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队犯人消炎给开的是阿莫西林，我带着人去看病开的就是搞菌优！”对此我爱莫能助，同时为医院犯人们的人道主义进步而感到欣慰——过去，顶不上货的带病号犯，连抗菌优都不给开的，病犯的指头发炎肿成胳膊那么粗也会被视为“没病装逼！回去多喝点水！”，待指头臭了，锯了就完事了。
有付有一次带犯人去医院，突然听到远处某科医生在叫：“李贵！进来！”有付大吃一惊，因为他老子就叫李贵，他以为自己老子也进来了也分到荫矿了，于是他前额冒汗眼噙泪花地挨个犯人往过找。待找到这个叫李贵的犯人，有付仔细地看了他的胸牌，问了他的籍贯，确信不是自己老子后，这才抹着泪笑着出了门：“透你妈，叫个甚不行，非要跟俺老子叫一个名字！”。从此，傻有付在医院名声大振，犯人医生们见了他总要问：“刚才有个叫李贵的来看病，是不是你老子？”有付也顺坡下驴地装傻，笑呵呵地说：“不是不是，俺老子来了，哪轮得着我带病号呀。”彼此哈哈一笑后，医生也会在在付的软磨下，给24队来看病的犯人开点抗菌优一类的药。
不过，有付有着周总理般的睿智：“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只要干部不撤了我，我就不主动提出辞职，大不了就是犯人开不上药么！只要老子活得好，管逑他们那么多！”
接替有付烧锅炉的是个四川籍犯人，君光。君光力大无穷，24中队号称“半台搅拌机”的便是他。君光酷爱吃大米，酷不爱吃各种面食包括饺子，逢年过节发下面和馅是他最头疼的事。我说山西是面食之乡，几百种面食，而大米就那几种，况且只是吃各种菜的辅助品，他说：“别说几百种，就算几万种面，不都是把面粉搞熟嘛。去了那些弯弯绕，不管大米不管面，还不是一样就是个让人吃饱的东西！”一句话让我对君光刮目相看，原来文盲有时也能说出富含哲理的话啊。可惜他并感觉不出自己话里的哲理，我想鲁迅是否也象这样，随便说些什么并没什么深刻意味的话然后后人就任意去理解去挖掘其含意？
锅炉房冬天暖和（但极其干燥）但夏天酷热，因为每天犯人都要喝开水，锅炉每天都得烧。君光烧锅炉半年多后，几乎每次我进锅炉房，都会看到小肉也坐在里面喝水。小肉几乎是所有犯人中最逑眉杵眼的一个了，没钱没关系不说，主观上又懒又馋又没眼色，其地位甚至不如当年的有付：有付还经常被人打一顿逗着玩，而小肉总是象路中间的垃圾一样被人不耐烦地一脚踢开视若无物。每次看到我进锅炉房，小肉还算机灵地端着水杯出去了，没等我发问，君光便陪着笑说：“他是来打水的。”
于是我听到一种说法：小肉是君光的瓜旦。我诧异于小肉的被人透——他这种人、能有人不嫌脏地下他瓜也算是当他是个人了；我也诧异于君光的下瓜——即使是个板油，一旦拥有点便利条件（可以让谁无限制地来打开水），便也会做这种事。噫！外国有个马什么说人的需要有七层，安全和温饱解决了就该生理和地位了，真他妈的正确啊！
从九八年春天起，监狱推行节约形能源，所有烧炭的地方都改为烧煤球。起初的煤球是象驴粪旦那么大的圆球，但普通反映压火压得厉害，于是改为蜂窝煤球，效果有所改善。这也算是“创部”活动中的一项举措。
小敏回楼道坐班了。中队把生产组的本地籍犯人张邦昌（与小成是同一批下队的）抽回地面，任门岗坐班犯。张邦昌是从我手下培训出来的，坐班后对我的教诲仍铭记在心，对我毕恭毕敬。他的一技之长是“码牌”：随便一副扑克牌，他哗啦啦洗几遍，我们再无论怎样洗牌分牌，发下去的牌，他手里的三张总比我们手里的大一点！我操！神了！
“我操！神了！”王干事也这样认为。他让张邦昌教他，张不同意，他师傅曾让他发过毒誓：第一不靠它大赌，第二不外传手艺。张的师傅告诫他，天外有天，比你水平高的人多的是，你要靠这去赌，早晚会把命赌出去。
九八年三月。六大队接收了本年度第一批新犯人，又全是本地三区两县籍的。其中有两个盂县的，之一小赵后来混成带病号的，之二欣林后来混成比较红的瓜旦。他俩的一个老乡直接从入监队分到教育科文艺队了，一下队便引起轰动，各中队大油纷纷找借口去教育科看这位“小盂县”，长得太精干了，很象当年演贾宝玉的那个，但比他更柔和，看上去很舒服（近年来学了个新词“养眼”，那时的小盂县就属于养眼型的，看一会儿他，我们浑身舒坦）。操！看来我真的有点如二臭所言，一过五年，看到精干小后生就想摸她的屁股。我在自责的同时继续养眼。我们中队离教育科最近，文艺队的犯人又经常在大院排节目，我就能较近距离地养眼。围观的犯人不少，小盂县估计也知道我们这些老鬼居心叵测心怀不轨，不过他目不邪视落落大方，倒显得我们的猥琐了。操！
三月底，内勤小阎调走了。从煤校刚毕业的小姚分到24队任内勤。小姚很年轻，擅长篮球，在校队任主力前锋，对24队犯人中没有会打球的陪他到大院打而烦恼。
四月初，全省各监狱抽调人员，统一参观学习几家各方面比较先进的监狱的管理经验，正在“创部”的荫矿首当其冲是他们参观学习的对象。不过，这儿的教育科、五大队、教学楼、大灶等处是荫矿为他们安排的参观点。
当大批的干部从教育科出来经过24队门外向五大队走去时，我在想，晋渡山会有谁来呢？
张邦昌笔直地站在门内一侧，随时准备为那些随机想进来转转的外监干部们开门。我就在小院里遛达。
“咣当！”铁门被打开了。我陡地一惊：真有别的干部进来参观？操！
但是，我很快听到了熟悉的乡音：“白露是在这个队吧？”是晋渡山的张干事！我又惊又喜跑到前面，果然是张干事！象是见到了意想不到的亲人，我的心象快乐的小鸟扑啦啦地飞。
由于王干事听到门响也走出办公室看看是谁来了，所以我和张干事只能紧紧握手而不能热烈拥抱。张干事又与王干事握手：“白露，在晋渡山时和我一起搞考核，可是个不错的人！”
王干事也点头：“嗯，是不错，要紧的是干部交待下去什么工作，比较能让人放心。”
我脸皮薄、见不得有人夸，便邀请张干事到我的办公室小坐，又给他介绍了这两年我的获奖情况，张干事感叹这儿的减刑辐度确实比晋渡山大得多。
聊了一会，张干事想起了什么，从口袋掏出一封信递给我：“是你那个大学同学吧？”你随后慢慢看，我得跟着他们去转了呵呵，下次见面估计是你出来后咱们在老家见了。”
我笑着送走了张干事，迫不及待地拿出信来看。信封上的字太熟悉了，是杨梅的风摆杨柳般的笔迹。信还封着口，没被拆开检查，我很感激张干事对我的尊重。
在信中，杨梅说她一路追得我好辛苦，当96年3月她再去尚马街看我时，我已离开被送往劳改队；她又多方打听追至西太堡，我又刚刚被转走；97年才得知我从三监转到晋渡山而写去信时，她却不知我又已经远离故土，到了遥远的荫矿。
我在接到这封一年前的来信后，当下便回了信，以后我与杨梅又有所书信所来。她告诉我，作为本届毕业生中学校仅公开推荐的三名学生之一，她得以留在省城，在某国企工作，却面临着企业破产自己失业的处境，她很失意，很彷徨，不知何去何从，还象当年那个可爱的小女生那样，向我倾诉苦水，全然忘了我只是个阶下囚。我以过来人的身份耐心地为她答疑解惑，力所能及地帮她适应社会上存在即合理的不公正，鼓励她自立自强。
命运总是喜欢与我开玩笑，她后来成家了，丈夫居然是煤都市人，居然与那七个打我的人都很熟。我只能由衷地祝她一切顺利，然后恨乌及屋地与她少了联系。
五 十 三 新 的 积 委 会 主 任
第五十三条 听到管教人员呼唤时，应立即答“到”，并迅速到管教人员两米处站好，听候指令。管教人员问话时，要立正如实回答（正在操作无法离开等特殊情况例外）。接受管教人员指令后，立即答“是”，管教人员讲话过程中，不准随便插嘴抢话，向管教人员陈述或回答问题时，不准指手划脚。
犯人，绝大部分是懒惰的，即便在号子里百无聊赖的情况下，大油们也不愿自己动手洗衣服，而是支使板油——板油并非勤快，只是在伪装勤快与挨打之间做出选择。在劳改队，井下中队，大部分板油要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所以收工后，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根本不愿意去动手洗衣服，床单被罩这些大件，更是一年也不洗一次——反正这是公家给发的，脏就脏逑着吧，又死不了人。此外还有一部分来自农村的犯人压根就没有卫生意识，在他们眼里，那些已经开始逐渐变黑的床单被罩，比他家里的被褥干净多了。
我把这情况作了汇报后，郝导向大队部提议买一台大型洗衣机，获准。很快，一台又大又重据说是医院里才使用的大型滚筒洗衣机抬进来了。管教组小院上中队的楼梯下面，开辟了个洗衣机房，水电接好、地面水平之后，洗衣机被安置于其中。
郝导让我负责操作机器，各中队主任和卫生委员负责分批将本队犯人的床单被罩等收起来，强制性集中清洗，要求做到每个犯人的这些大件俩月洗一次。这是一项繁琐的工作。从此开始，隔三岔五便会有各队的勤务犯带着几个犯人，扛着一包一包的床单被罩和一箱箱的洗衣粉过来。由于数量过于多，通常洗衣机只顾得上洗，由各中队的犯人用大盆涮：滚筒里一次顶多只能放十个被罩或三十条床单，多了带不动，而一次怎么也得洗十五分钟，而且洗几锅就得换水，井下中队的这些东西太脏了。这边还在洗着，那边就可以把涮出来的干净东西拿到25中队楼前的晾衣场上去晾开。几次下来我就习惯了，各项流程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同时，这也给三个中队的勤务犯们提供了相互交流的平台，顺便也使我有机会了解一些各中队的犯情动态。总之，这也算是六大队在“创部”活动中的新举措，我对此事的报道在省报上被刊登，又是五分的稿分，操！
洗衣机的投入使用也使得我办公室的洗衣粉大量积累——每次各中队主任从内勤处领出洗衣粉送来后，我这儿手一紧，就能留下两三袋。于是我就可以以此来沟通与外队某些用得着的犯人的人际关系（礼轻情意重呢）。教育科主任江美（大同后生）隔些日子也会将他们中队犯人的床单被罩这些大件递给我：“趁哪个中队洗的时候顺便给我们揉巴揉巴。”
洗衣机的使用为楼梯下的原住民——老鼠们带来了恐惧。以前我经常见有小老鼠从砖缝中伸出可爱的小脑袋与我对视，但自从有了洗衣机，这个区域的老鼠全不见了，我想是洗衣机的噪音和振动影响了鼠们的作息起居，它们无奈搬出了这块栖息之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新来的内勤小姚，很快就适应了环境熟悉了工作，并且很看不惯中队的很多勤务犯。他住单身宿舍，每天上午睡眼惺松地进了中队，先让我煮个方便面，然后上中队洗脸，然后下我这儿吃饭。他经常与我聊天——就象在尚马街时的小刘干事与我聊天那样，摈弃了干部与犯人的身份，随意轻松地谈些学校里的事、社会上的事。他说本市有个杀人狂，从九二年开始，专杀穿红衣服的女子，前不久又有个红衣女子被杀了，这是第五个，现在市面上妇女衣服红色的根本卖不动！（2006年8月我看报纸，说荫市变态杀人狂被枪毙，十四年间杀死九个红衣女子，从此本市女性又敢姹紫嫣红了）小姚有时也会遇到些工作上的烦心事，我劝他想开点，初入社会的学生书卷气太浓，但这社会容不得理想，在这种等级森严的机构里与那些老头们打交道，碰些钉子是难免的，唯有尽快成熟老练圆滑世故才能适应这个环境，当然尽量要保持一颗健康向上的心。
小姚任内勤后，很快就成了小程的得力助手。原来的小阎一直在努力调工作，中队的事他不是很上心。而小姚年轻，遇有打架的、抗拒出工的、不服从管理的犯人等，他和小程一人一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