名。明朝时期，仪征再次归属于扬州，但它是盐务监掣所在地，外运食盐必须在那里称掣重量，并从淮扬运河中使用的运盐驳船转至可以航行长江的大船上。 许多来自徽州的盐商家族在仪征占籍，对于卷入盐业贸易的家庭来说，最初这里很可能是更合理的改籍之处。关于这一转换的标准描述是：“以盐改籍，盐册占籍。”1699年的一份徽州移民居留表中包括仪征、扬州和淮安三个地方。淮安位于大运河边，靠近大运河与黄河、淮河交汇处，是淮北之盐的集散口岸，因此等于是北方的仪征。但仪征本身在表中也有值得自豪之处：“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至此，徽州人在扬州的存在已经无可争议，但寄籍仪征的盐商家族的数量，至少暗示着这两座城市之间的“扬州”商人还是有所区别。 徽商在扬州———或者仪征———的兴起，与宋汉理描述的徽州府的环境变迁相吻合。这两个府之间存在着某种象征性的关联，明代徽商的显赫，以及清代扬州盐商相应的高调姿态，即可反映这一点。直到16世纪后半期，当一种不利的税收制度开始将徽州人从耕地上赶走之时，那里才逐渐呈现出在清代更长时期内都将看到的特征———该城本身由于第二道城墙的修筑而扩大，越来越多的徽州流寓定居下来，还有风月场所的繁荣。 徽商在扬州的兴起，不仅对应着徽州社会的转变，也对应着西商在扬州的相对衰落。这可能是由于西商的商业活动范围之故，他们不仅从事食盐生意，也从事金融和地区间日用品贸易，包括江南的纺织品贸易。这种广泛性尤其使晋商成为帝制晚期无可辩驳的商人之王，但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分布非常稀疏，相比之下，徽商则趋于结成家族或宗族群体，并集中从事食盐、茶叶和木材贸易。无论如何，在清代的扬州，西商在数量和花销上均不如其徽州同行。 晚明盐政的进一步变革看来可能对徽商有利。1617年，功能紊乱的边境纳粮制度被正式废止。官盐销售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下滑，原因可能是商人们被要求为未来几年的盐纲提前纳税，因而参与盐业贸易的积极性不高。他们的位置被食盐走私者所取代。为了恢复商人们的兴趣，政府于是提供了世袭的许可证，来管理两淮盐区内指定地区的盐纲。这就是“纲法”。该制度立即获得了成功，这可以解释为何在明朝最后几十年里，扬州的乡村腹地正在遭受洪涝和饥荒之时，该城却依然很繁荣。该制度延续了两个世纪，在此期间徽商一直是扬州的主导社会群体。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一个徽人家族 四、晚明扬州的一个徽人家族 到17世纪初，就社会流动和社会角色而言，扬州的徽商家族已经有点像其在18世纪之后裔的模样。考察一下郑景濂家族（约盛于16世纪晚期）便能显示，明朝晚期的扬州社会已经预示了它在清代的景象。郑家在歙县可能是农民，受当地大户所欺，家财尽失。他们可能曾经属于那个有着充分记载的社会群体，即自耕小农，明朝晚期他们正在输给更有权势的宗族成员，但仍有（或者被认为源自）一些值得自夸的杰出祖先。景濂的高祖和另一位家族成员，在15世纪初都死于永乐皇帝夺取政权的内战当中，被尊为建文皇帝的殉难者。 郑景濂决定远离家乡寻求财富之时，他已经结婚，至少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名叫之彦。他把小孩交给奶奶照看，自己和妻子一起离开了歙县，在明朝晚期这个急速发展、忙乱而动荡的时代寻求自己的出路———当然，那时没有任何人清楚这个时代究竟有多“晚”。五年以后，这个家族来到了扬州。他们可能在16世纪最后二十多年里的某个时候迁到了扬州，因为1598年郑之彦的第二个儿子郑元勋在那里出生。郑氏家族随后究竟怎样跃升至扬州社会的塔尖，这已经没法弄清楚。跟其他许多人一样，郑景濂的进身之路是拼搏来的，或许也是从饱受折腾的边商手中廉价购买盐引，然后高价出售食盐。郑之彦在某个时候来到扬州的父母身边，他以能够很好地把握“利国通商之事”而著称；也许对于有益于家族的生意，他甚至做得更好。 郑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成功。他们通向地方权力的道路，属于何炳棣在其关于扬州盐商的研究中所描述的那种典型，即通过食盐贸易中创造的财富来获得进入绅士行列的机会。郑之彦获得了生员资格，并确保其子元嗣、元勋（1598—1644）、元化（卒于1655年之后）和侠如（1610—1673）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明朝最后二十年里，郑元勋成为扬州社会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仪征和扬州之间在徽商本籍归属问题上的混乱，从这个家族身上可以得到很好的例证；扬州、江都、仪征和歙县都声称自己是郑家本籍的确定归属地。就居住地而言，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因为我们知道郑元勋及其兄弟都生活在扬州城。与此同时，一份代代相传的仪征户籍又承载着某种历史，将这个家族与邻近的仪征县连在一起。此外，这个家族的一支看来曾经在仪征居住过。这可能是由于大家族内部的人员分工之故。 这个家族的核心人物郑元勋在1627年乡试中夺魁，并在远近各方赢得了很高的声望，然后于1643年获得进士资格。地方志传记中将他描绘为具有儒士的所有品质，尤其是他从事的慈善活动，标志着他是一位17、18世纪优秀徽州人的典型。他在1640年的饥荒中表现了仁爱精神，组织宗族成员捐出了超过1000石的粮食，在扬州建立了一个施粥点。他促成了节孝事迹的登记，这是徽州新儒家人士的典型事业。他关照远近各方的朋友，曾经安排一位来自远方的客人就医，并料理了另一个人的遗骸回乡安葬事宜。 他还参与了带有晚明不满士人之特征的文学活动。尽管年纪较轻，但据称路过扬州的高级官员已经咨访过他，并且屡次敦促他出来任职；可是被授予兵部某职位之后，他又以需要照顾老母为由而引退。他把精力投入了复社———命运多舛的东林党运动的继承者。复社本身是一个地方文人结社的联盟，其中可能包括扬州竹西续社。郑元勋及其1643年同年进士梁于涘（卒于1645年），还有另一位同年、郑元勋的侄子郑为虹（卒于1645年），都是该组织的成员。 郑元勋在扬州的其他事业预示了某些18世纪扬州盐商将以之而闻名的文化活动模式。首先，他修建了一座园林，或者至少可以说出资修建了这座园林。扬州在郑元勋生活的时代以前就有过园林，但他的影园是该城盐商园林兴起的直接标志。该园建于1634年，当时扬州和附近各镇还有其他园林正在修建。此时或此后，郑家几个兄弟都以拥有园林而著称。根据李斗的记载，他们“以园林相竞”。 郑元勋的园林之所以突出，不仅与他自己是郑氏兄弟中最杰出者有关，也与其设计者计成（生于1582年）有关。计成的名声主要来自其《园冶》一书的出版，该书在西方通常被译为“TheCraftofGardens”，出版于1635年，书前有郑元勋的序，他可能赞助了该书的印行。该园位于扬州城外，显然在城市的南边，靠近西边的城墙，大门向东对着这座城市。现代园林学者朱江基于文献资料把影园的设计描述为“大型园林”的一个典型，但就面积而言，该园看上去很难属于这一类型。郑元勋谦虚地描述说该园“阔仅数步”，实际上有人估计它占地一英亩多，不包括附属的菜园和花圃。厅堂、望楼及亭台为溪流和池沼层层分隔，又由曲折的游廊和小桥联为一体。该园无疑并不算小，足以让他的客人们享受到曲径通幽的乐趣。 郑元勋之弟郑侠如在清初建造了一座休园，现存的一幅休园图案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使我们得以了解可能是典型的17世纪扬州大型园林的一些设计特征。郑侠如的休园占地约50亩，位于新城东墙内，合并了两所更早的园林。该园有着和缓的起伏和弯曲的界线，里里外外都流露出古典南方园林的某些特征：曲折的走廊；园内划分为不同区域以形成园中园；“山水”的结合，以创造一种观赏风景画的感觉。北京也建造了这样一座园林，以抚慰明朝末代皇妃的思乡之情，她因为思念自己的故乡扬州而变得人形憔悴。影园或许拥有所有这些特征，只是规模更小。 郑元勋声称自己的园林会成为可以“伺奉老母”之处，但与休园和其他清代著名园林一样，这里也是一个文人集会的场所，“以集天下名士”。当地复社的集会可能就在这里举行，因为郑元勋，至少还有该园的一位常客———郑的同年梁于涘，都是复社的成员。在这些地方举行的文学活动，与在18世纪各园林中的那些活动相似。1643年该园举行了一次庆祝“黄牡丹盛会”。客人们在这里创作诗歌，竞相表现出优雅的文辞和新颖的构思；集体作品得到了印刷和装订。冠、亚军分别获得一笔奖金。这种场景与李斗在一个世纪后描述的情形很相似。 与后来那些园林一样，影园也跟绘画作品连在一起。郑元勋自己是一位略有声名的画家。高居翰（JamesCahill）称他现存的两幅风景画从绘画角度而言“算不上什么”，但却显示了董其昌（1555—1658）松江画派与新生的安徽（徽州）画派之间的有趣互动。而董其昌则是郑元勋的客人之一。据郑元勋称，董其昌在影园规划阶段就与自己进行过讨论，并为它起了这个名字。董其昌的密友陈继儒（1558—1639）为该园题写了一块“媚幽阁”匾额，郑元勋后来用这几个字作为一部文集的标题，其中收入了董其昌一篇论述南北画派的重要文章。 主客之间在这种园林环境中的相互交往，颇能体现一种后来与扬州普遍相关的社会进程，即盐商家族的绅士化。帝制晚期，商人园林与士人园林之间有时存在区别，尤其是就盐商园林而言，但这种区别往往很模糊。扬州的园林传统是苏州———明代士人园林的重要发展中心———园林传统的延续，如果说这种传统清楚地体现为夸张的假山等寻常特征的话，那么它也清楚地体现为苏州人计成所设计的园林之优雅。出身于商人家族的士大夫郑元勋支持文人路线，他这样写道：“＇园＇主人胸有丘壑，则工丽可，简率亦可。”郑元勋扮演的园主、赞助人、士人和慈善家角色，为此后的扬州徽籍代表人物所继续。这个群体的主要成员都拥有园林和功名，因为赞助公益事业而著名。满洲的征服剥夺了郑元勋及其同道们的机会，使他们没能留下后来的扬州徽人所赢得的那种集体历史地位，但他们在城市结构中留下了某种生活方式的烙印。到了明朝灭亡的时候，扬州在许多方面都已经成为一个徽州城市。即使是朝代的兴亡也没有改变这个事实。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扬州十日 第四章扬州十日 徽州人大规模移民扬州始于16世纪后半期，大约结束于18、19世纪之交。在扬州的社会历史当中，这是一个相对离散的阶段，在此期间，歙县商人主宰着当地社会。然而，这段历史被一个重大事件打断了，那就是17世纪40年代席卷全国的改朝换代战争，这场战争将满洲皇帝送上了权力的宝座。 在明亡之后的扬州历史上，满洲皇帝和官员显然属于新的角色。作为更宽泛的中国历史上的行为主体，他们与徽商处于一个相同的时间序列中。满人最初以采集渔猎为生，16世纪转向农牧业。辽河流域尤其如此，这里比其他的主要聚落更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