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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纯粹商业信用的循环中，需要指出以下两点：
第一，这些互相的债权的抵销，取决于资本的回流；也就是说，取决于只是延期的W—G。如果纺纱业者从棉织厂主那里得到一张汇票，这个棉织厂主只要能在到期之前，把他投放市场的棉布出售，就可以兑付这张汇票。如果谷物投机商人向他的代理人开出一张汇票，这个代理人只要能在到期之前按预期的价格把谷物出售，就能够支付货币。因此，这种支付取决于再生产的不断进行，也就是说，取决于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不断进行。但由于信用是互相的，每一个人的支付能力同时就取决于另一个人的支付能力；因为在签发汇票时，一个人不是指望他本人企业中的资本回流，就是指望在这期间要向他兑付汇票的第三者企业中的资本回流。把这种对资本回流的指望撇开不说，支付就只有依靠准备资本，这是由发票人自己支配，以便在回流延迟时偿付债务的。
第二，这种信用制度并不排除现金支付的必要。首先，支出的一大部分，例如工资、税款等等，总是要用现金支付。其次，B从C那里得到一张代替付款的汇票，但他本人在这张汇票到期之前就要向D兑付一张到期汇票，为此，他必须握有现金。一个如此完全的再生产循环，象我们上面假设的由棉花种植业者到棉纺纱业者、又由棉纺纱业者到棉花种植业者的循环，只能是一个例外，实际上这种循环总要在许多点上发生中断。我们在论述再生产过程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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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卷第3篇）已经看到，不变资本的生产者彼此用一部分不变资本进行交换。这样一来，汇票就能或多或少地互相抵销。从生产的上升序列来看，棉花经纪人向纺纱业者，纺纱业者向棉织厂主，棉织厂主向出口商人，出口商人向进口商人（也许又是棉花进口商人）签发汇票的情况，也是这样。不过，与此同时，并没有发生交易的循环，因而，并没有发生债权序列的回转。例如，纺纱业者对织布业者的债权，就不能用煤炭供应商人对机器制造业者的债权来抵销；纺纱业者在他的营业中，对于机器制造业者，从来不会有相反的债权，因为他的产品，棉纱，从来不会成为机器制造业者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要素。因此，这样的债权只有用货币来结算。
这种商业信用的界限就其自身来考察是：1．产业资本家和商人的财富，即在回流延迟时他们所能支配的准备资本；2．这种回流本身。这种回流可能在时间上延迟，或者商品价格也可能在这段时间内下降，或者在市场停滞时，商品还可能暂时滞销。首先，汇票的期限越长，准备资本就要越大，回流因价格下降或市场商品过剩而发生减少或延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其次，最初的交易越是依赖对商品价格涨落的投机，回流就越没有保证。很明显，随着劳动生产力，从而大规模生产的发展，1．市场会扩大，并且会远离生产地点，2．因而信用必须延长，并且3．投机的要素必然越来越支配交易。大规模的和供应远地市场的生产，会把全部产品投入商业手中；但是，要使一国的资本增加一倍，以便商业能够用自有的资本把全国的产品买去并且再卖掉，这是不可能的。在这里，信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信用的数量和生产的价值量一起增长，信用的期限也会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加而延长。在这里是互相影响的。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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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这种信用和银行家的信用分开来进行考察，那就很清楚，这种信用和产业资本本身的规模一同增大。在这里，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是一个东西；贷出的资本就是商品资本，不是用于最后的个人的消费，就是用来补偿生产资本的不变要素。所以，这里作为贷出的资本出现的，总是那种处在再生产过程的一定阶段的资本，它通过买卖，由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不过它的代价要到后来才按约定的期间由买者支付。例如，棉花为换取一张汇票而转移到纺纱业者手中，棉纱为换取一张汇票而转移到棉织厂主手中，棉布为换取一张汇票而转移到商人手中，然后它再为换取一张汇票而从该商人手中转移到出口商人手中，再为换取一张汇票而从出口商人手中转移到一个在印度经商的商人手中，该印度商人把它出售，用以购买靛蓝等等。在这样转手的时候，棉花已经完成了它转化为棉布的过程，棉布最后运到印度，并同靛蓝交换，靛蓝被运到欧洲，在那里再进入再生产过程。在这里，再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都以信用为媒介，纺纱业者没有对棉花支付现金，棉织厂主没有对棉纱支付现金，商人也没有对棉布支付现金等等。在过程的最初几个行为中，商品棉花通过了不同的生产阶段，而这种转移是以信用为媒介的。但是，一旦棉花在生产中取得它的最后的商品形式，同一商品资本就只要经过各种商人之手，这些商人把它运到远方市场，最后一个商人才最终地把它卖给消费者，以便购买进入消费过程或再生产过程的其他商品。因此，在这里必须把两个时期区分开来：在第一个时期，信用在同一物品生产的各实际相继的阶段中起中介作用；在第二个时期，它只是在商人之间的转手（其中包括运输）中，即在W—G行为中起中介作用。但是，在这里，商品至少总还是处在流通行为中，所以总还是处在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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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中。
因此，在这里贷出的资本，决不是闲置的资本，而是在它的所有者手中必须变更自己形式的资本，是对它的所有者来说只是存在于商品资本形式上的资本，也就是必须完成再转化，即至少必须先转化为货币的资本。可见，在这里，信用是商品形态变化的媒介，即不仅是W—G，而且也是G—W和现实生产过程的媒介。把银行家的信用撇开不说，再生产循环内大量的信用，并不意味着有大量闲置资本打算贷出和寻找有利的投资场所，而是表明资本在再生产过程内已被大量动用。所以，信用的中介作用在这里表现为：1．就产业资本家来说，使产业资本由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个阶段，使彼此有关和彼此衔接的各生产部门联系起来；2．就商人来说，使商品由一个人手里运到和转入另一个人手里，直到商品最终出售，变成货币，或者交换成其他商品。
在这里，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紧张。这些消费界限也会因再生产过程本身的紧张而扩大：一方面这种紧张会增加工人和资本家对收入的消费，另一方面这种紧张和生产消费的紧张是一回事。
只要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证，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时，产业资本就会出现过剩，不过这种过剩是在产业资本不能执行自己的各种职能的形式上表现出来的。有大量的商品资本，但找不到销路。有大量的固定资本，但由于再生产停滞，大部分闲置不用。信用将会收缩，1．因为这种资本闲置不用，也就是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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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在它的再生产的一个阶段上，因为它不能完成它的形态变化；2．因为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的信念已经遭到破坏；3．因为对这种商业信用的需求已经减少。纺纱业者缩减了生产，并且还有大量卖不出去的棉纱堆在库房里，他无须通过信用来购买棉花；商人也无须通过信用来购买商品，因为他手中的商品已经过多了。
因此，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要求现金支付，对赊售小心谨慎，是产业周期中紧接着崩溃之后的那个阶段所特有的现象。在危机中，因为每个人都想卖而卖不出去，但是为了支付，又必须卖出去，所以，正是在这个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银行家的信用来说，贴现率也最高）的时刻，不是闲置的寻找出路的资本，而是滞留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的数量也最大。这时，由于再生产过程的停滞，已经投入的资本实际上大量地闲置不用。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充斥商品市场。因此，如果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生产资本的缺乏造成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正好在这个时候，生产资本是过剩了，无论就正常的、但是暂时紧缩的再生产规模来说，还是就已经萎缩的消费来说，都是如此。
假定整个社会只是由产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构成的。此外，撇开价格的变动——这种变动使总资本的大部分不能在平均状况下实行补偿，并且由于整个再生产过程的普遍联系（特别是通过信用而得到了发展），这种变动必然总是引起暂时的普遍停滞。同样，撇开信用制度所助长的买空卖空和投机交易。这样，危机好象只能由各个部门生产的不平衡，由资本家自己的消费和他们的积累之间的不平衡来说明。而实际情况却是，投在生产上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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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用。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至少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只有当主要食物或者最重要的工业原料普遍歉收的时候，才可以谈到生产资本的实际不足。
不过，除了这种商业信用外，现在还有真正的货币信用。产业资本家和商人互相的贷款，同银行家和贷款人对他们的贷款交织在一起。在汇票贴现时，贷款只是徒有其名。一个工厂主出售他的产品而得到一张汇票，他把这张汇票拿到汇票经纪人那里去贴现。事实上，这个汇票经纪人只是发放他的银行家的贷款，而银行家贷给他的又是自己的存款人的货币资本，这些存款人就是产业资本家和商人自己，也有工人（通过储蓄银行），以及那些地租所得者和其他非生产阶级。因此，每一个工厂主或商人个人无须握有巨额的准备资本，也不必依赖资本的现实回流。但是另一方面，部分地因为有单纯的空头汇票，部分地因为有那种专门以伪造汇票为目的的商品交易，全部过程就变得十分复杂，以致在资本回流实际上早已只有一部分靠牺牲那些受骗的贷款人，一部分靠牺牲那些受骗的生产者才能实现之后，营业扎实可靠、回流十分顺畅的假象，还能平静地保持下去。因此，正好在崩溃的前夕，营业总是显得几乎安然无恙。关于这一点，例如1857年和1858年的《银行法报告》提供了最好的证据。在那里，所有银行董事，商人，总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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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维尔斯顿勋爵为首的所有被邀请的专家，都互相祝贺营业的繁荣和稳定，——这正好是在1857年8月危机爆发前的一个月。而令人奇怪的是，图克作为研究历次危机的历史学家，在他的《价格史》一书中，再一次陷入这种错觉。在总崩溃一下子到来之前，营业总是非常稳定，特别兴旺。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货币资本的积累。
借贷货币资本的增加，并不是每次都表示现实的资本积累或再生产过程的扩大。这种情况，在产业周期的紧接着危机过后的那个阶段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时，借贷资本大量闲置不用。在生产过程紧缩（1847年危机后，英国各工业区的生产减少三分之一），物价降到最低点，企业信心不足的时候，低微的利息率就起着支配作用。这种低微的利息率仅仅表明：借贷资本的增加，正是由于产业资本的收缩和萎缩造成的。当物价下跌，交易减少，投在工资上的资本收缩时，所需的流通手段就会减少；另一方面，在对外债务一部分由金的流出，一部分由破产而偿清之后，也就不需要追加的货币去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了；最后，汇票贴现业务的范围，随着汇票本身的数目和金额的缩小而缩小，——这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因此，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不论是用于流通手段，还是用于支付手段（这里还没有谈到新的投资），都会减少，这样，借贷货币资本相对说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