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了多大的苦。
“你信上说，现在，下坑了？”
“嗯，不过已经习惯了。”
“累吧？”
“呃，还行，不要紧。”我张开左手，亮出掌心的四个字，“这个，估计以后能给我调个工种，就更好一些了。”
爸爸点点头，他懂了。
又聊了一会，半个小时到了。电话机上的指示灯灭了，我们握着听筒却突然听不到对方的声音。爸爸比划着有给我买的东西，看还需要什么他再到下面的小卖部去买。我微笑着比划着说不要再花钱了，我很好，什么也不缺……
当我抱着一堆东西从接见室下到一楼后，狱政科负责检查的犯人又翻了一通，拿出几筒饮料让这儿的干部及他们自己喝，然后才挥手让我抱着东西回中队。
这天的中班出工后，老胡指挥着打了一米四的进度。倒是超产了，但碴也多，更重要的是顶、帮悬空部分的面积扩大，危险也随之增加很多。出碴钉道打支护时动作必须加快，那个累呀！……收工后吃过抿圪抖躺在床上，半梦半醒间我依稀记得今天爸爸来看过我，他也明白了我希望他能托关系让王队长为我调个工种的意思，但是，什么时候才能美梦成真呢？我不知道，就让我在梦里忘记明天还要把帮吧！在梦里，我见到了鲜花、白云、广阔的蓝天和新鲜的空气，还有在小时候那个简陋却温馨的家里，爸爸妈妈笑咪咪地坐在饭桌边等我……
事已至此，我在此案中的定罪以及判刑上面，我已经认命了。就是说，目前我已经到了劳改队服刑，这儿属省司法厅劳改局管，与公安、检察院、法院已经完全脱了干系了（我是这样认为的）。在劳改队里，我如果混得好，就能多减点刑，如果混得很板，顶多实住六年半后出狱。
但是，一切皆有可能。
之所以说“为什么我的眼里总含着泪，因为对这片土地实在怕得深沉”，就是因为人生未来的不可捉摸性。本以为早已被我摆脱了的，其实一直如恶魔般尾随在我身后。
有一天早班收工后，小邸通知我：“白露！二楼干部办公室！指导员叫你！”
我当时很累，很想随组员们一起到操场外面喝口水，坐一阵，休息一会。心里还想能有啥事呀叫我？真是的。
我站在警戒线外，喊：“报告！”
“进来。”
一迈个办公室，我怔住了：除指导员外，办公室里还有三四个穿警服和便服的人。我认识其中一个：赫然是省城市检察院的三把剑之一、我的公诉人韩少峰！我的心圪登了一下开始往下沉：来者不善！
韩检察官指指身边的人：“白露，这几位是市检察院法纪处的，找你了解些情况，你要老实回答。”
其中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开始发问，有人摊开询问笔录做记录。
他打开桌上的一个纸包，露出案发时我手中的水果刀：已经断为两截的水果刀：“这个，是你当时的做案工具吗？”
这深红色的塑料手柄，和旁边的七公分长的刀刃，又让我想起了1992年12月13日夜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是的，这是我的小刀，但是，四年以后旧案重提，他们意欲何为呢？韩少峰虽然是我的公诉人，但我能感觉到他似乎并无恶意，但他特意介绍说这几人来自检察院法纪处，有何用意？法纪处，顾名思义可能是对检察院等司法系统的大盖帽们进行司法活动的过程予以监督的，他们此番前来，是想借此调查曾经在此案中帮助过我的人？还是要查那些曾帮助过原告的人？应该是前者的可能性大得多。可他们突然把那把小刀——案卷中的“凶器”调出来让我重新指认，这是准备引出什么话题？这，是我的小刀，但如果他们买个一模一样的小刀，一折两断后让我误认，是否随后就可以一步步诱导出其他什么？那么，现在，我不能承认这是我的刀。
脑子里霎那间电光火石般闪过这些想法后我说：“时间太长了，我忘了。看上去有点象。”
几人交换眼色，短暂的沉默后继续发问：“你在南城看守所时，最先承认的是……？还是……？是否是在别人的诱导下你改口的？”
此言一出，我全明白了：“忘了。案卷上是怎么写的，我当时就是怎么说的。”
……
随后的几个问题，不管问什么，我都平静地告诉他们：我现在已经认罪服法，在劳改队服刑。几年前的事，全忘了。
其实这平静下面，隐藏着愈聚愈厚的愤恨。
最后，问话的领导恼怒地瞪了我几眼，心有不甘地挥挥手，示意我可以出去了。
回到监舍后，其他犯人问我是谁找我。这时，我再也抑制不住愤怒、委屈，泪水哗哗流了下来。我真没想到，自己已经认命了，已经被判了十年了，已经失去很多了，已经从晋普山转到荫营了，已经由考核组转到六大队每天下坑劳改把帮了，已经是以失败者阶下囚的身份苟活于世、浑浑噩噩偷生于854副巷了，原告却如此阴魂不散死死纠缠着我！赵廷富你非得取我性命不成！有种你来拿！老子与你同归于尽！
我也不想哭，毕竟现在自己已经不是可以随便流泪的年纪了。可是这不争气的眼泪却偏偏不停流下来。我很惭愧，拼命用脏兮兮的手背去擦，好大一会才止住。
老胡安慰我：“逑的事也没有！真要有事，早一绳子就把你捆回太原号子里了！他们来这儿提你，还是证据不足！怕甚咧！大不了人家有天大的关系，把你枪毙了吧，那你也比死的外货多活了几年么！”
如此极端却简单直接的假设有效地化解了我心中的担心。我止住泪水，可是心底的仇恨又增添了几分。
事后有人（估计是老胡，这是他的责任）向指导员汇报了我这一情绪波动。段指导找我谈话时也安慰我说没事没事，太原检察院本事再大也管逑不住这儿。我对这些可爱的哄三岁小孩的话表示由衷的相信和感谢。
风波过去了，但它的影响却深远得很：它提醒我，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小心谨慎提高警惕，因为有仇恨的眼睛时刻在暗中盯着自己。
二 十 五 又一次环境变换，又一次前途未卜
第二十五条 劳动过程中应该穿用操作服，佩戴标记。
过了十一，我们就统一换上了囚服冬装。囚帽如同文革时的黄军帽，只是深蓝色的。衣服也是深蓝色中山装样式。我们普通犯人还穿着白边布鞋。中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大油穿着回力牌帆布白球鞋。到了十月底，已是寒风瑟瑟秋意萧萧，山里的气温要比社会上低几度，我们纷纷加上监狱给发的棉衣裤。当然也有棉鞋，可是臃肿笨拙不好看，我们不常穿，还是以白边布鞋为主。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下坑前换窑衣时，棉衣裤已经把小铁皮柜里塞满了，再也放不进去棉鞋。
下坑时我也学着老犯人的样把棉衣披在窑衣外面，干活的时候同水壶一起挂在后面。不披上不行了，出收工在坑口调度楼前等候时，那一股股穿堂风阴寒得很！
我已经基本上习惯这种生活了，经常开心地与别的犯人逗嘴说些荤话（好象自己深谙两性知识，其实不然，我只是把号子里王德智他们说的转述而已），也经常与小张开玩笑：别人按住他时，我们一拥而上捏胸捏臀肆意取笑。下了坑把帮推斗，回到中队吃饭睡觉。手心里有了不少茧，手背、脸上的煤屑早就习惯了。如果扔了这一副眼镜，我就是一个标准的下坑的劳改犯。
1996年11月1日上午，我们组夜班收工吃了抿圪抖后，小邸过来了：“白露！二楼办公室指导员叫！快点！”
报告进门后，段指导问：“你到中队俩多月了，咋样，习惯么。”
我自豪地挺起胸膛：“习惯了。”
“嗯，现在又要给你换个改造环境，你一会回去收拾铺盖和东西，调队！”
我有点懵了：怎么回事？好好的怎么又调队？我好不容易才习惯了井下生活、熟悉了二十三队的环境，为什么又要调队？为什么？
我嗫嚅着问：“指导员我能不能不调队？”
“嗯？不行。调到哪里不是一样样改造了！”
“可是……”
“马上回去收拾东西，一会就走！”
我满头大汗退了出来，找老毕开了储藏室拿东西，然后收拾铺盖卷。
为什么？为什么命运总是一次次把我从熟悉扔进陌生？为什么总是如此捉弄于我？想起前几天来提审我的人的咄咄逼人的口气，我对这次调队满怀警惕的同时感到巨大的愤懑和失落……
“白露！”
“到！”听到段指导在二楼叫，我赶忙应着抱着铺盖卷跑下去。
“一！”我报着数随他跨出中队门。
抱着铺盖卷跟在干部后面更换环境，这个动作在几年中已重复了好多次了。无论从南看的三院调到五院，又调回三院，又转到尚马街，之后是西太堡、灵汾三监、晋渡山、荫莱入监队、六大队、二十三中队。唉！这近四年磕磕碰碰一路走来，经的事太多了。往事不堪回首，而这次，依然是走向一个未卜的前途。不过，再苦再累，能比得过854副巷把帮么？一念至此，我的心释然了许多。
穿过大院，从教育科大楼的一侧拐上去，又是一个中队。这儿虽离大院近，但挺不起眼，我以前每天在出工通道上经过，还没发现这儿还有个中队。
“一！”我报数进了中队的铁栏门。经过左侧的一排窑洞，上了一截楼梯，右拐进了楼道。绕过照壁便是监舍的楼道，有戴红袖章的坐班犯在楼道转悠。
段指导进了楼道正中的干部办公室，叫我也进去。
“报告！”
“嗯进来吧。”
我从门外的警戒线外推门而入，铺盖卷就放在门外地上。脏就脏鸡巴去吧，人都是政府的，铺盖脏了算个逑！
段指导与一年长的干部寒喧几句后转向我：“以后在这儿好好改造吧。”然后离去了。
他走了，又把我独自一人孤零零地扔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我有点害怕，有点手足无措。
面前的干部简单登记了基本情况后，对我讲了几句话。他不知是哪里人，口齿很不清楚，有点象南看三院的老朱。我很费劲才听懂几句：他姓韩，是这个队的指导员。
最后他问：“你知道叫你过来弄甚来，嗯，弄甚来。”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
他又说了两三句，意思可能是不知道就算了。以后不管干甚都要好好改造。然后他带着我出来，进了斜对面的一个监舍，指着一张上铺让我把铺盖放下：“没事就背规范！”之后转身走了。
我打开铺盖卷，站在地上整理好内务，然后拿出规范本小心地坐在一个下铺的沿上，等着。这儿号子不大，五张床十个铺，被褥都干净整齐，可是好大一会也没人进来。他们呢？
一直到半下午，才陆续有人进来出去，不过没人与我搭话。傍晚时分，有人揉着惺松的睡眼进来，从床底下拿了脸盆去洗脸。晚上七点多，涌进四五个衣着光鲜的犯人。为首的这个别人都尊敬地称为“老五子”。听他们谝的内容，好象刚从哪个中队吃饭回来。这种派头是二十三中队的主任、委员们从来没有过的。看着他们几个因饮食讲究而很是红润的脸色，和身上干净整洁似乎非同一般质量的囚服，以及旁若无人的态度，我很局促，很拘谨，因为他们在劳改队里所处的阶层高出自己太多。我不习惯。
老五转向我：“那是谁。”
有人抢答：“可能是教导员调过来的那人。”
“哦，是西海要的人？”他若有所思地简单问了我一些情况。
我根本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只能隐约地感觉出一些说不出来的东西，但还是忙站起身恭敬地回答。
他们又闲谝了一会，有人进来说哪个队的干部来找老五有事，几人便又一涌出去了。监舍里又只剩下我一人。真搞不懂这个中队的大油们。
晚上上课时，也没人来叫我！
然后听到夜班背规范吃出工饭，乱糟糟的。我也饿了，但居然还是没人来叫我。
听着出夜班的生产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