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所有的那种状态；这种状态，无论在古代世界还是近代世界，都可以在自耕家和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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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那里看到。这也符合我们以前所说的见解，即产品发展成为商品，是由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交换，而不是由同一共同体各个成员之间的交换引起的。这一点，正象它适用于这种原始状态一样，也适用于后来以奴隶制和农奴制为基础的状态，同时也适用于手工业行会组织，那时固定在每个生产部门中的生产资料很不容易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因而不同部门的互相关系就好象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共产主义共同体一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97…198页）
如果马克思来得及把这个第三卷再整理一遍，他毫无疑问会把这段话大大加以发挥。现在这段话，不过是关于这个问题所要说的内容的一个大概轮廓。因此，我们要较为详细地谈谈这一点。
我们都知道，在社会的初期，产品是由生产者自己消费的，这些生产者自发地组织在或多或少是按共产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公社中；用这些产品的余额和外人进行交换，从而引起产品到商品的转化，是以后的事，这种交换起先只是发生在各个不同的氏族公社之间，但后来在公社内部也实行起来，于是大大地促使公社分解为大小不等的家庭集团。但即使在这种解体发生之后，进行交换的家长也仍旧是劳动的农民；他们靠自己家庭的帮助，在自己的田地上生产他们所需要的几乎一切物品，只有一小部分必需品是用自已的剩余产品同外界交换来的。一个家庭不仅从事农业和畜牧业，而且还把农牧业产品加工成现成的消费品，有些地方甚至还用手磨磨粉，烤面包，把亚麻和羊毛纺成纱，染上色并织成织物，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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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建造并修缮木头房子，制造工具和家具，不少地方还从事木工活和铁工活，以致家庭或家庭集团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
一个这样的家庭要向其他家庭交换或购买的少数物品，在德国，甚至直到十九世纪初，还主要是手工业生产的物品。农民并不是不会生产这些物品，他所以自己不生产这些物品，只是因为得不到原料，或者因为买到的物品要好得多或便宜得多。因此，中世纪的农民相当准确地知道，要制造他换来的物品，需要多少劳动时间。村里的铁匠和车匠就在他跟前干活；裁缝和鞋匠也是这样，在我少年时代，裁缝和鞋匠们还挨家挨户地来到我们莱茵地区的农民家里，把各家自备的原料做成衣服和鞋子。农民和卖东西给他的人本身都是劳动者，交换的物品也是他们各人自己的产品。他们在生产这些产品时耗费了什么呢？劳动，并且只是劳动。他们为补偿工具、为生产和加工原料而花费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劳动力。因此，如果不按照花费在他们这些产品上的劳动的比例，他们又怎么能把这些产品同其他从事劳动的生产者的产品进行交换呢？在这里，不仅花在这些产品上的劳动时间对互相交换的产品量的数量规定来说是唯一合适的尺度；在这里，也根本不可能有别的尺度。比如效用。不然的话，难道可以设想，农民和手工业者竟如此愚蠢，以致有人会拿10小时劳动的产品来和另一个人1小时劳动的产品交换吗？效用论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在农民自然经济的整个时期内，只可能有这样一种交换，即互相交换的商品量趋向于越来越用它们所体现的劳动量来计量。自从货币进入这种经济方式的时候起，一方面，适应价值规律（注意，指马克思所表述的价值规律！）的趋势变得更明显了，但另一方面，这种趋势又由于高利贷资本和苛捐杂税的干扰而受到了破坏；价格平均起来达到几乎完全接近价值的程度就需要更长的期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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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也适用于农民的产品和城市手工业者的产品之间的交换。起初，这种交换是在没有商人作媒介的情况下，在城市的集日里直接进行的。农民就在集市上卖出买进。在那里，不仅农民知道手工业者的劳动条件，而且手工业者也知道农民的劳动条件。因为手工业者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还是一个农民，他不仅有菜园和果园，而且往往还有一小块土地，一两头母牛、猪、家禽等等。因此，中世纪的人能够按照原料、辅助材料、劳动时间而相当精确地互相计算出生产费用——至少就日常用品来说是这样。
但是，在这种以劳动量为尺度的交换中，对于那些需要较长劳动时间、劳动又为不规则的间歇所中断、劳动所得的产量也不确定的产品来说，例如对于谷物或牲畜来说，这个劳动量又怎样——即使只是间接地、相对地——计算呢？而且不会算的人怎样计算呢？显然，只有通过一个漫长的、往往是在暗中不断摸索、经过曲折才逐渐接近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象在别处一样，人们只有吃一堑才能够长一智。但是，每个人必须大体上收回成本这一点又总是会帮助找出正确的方向，而且，进入交易的物品的种类不多，这些物品的生产方法往往几百年都没有什么变化，这一切又使得上述目的比较容易达到。其实要使这些产品的相对价值量相当近似地确定下来，决不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一点，单是由下面这样一个事实就可以得到证明：象牲畜这样的商品，由于每头牲畜的生产时间很长，它的相对价值似乎是最难确定的，但它却成了最早的、几乎得到普遍承认的货币商品。要使牲畜成为货币商品，牲畜的价值，它对一系列其他商品的交换比率，必须已经具有比较不寻常的、并且在许多氏族的范围内已经得到一致承认的确定性。当时的人——不管是牲畜饲养者还是他们的顾客——肯定都已相当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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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交换中得不到等价物，就不会把他们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白白送给别人。相反，人们越是接近商品生产的原始状态，——例如俄国人和东方人，——甚至在今天，他们也越是把更多的时间浪费在持久的、互不相让的讨价还价上，以便为他们花费在产品上的劳动时间争得充分的代价。
从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一点出发，全部商品生产，以及价值规律的各个方面借以发生作用的多种多样的关系，就象《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所叙述的那样发展起来了；因此，特别是使劳动成为形成价值的唯一因素的那些条件发展起来了。而且，这些条件是在当事人并未意识到的情况下起作用的，只有通过辛勤的理论研究才能从日常实践中把它们抽象出来，因此，它们是按自然规律的方式起作用，马克思也已证明，这一切都是从商品生产的性质中必然发生的。最重要和最关键的进步，是向金属货币的过渡。但是这种过渡也造成了如下的后果：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一事实，从此在商品交换的表面上再也看不出来了。从实践的观点来看，货币已经成了决定性的价值尺度；而且，进入交易的商品种类越是繁多，越是来自遥远的地方，因而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越是难以核对，情况就越是这样。此外，货币本身最初多半来自外地；即使本地出产贵金属，农民和手工业者一方面仍然无法近似地估计出花费在贵金属上的劳动，另一方面，对他们来说，由于习惯于用货币进行计算，关于劳动是价值尺度这种属性的意识已经变得十分模糊；货币在人民大众的观念中开始代表绝对价值了。
总之，只要经济规律起作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对于整个简单商品生产时期是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说，直到简单商品生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出现而发生变化之前是普遍适用的。在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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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价格都以马克思的规律所决定的价值为重心，并且围绕着这种价值来变动，以致简单商品生产发展得越是充分，一个不为外部的暴力干扰所中断的较长时期内的平均价格就越是与价值趋于一致，直至量的差额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的价值规律，从开始出现把产品转化为商品的那种交换时起，直到公元十五世纪止这个时期内，在经济上是普遍适用的。但是，商品交换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就开始了。在埃及，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也许是五千年；在巴比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千年，也许是六千年；因此，价值规律已经在长达五千年至七千年的时期内起支配作用。现在，我们可以来欣赏一下洛里亚先生的高深见解了。洛里亚先生竟然把这个时期内普遍和直接适用的价值叫作这样一种价值，商品从未按照它来出售，也不能按照它来出售，并且说任何一个稍有点健全理智的经济学家都不会去研究它！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没有谈商人。直到现在，在我们进而考察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转化之前，我们可以不考虑商人的介入。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在这样的社会中，农民不仅把他的份地，而且也把他作为自由的私有者、自由的或依附的佃农或农奴的地位，世袭地和几乎不可转让地继承下来，城市手工业者则把他的手工业和他的行会特权，世袭地和几乎不可转让地继承下来，而且他们每一个人还会把他的顾客、他的销售市场以及他自幼在祖传职业方面学到的技术继承下来。现在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但是，他并不是自觉的革命者；相反，他与这个世界骨肉相连。中世纪的商人决不是个人主义者；他象他的所有同时代人一样，本质上是共同体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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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是在原始共产主义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马尔克公社。起初，每个农民都有同样大小的份地，其中包括面积相等的各种质量的土地，并且每个人在公共马尔克中也相应地享有同样大小的权利。自从马尔克公社变为闭关自守的组织，没有新的土地可以分配以来，份地由于继承遗产等等原因而发生了再分割，与此相适应，马尔克的权利也发生了再分割；但是，由于仍旧以每份份地作为一个单位，结果产生了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的份地，以及相应地在公共马尔克中分享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的权利。以后的一切同业公会，都是按照马尔克公社的样子建立起来的，首先就是城市的行会，它的规章制度不过是马尔克的规章制度在享有特权的手工业上而不是在一定的土地面积上的应用。整个组织的中心点，是每个成员都同等地分享那些对全体来说都有保证的特权和利益。这一点还非常清楚地表现在1527年的爱北斐特和巴门的“纺纱业”特权上。（图恩《下莱茵的工业》第2卷第164页及以下各页）以上所说也适用于矿业劳动组合。在那里，每个股份都享有同等的一份利益，并且象马尔克成员的份地一样，每个股份的权利和义务也可以分割。以上所说也完全适用于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公会。亚历山大里亚港或君士坦丁堡港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他们每一个“民族”都在各自的商场（Fondaco，除中心办事处之外，还包括宿舍、餐馆、仓库、陈列处和售货处）建立了完整的商业公会；它们的成立是为了对付竞争者和顾客；它们按照互相商定的价格来出售商品；它们的商品都有一定的质量，要经过公开的检验并且往往盖上印记作为保证；它们还共同规定了向当地居民购买产品时许可支付的价格等等。汉撒同盟的人在挪威卑尔根的德意志桥上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的荷兰和英国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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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是这样做的。凡是低于价格出售或高于价格购买的人都要倒霉！这种人受到的联合抵制在当时意味着必然的毁灭，更不用说商会对违反规章的人所直接给予的惩罚了。此外，还有为一定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更狭窄的商业团体，例如，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多年控制着小亚细亚佛克亚明矾矿和希沃斯岛明矾矿的热那亚的“摩阿那”。又如，从十四世纪末就同意大利和西班牙做生意并在那里设立了分支机构的巨大的拉文斯堡贸易公司；又如奥格斯堡商人富格尔、威尔塞、弗林、赫希斯特泰尔等人和纽伦堡商人希尔什福格尔等人创立的德国公司，它拥有66000杜卡特的资本和三艘船，曾参加1505年至1506年葡萄牙对印度的远征，获得了150％（根据另一种材料，是175％）的纯利润。（海德《列万特贸易史》第2卷第524页）此外，还有一系列别的“垄断”公司，对于它们，路德曾经表示了极大的愤怒。
在这里，我们第一次遇到了利润和利润率。而且是商人有意识地和自觉地力图使这个利润率对所有参加者都均等。威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