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
不过，其实我底虚。我只是表面上四监的大拿，而真正的背后的主宰是德智。他离开后，干部们的紧要任务就是在跑号的中间再选出一人接班，负责打理干部和跑号的每日饮食等。以前已经有了德智和我一外一内相辅相成的成功模式可以借鉴，所以我首先被排除在外（就算干部们愿意用我，我还不愿意干呢！我哪有钱伺候你们啊！）。胡英也不行，因为干部们更倾向于扶持本土人士。李卫有钱有后台，但也不行，他是残废，做饭等方面有诸多不便，而且已经下判，就快要离开了，其实更主要的是他们认为李华卫不是这块料，嘻嘻哈哈不稳重，不能当大事。最后，他们选择了王小和。
王小和，故意杀人罪，本市人，劳教过劳改过，社会经验丰富。此次入狱前在社会上挂靠着陆岩集团（本市驻军下属的企业）开着个洗煤厂。因主犯在逃，家里就一直找关系拖着这件案子。王小和在尚马街已经有几年了，跑号也已大半年了（什么时候调到六号的我忘了）。
王小和身材瘦小，嗓音尖细，小鼻小眼大招风耳，但他手巧得很，炒菜做饭拿得起放得下（会做饭也是老田们考虑的一项重要指标）。他做的饭味道也不错，虽然都是家常饭，但和德智相比却另有一番风味。他做好饭后也是先让我在厨房吃饱，他也曾象德智一样对我表示：“这点饭算个逑！只要咱们跑号的配合着点，随便到哪搞不上你这点饭钱！”（看来跑号的都知道我没有掏份子钱却在白吃饭，只是没人公开反对而已呀！）我在吃饭方面需要他的帮助，而他也需要我的帮助。德智还在时就很看不惯王小和（不知是否已经感觉到来自他的挑战和威胁），所以小刘、老孙二人也相应地很是反感他，鲁、陈、阎三人谁也不惹，而只有老田力挺他。现在德智走了，虽然老田让他做饭管钱，但如果说话很有份量的刘、孙在背后掣肘，他还是干不成。而这二位干部对我很不错，特别是小刘，旗帜鲜明地维护我的利益。所以，王小和很希望我能在维持巩固他的地位方面有所作为，而我的不反对就是对他最大的支持。
王小和其实算得上多才多艺的能人了，不仅会做饭炒菜，还会编葫芦绣花，不仅会给阎孙田鲁陈等年长的干部们理发，还会给老田染发（从外面买进来小袋装的染发剂），还会修理家用电器（仅限于一些简单的故障）。这一切都得益于他的几年劳教劳改生涯。王小和说，他们那一批分到荫莱煤矿的后生有好几十号，为数绝对不算少，从西太堡去荫莱的路上大家就商量好了，到了那儿如果水土硬大伙就一起服股。到了入监队后，几十号人先集中在一个空荡荡的大房子里，一个穿戴整齐的大值星员命令他们把被褥堆放在一头，人全部站在另一头，然后踱着正步操着荫莱味儿的普通话：“听说省的水土硬，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咱这小地方的水土！”说完啪啪一拍手，从门外涌进一百来号穿戴整齐手握短木棒的犯人，整整齐齐把他们这批犯人团团围住。大值星员一挥手，荫莱犯人抡棒便打。刹那间棍棒拳脚漫天飞舞。很快他们这些犯人全部呻吟着在地上打滚。这一切，根本不需要干部出面，站在台上的大值星员就完全可以应付过来。王小和活色生香活灵活现的描述，大致为我勾勒出了对劳改队的最初印象：原来，劳改队里，劳动是必不可少的，改造是若有若无的，水土、帮派等这些还是不可或缺的，而管教干警嘛，好象作用很小，基本上是在犯人当中实行自治。唉！难熬啊！我对自己以后七年的劳改生涯忧心忡忡。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干部们慢慢习惯了王小和对德智的替代，包括老孙和小刘。毕竟人都是感情动物嘛！号子里那是不必说了，一声声“小和”、“老王”、“王哥”甚至还有年青的叫“王叔”的叫得无比甜蜜动人，很快就有适合王小和身材大小的崭新内衣裤、秋衣裤、鞋、日用品等送到。唉！人啊！
可是，人若不能很快适应环境，那就纯粹是自取其辱自取灭亡啊！由此我对达尔文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论的理解又深刻了一些。
三 十 七 除 夕 感 言
四监的货也卖了，烟也分到各号了。各号孝敬给我和王小和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笑纳了。毕竟已是腊月三十，眼看就要过年了。
跑号这么久了，我不仅同四监的六位干部关系捻（好象应该是禾字旁）熟，还和其他监的各位干事、医务室的李医生、财务室的巩胖和小徐、厨房的白妞黑妞东北大娘等混得都比较熟，而且，我还同房顶巡逻的大兵（武警）们也混得很熟。
大兵们之中，有一名姓原的与我是标准的老乡，来自一个县的。他刚开始是炊事兵，不上墙的。我是在与其他大兵闲谝时得知有这么一个老乡的，可惜见不到。95年夏，咦？突然就见他上墙了！听别人说他家里给找了关系，不让他做饭了，也上墙巡逻了。不过再怎么找关系他也还算是个新兵。部队里新兵受到老兵的欺负一点也不亚于服水土的。我不清楚小原有没有挨打，只是见他巡逻时刚开始根本不敢与我谝，一句也不敢。后来慢慢的，他敢于趁其他人不注意时与我谝几句套套老乡了。再后来，他就敢大模大样地站在三监房顶与我聊好大一会了。从他的口中，我得知这三年来家乡变化巨大，什么夜总会大酒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街头也有了来自五湖四海的鸡。我很是欣慰，因为娼盛与繁荣富裕有着最简单最必然的联系，所以我知道家乡人民有钱了。和小原聊天时，我俩都用普通话。我也很想说说家乡方言，可怎么也说不出口，这让我很是怀疑自己语言能力的退化。与其他大兵闲谝时，他们经常向我要盒烟抽或要两根火腿肠吃，我也总是慷慨地给他们扔上去（向我要东西，说明看得起我，说明给我面子，此处不可有污蔑大兵们的任何想法），而在同小原闲谝时他从未向我索要过这些，虽然我口袋里总是装着红塔山或三五万宝路时刻准备着给他扔上去的。他只是有时向我要个馒头喂他牵着的狗。我曾托他给父亲寄过一封信，信上表达了思念之情以及自己想回晋渡山服刑的愿望。我把信夹在馒头里给他扔了上去，他偷眼望着四周，紧张地把信揣起来，然后迅速地把馒头喂了狗。后来他确实把信帮我邮走了，父亲也确实收到了。感谢小原！遗憾的是，我出狱后小原曾到我家来看过我，自尚马街一别已是三年多，我怎么也想不起他是哪位，经他一提醒我才恍然大悟。我的心里很是尴尬。对不起！
扯远了。
大年三十下午武警是要例行入监查号的。我不着急，因为墙上当值的大兵会告诉我估计几点才查到四监。我只需提前半个小时，拎了篮子，挨个号让头铺把他们的违禁品交到我这儿，有烟、打火机、指甲刀、半导体、电动剃须刀（由此可见号子里犯人们，特别是大油们的生活水平在稳步提高），至于现金嘛，有信得过我的就交由我代为保管，自认为和我关系不铁的就自想办法了，毕竟铺板一抬，坑洞里可以放的东西很多。我把满满一篮违禁品放到我的库房，门一锁，钥匙往干部办公室一挂，就等着大兵们进来了。
不大一会，涌进来七八个武警。带队的是个几杠几星（对军衔我不懂）的小个子班长。我同他热情洋溢地握手，因为我们都是老熟人啦。我们互拜早年后，我躲进六号了，他刚率着几个兄弟如狼似虎地将各号彻底地翻腾了一遍，包括六号。查监结束后临走时，进来个肩章是金灿灿的（好象是个排长）领导，小班长没敢与我握手道别，只是悄悄挥了挥手。我也偷偷向他快乐地眨了眨眼。
大兵们走了，年的气氛刹那间降临到四监每个号子里。
我拎着篮子，把各号的违禁品从窗户一一递了进去。一边递着一边还得不时仰起头同房顶上的大兵闲谝几句。各号子里已是热血沸腾快乐洋溢。因为是寒冬，每扇窗户都闭得很紧，所以即使里面很吵，声音传到外面也不太要紧。透过玻璃，我能看到有打扑克的，有下象棋的，有弹脑门的，有互相打闹的，死刑犯们也乐滋滋地参与其中，镣铐发出悦耳的“叮当”声，更多的是围在一起支锅赌博的，下注时可以押烟，可以押方便面，可以押火腿肠等等。由此可见赌博确是一顶操作性参与性娱乐性都很强的大众活动，可以陶治情操寓教于乐，无论何时何地人人都爱不释手。
我在四监院子里徘徊，从东头到西头，再从西头到东头。尚马街四监，我已经在这儿呆了两年多，号子里一年，跑号一年多。这么久了，我对这儿似乎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在这儿我成熟了许多，学到了许多，也倾注了很多心血。在这儿，有与我倾心交友的小刘干事，有以长辈般的慈祥爱护我的老孙、老陈，有对我还算不错的老鲁、老阎，此外还有老田。号子里，有同我关系不错的许宏哲、小武、张庆明等，还有每天与我生活在一起的几个跑号的。虽然我高大冷峻面如铁却不妨碍我内心的多愁善感，虽然我身处看守所，虽然我是犯人，但犯人也是人，也是有感情的，我在这儿住了这么久，这两年多来尚马街就是我的家。如今的我手握判决，即将离开家去跨入另一个前途未卜的世界，叫我怎能不怅然若失，叫我怎能不恋恋不舍，叫我怎能在离开之后把尚马街忘却！
干部们不知在哪个监喝酒。除夕之夜不能同家人团聚却要来值班，当然是件恼火的事。我踱进干部办公室，用手抚摸着这一年多来我每天都要收拾的干部们的床铺被褥，抚摸着每天都要给他们打洗脸水的脸盆毛巾脸盆架，抚摸着每天都要擦拭的桌椅板凳窗台，抚摸着墙上悬挂着的两根警棍，抚摸着我详细登记着每个新收犯人基本情况的硬皮本，抚摸着我替六位干事认真记录的犯人谈话本和犯情动态本。这些都是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一草一木啊！如今我就要离它们远去，我的心有些颤抖，嗓子眼有点堵，脑海里乱七八糟的。
我推开办公室向外的那扇门（耍大不要耍脱！我打死也不敢在除夕夜独自窜监只为散心）。整个尚马街静悄悄的，偶尔传来的“叮当”的镣铐声也破坏不了这安静祥和的气氛。墙上的大兵遛达过来，枪头的刺刀一闪一闪很有些喜庆的色彩，“小白，一个人在这想啥呢？想家了吧？”他友善的腔调让我感到发自肺腑的暖哄哄，“没啥事，就站一会。过年好啊！”我向他拱了拱手，大兵吹着口哨离开了，他的半导体里传来孟庭苇欢快的歌声：“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同时凋零同时盛开，爱情的手呀抚过她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她轻轻地摘……”我把目光投向了远方，想起了娇小的小徐，想起了温柔的杨梅，想起了她……
我回到四监院子里，象在自己领地上巡视的猎狗一样漫无目的地瞎转悠。从各号的窗户里传出一阵阵的欢声笑语，从呵气模糊的玻璃看进去全是光头人影憧憧，恍惚间我想起了92年底刚入狱的那一夜，看到号子里好多光头在晃动真是惊恐万分，而现在看到这些熟悉的光头我却很欣慰，就象看到我的兄弟们，看来我被同化了，我不能改变环境只好适应环境，这算进步还是退步？不过我原本只是一介书生，现在也只是个普通的小跑号，出狱后仍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社会这艘大船的进步或退步似乎与我无关，因为这不是我所能左右得了的。因为我们都是尘埃。
我进了库房，开了灯。一年来，这儿就是我的工作间，墙边整整齐齐堆着方便面、罐头等的箱子，墙角放着开启铁皮罐头的手钳、刨刃等工具，土坑上四箱方便面码成的台面就是我的办公桌写字台，我在它上面记帐做表，或随手写些什么以消磨时间排遣孤独咀嚼无奈享受寂寞。只有在这时候我还一息尚存地保留了些微的书生本色。我随后翻开喜欢的一些明信片，有人物的，风景的，卡通的，可惜无论什么再喜欢的东西，我都不能随身携带到劳改队的（除了书。把书，特别是英文原著带到劳改队，不是让我看的，是为了让别人看以显示我的身份的，从而帮助自己实现当个犯人老师的卑微的理想），由此我想起了“世人都道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在时只恨聚无多，待到多时眼闭了”的警句，突然明白“赤条条来赤条条去”的佛家箴言是很有道理的，具体的实物是带不走的，拥有时就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