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我的大学- 第51部分

　　
没想到李卫很在意这件事。虽然我在他面前尽量还是回避着、把棉衣扣子系得严实，不想让他看到我的羊毛衫换了，但他实在眼尖，第二天无意中就看到了：“你的褂子咋不一样了？咋了！让谁给瓦了！是黄子还是小卫老子找他去！”说着就跳下坑，准备出门。
　　　　我一把拦住他：“这算个逑毛的事，昨天我和黄子换的。”
　　　　李卫有些恼火我的阻拦，他认为黄子敢瓦他的人的东西，就是不把他放在眼里，他以后是大油，就绝不能在一开始就忍气吞声：“你看你说的，你要是想跟着别人混，那我就管不着了。”
　　　　我也有些恼火他这句带讽刺意味的话，好在我和他很惯熟，还敢于分辨几句，要换作别人我就不吭声地认了：“你鸡巴说的这是逑的话！你觉得我有你耍那么大么！况且那个褂子还不知道是我瓦谁的！”
　　　　李卫脑子也很好使，我这样一点他就反应过来了，不过还是气鼓鼓的，躺坑上抽三唑仑片去了。
　　　　劳改队就是好，表现在犯人比在号子里时自由得多，只要你耍得足够大，除了军火，其他方面基本上想要啥就有啥。犯人还能想要啥，不就是吃点喝点嘛！还有这三唑仑片，也没什么呀，人家脑子有病需要吃这种药，有医生开的方子的；还有些犯人想看些黄片，这也不要紧，住了好几年逑毛都住白了，让人家看看过过干瘾也未尝不可，免得他们出去后家具不能用了；偶尔也会有个别大拿提出想量个米玩玩，这也不算太出格的要求嘛。这儿监区外面的工地面积太大，铁丝电网拉不过来，最外边有一排排供干部们监督、休息、临时办公的平房，瞅个没人的时候从外面叫个米（别穿花衣服，简单掩一下头发即可），钻进小平房里和早已等候在里面的大拿打几炮，对于干部来说，也不是太出格的事。西太堡离桥东街不远，省城的桥东街、常治的兵站路，还有其他城市靠近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的地方，总有些类似的米店。不过这样量米风险太大。我在劳改队的后期，好多监狱都很人道主义地开通了亲情电话、设立了亲情监舍，一级从宽的红牌犯人达到什么什么要求的，就可以在里面同老婆过夜，出来时总是全身发软腿打颤。这样透名正言顺，哪个大拿不是红牌啊！况且，想换个新鲜也很方便啊，叫个米过来把关系填成配偶就可进去配了，谁会管逑你真假！对了，这样透也是有时间限制的，人嘛！旱了就想放一管，所以大拿们身边都有俊俏的瓜蛋子（我没有），就象现在社会上老板身边带小蜜一样，大拿们到其他中队办事、或逢年过节到哪里走动时总带着，不仅在于随时可以给他打一针人霉素，更重要的是这是身份的象征啊！这是后话。
　　　　我每天还是折书，这儿没有休息天，午饭晚饭照样蹭吃李卫的小锅饭。虽然我和他有了这么一次不愉快，但我相信他会想通、能理解，所以我压根就没再想这事，心无芥蒂地还是经常猛晃他的大油脑袋，揪着他左臂半截空荡荡的袖管没心没肺地开玩笑。虽然我一穷二白却也时不时地对大傻摆些尊长及大油的架子。我们三个过得很开心。人啊，就这逑样！出了什么事闹了些矛盾后如果想忘记它，自己心里就不能太鬼祟。我很多疑但心胸坦荡，有自知之明地安分守已却也不被大拿们的权势所吓倒，这个度不好把握，也不好说清楚。
　　　　来看望李卫和大傻的人很多。大傻这边是他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爷姥姥以及无比多的姑、姨、舅等亲戚，都涌来看看这平日宠在手心里的宝贝现在是不是瘦了、有没有被人欺负了。大傻呵呵笑着说：“我老子刚骂我让我长点记性，我爷爷就让他滚出去，说有什么事以后再说，这几年一点也不能让我受委屈。”我俩大肆吃着大傻带回来的蛋糕、水果（操！好多水果我还没见过！），李卫不以为然地说：“你这小子，就是让你爷爷们宠坏的，等你下次进来时，那些老头们死了，我看谁管你！”大傻扑过去卡着李卫的脖子：“你吃了我的还不说好！给我吐出来！”我们哄堂大笑。

　　
李卫这边主要是许多大队、中队的大拿们（能混成大拿并非一朝一夕，他姐夫林二伟的鼎鼎大名任何一个混混都应该如雷贯耳）慕名而来。李卫对别人这种做法（借花献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很是不满，但人家们都是带着瓜旦拎着礼物，热情又谦虚地上门拜访，怎么也不能给个黑脸吧。每批人送走后李卫总是一边给我俩扔吃的，一边自言自语：“看，看你妈的个板鸡了看！”李卫总是自称是省城五龙口烟市的混混，且独立自强根本不依靠他姐夫。劳改队流行一句话：“看漏听漏不要诋漏。”这也算是对他人的尊重吧，所以每当他这样说时，我和大傻总是乐呵呵笑着挤眉弄眼。
　　　　在号子里一千多天，虽然每天也是简单的重复，但可能是由于年纪还小心里不装事，总感觉日子过得很快：早上起床后再坐着眯瞪一会，太阳光透过铁窗落在西墙角上，哦，吃早饭了；再过一会眼看着太阳光慢慢就移下来到了通铺的墙后根，哦，吃午饭了；午休起来后看着太阳光在东墙上慢慢爬上去然后消失，哦，吃晚饭了。每一天单调却不太枯燥，丝毫没有度日如年的感觉，却实在是有点度年如日的味道。而现在就不一样了，虽然我也清楚自己无论考虑什么也是徒劳，只需安心地折纸等待好运或厄运的降临，但总是忍不住要去胡思乱想，因为我才二十一，不是六十一、七十一，做不到心如止水。这一天天地折纸，好难捱啊！我什么时候下队呢？我会被分到哪儿呢？每天晚上我在坑上都得乱想好大一会，然后在老鼠们的浅吟轻唱中沉沉睡去。
　　　　好象在第三、四天的头上，通知我们这批新犯人到对面的入监队积委会办公室，有个教育科的服刑犯逐个询问我们的学历、有何特长。问到我时我赶紧吹嘘自己是在读大学生，特长是写作和画画等。这样自夸其实我很脸红，但是没办法，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按惯例，每个集训队总是想把有点特长的犯人留下，以后也总是会重用的，无论文化还是音体美（体，特指打篮球）或是机电维修、车钳铆焊等等。所以稍有脑子的犯人在问到“能不能干了什么活”时总满口答应“能！”，先应承下来再边鼓捣边研究，反正大不了还是去受，能少受一算一天。而而那些胆敢谦虚地礼让三先的人，活该被扔进劳动改造的大熔炉中脱胎换骨、重塑自我去吧！因此，我也抛开矜持丢了谦逊，大言不惭地说：“我的特长就是写作和画画！”我不敢说自己懂音乐，自己实在连口琴都吹不了很响，万一人家搞个乐器过来，我就犯了“耍大不要耍脱”的大忌了；写作嘛，应该能写出一篇流利的文字的；画画嘛，虽然我也不会，但只要能把我留在西太堡教育科，我就能学会！
　　　　在这儿，虽然身边乱糟糟到处是光头灰棉囚服的犯人，但我仍感觉是在个孤岛上，有点无助。西太堡不愧是省内最大的劳改集训队，这几天入监队已经有下队的犯人，有转走的犯人，也新收监不少，真他妈的象个牲口市场，人声嘈杂间我心中的担忧与日俱增。
　　　　正当我在西太堡坐立不安地等待时，父亲等亲友也在外面为了满足我的愿望而煞费苦心（以下这些是出狱后爸爸告诉我的）：请有关领导们吃饭一桌饭就是三千多。饭后又有人提出唱歌，忧心如焚的父亲却也无奈，只得陪着笑脸请这帮人去歌厅，又是一千左右。曲终人散后，各位嘉宾心满意足，父亲暗想转我回晋渡山的事应该差不多了吧。已是午夜，有人陆续告辞回家，没想到某领导又说现在回家为时尚早，不如打一会麻将，父亲只略懂麻将的原理却丝毫不通技巧，很快输了一千多。为了我，父亲咬咬牙认了（当时虽不至于倾家荡产，却已是四处借钱）。父亲以身体过度疲劳为由告辞后，此领导麻意正浓，一定拉住我一个堂兄陪他玩几圈。堂兄饮酒有量说话爽快为人圆滑，下午在酒席上就令该领导感到颇投缘。堂兄略加谦让后欣然入座，不一会赢回九百多（次日还给父亲）。愿赌服输，领导玩得尽兴后与堂兄热情告别，称很快就有批文下来，静候佳音吧。次日去劳改局打听，答复为：近期灵汾三监（这儿的入监队也是省内那一大片的犯人集训点）将有一批有期徒刑转到晋渡山，白露不日将被专程押回灵汾三监，随整批犯人一起发至晋渡山。
　　
　　　四　　　　　　　　辗　　　　转
　　
　　　　李卫和大傻已经基本定下来相跟着去气压机了。他俩一个不以为然一个兴奋异常，时刻准备开拨。他们要是先于我离开西太堡，所有吃的会全给我留下，还有一部分烟（我不抽，但大油身上哪能不装烟呀，见面相互敬烟这是礼貌），嘿嘿嘿够我吃好几天的了。对了，我当时身上还带着四百块钱的现金，脚下的布鞋鞋底的夹层中各压着一张，身上穿了个不起眼的线衫坎肩，左右肩膀处的缝边处，拆开个小口，也各塞进一张折成长条的钱。这都是在尚马街早就准备好的，也是我的全部积蓄（靠投机取巧瞒天过海卖烟之所得）。到了西太堡后我问李卫用不用把钱取出来买吃的，他说他的钱多得花不完，我的留着以后自己办个什么事方便。可是，我的出路在何方？我很茫然。
　　　　还有一个担忧之处我深藏在心底，从未向别人提起：原告方关系网庞大，此次判我十年赔五千块，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如今我能想到希望父亲找关系把我转回晋渡山，可对方会不会也在找关系想把我调至他们当地劳改队服刑？应该存在这个可能。
　　　　我住了三年多号子，见过的坏人坏事不少，应该是见招拆招无所畏惧了吧，其实不然，这个深埋心底的恐惧时刻伴随在我左右，而且还不能和别人讲，如果讲了别人自然会想：看来你小子心中有鬼！还鸡巴说什么防卫过当，纯粹就是故意杀人嘛，你怕对方把你调到人家那边报复你！
　　　　不是这样的。无论当时还是如今，我对致死人命没有丝毫的愧疚。我确实是认罪服法－－劳改队的犯人如果不服判老是申诉、不认罪服法，是不可以减刑的。但表面上的认罪服法不等于我在心里就承认自己有责任。我此时的恐惧是因为自己一旦被转到那边无异羊入虎穴。我下定决心宁为瓦全也不为玉碎，宁愿加刑转往监狱也不在那儿做无谓的抗争然后轰轰烈烈地死去。想加刑去监狱对于我很简单：只要不在第一次服水土时被打死，留我一口气在，我就会在半夜里将其他人的眼珠全抠出来（不能把人搞死，那会被枪毙的）。
　　　　就在这翻来覆去的煎熬中，我在西太堡已经呆了半个月了。
　　　　1996年4月6日上午，我在工房象往常一样折书时，大傻象风一样刮了进来：“白哥！叫你走咧！”
　　　　我心中一惊一喜一热一慌，扔了竹板就往外跑，就听小卫在前面叫着：“白露！卷铺盖！”
　　　　我三下王除二把被褥一卷，外面用大床单一包，很快收拾停当，李卫往里面塞了几包红塔山和三五，还有一些吃的，然后拍了拍我的肩：“去吧。”
　　　　带我出监的干部就在院门外等着，我无暇多说些什么，用力抱了抱李卫和大傻：“我先走一步了。”转身离去。
　　　　与李卫这一别，至今没再相见。后来听人说，他在气压机确实耍得不赖，每天带着犯人出外工（应该是那个中队的主任级别），除此之外，更体现在他已经不抽三唑仑片了，而改为抽海洛因了。这东西很贵，一般人抽不起。他能，因为他以药养药。听说他在出外工的路上会从别人那儿买一些，回到监舍后再分成小包，卖给其他出不了外工的犯人。这是真是假我没能亲自问他，不过气压机里关的犯人都是关系户，票子厚得还怕咧，在社会上吸毒的后生也多的是。
　　　　我抱着铺盖卷，报数跨出西太堡的大铁门。外面停着辆警车，车边站着两个干警。我钻进警车里用铁栏杆隔开的后半部分，一人过来叫我把铺盖卷就放在脚边，给我戴上手铐。
　　　可是，乘客居然只有我一人！这是去哪里呢？
　　　　“呜－哇－呜－哇－”的警笛声中，警车启程了。我扭头看看窗外，西太堡已是渐行渐远。野花野草愈来愈多，满树吐绿，春意盎然啊！
　　　　这是我第三次转监了吧，每次羁押场所的变换都让我心惊肉跳、对前途惶恐不安，这次也不例外，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将被转往何处，而前面的两个干警也没人同我搭话，几年的号子经验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