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配万有，而他自己则什么也不是。这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不再如其所是的置意于事物，只把它当作教育的功用。在人类只将其自身建立于自身时，我们会重新经验到，人类失去了基础。
关于人类的问题，现在是往前推进一步了，如果我们超越自己的时代而象康德一样再问“我能希望什么？”
那是不够的，人比过去更为坚定地力求一个他所缺乏的确定信心，力求一个永恒的确定。如果神性存在的话，那么一切希望都是可能的。
５。因此，要问：“人是什么？”我们必须要问：“超越性是否存在”以及“何谓超越性”这些根本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唯有超越性，才是实在的存有。我们可以说：神性存在就够了。确定这一事实是唯一值得关切的事，因为别的事物都是由此而来。
人是不值得重视的，只有在神性中才有实在，真理以及成为自身的不变性，在神性中有平和以及人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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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目的，人本身是无足轻重的，唯有与神性相关时，他才是他所是的。
但是我们一再看到：如果神性存在，只有当他在世界中呈现于我们之前时，只有当它以人的语言和现世的语言而表达于我们时，它才是对我们存在的。只有在它所取具体形态的方式中，它才对我们存在，但这种方式照人的尺度和思想来看，往往又会隐藏它的。
只有在人能把握的那种方式之下，神性才出现。
因此，我们看到，如果将关于人的问题和关于神性的问题置于对立地位而彼此争论，将是错误的。
虽然在世界中，对我们而言，只有人才是实在的，但是这并不排斥下述的事实，即正是这个对人的追求而走向超越性，只有神性才是真正的实在，但是唯有在世界中，我们才能接近这个实在；宛如在镜中的影像一样，因为，人在本身中一定具有某种属于神性的东西，人才能感应神性，因此，哲学的课题交替的指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我欲求神的知识和心灵的知识。
在重新提起康德的基本问题时，便发生五个问题：科学问题、人与人间交通问题、真理问题、人的问题以及超越性问题。现在，我将对这些问题的意义从两个方面加以进一步的探讨，一方面探讨导致这些问题的动力，另一方面，探讨对这些问题作哲学解答的初步工作。
１。
何谓科学？——在我年青时期，我把哲学当作知识来追求，我所听到和读到的种种学说似乎符合这个看法。它们从事推理、证明、驳斥；它们和其他知识相类似，不过，它们所企求解决的是全部的而不是单个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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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发现，大部分哲学学说与很多科学理论都不能得到确定的结果，我的怀疑不是绝对的和根本的，不是笛卡儿式的怀疑。这种怀疑，我以后碰到过，可是在那时候，确实未曾有过，我只是把它当作一种计划，首先从科学开始，我的怀疑是探询科学上一个一个的主张，因为，每一个怀疑都是由一个实验而来。
由于发现很多有名的科学家在他们的教本中，提出很多东西，这些东西虽然丝毫未被证明，但他们却冒称为科学研究的结果，因此使我对某些科学的信心发生动摇，虽然不是对科学本身。我看到无数的空谈，想象的“知识”。早在学校时期，当老师们对于异见的回答仍不能令人满意时，无论正确与否，我都感到惊异，牧师以星球之未曾碰撞来证明上帝之存在，而无视于反对的意见，即星球之间的极大距离使冲撞的可能性减至极少，或者也许有一些冲撞，只是与我们相隔太远未为我们所觉察而已。曾见历史学家们带着慨叹的语气对历史作结论说：“事情必会如此发生”。但实际上这句话只是事后参考的，本身一点也不能使人信服，因为另一种情况似乎也是同样可能的，并且常有偶然的因素存于其中。作为医生和精神病理家而言，我曾经看到很多基础不稳的陈述和行动，看到那些想象的见识笼罩了这门学问，就是以大脑活动过程来说明精神病的成因（我称这种当时流行的有关大脑的说法为大脑神话；继这种大脑神话而来的是心理分析的神话）
，并且惊奇地发现在我们的专家意见中，他们如何地根据那些太不确定的理论。因为即使当我们一无所知时，为了要使科学能够对某种状态下必须作的决定提供理由，往往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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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作出结论，尽管这理由是如何的靠不住。很多医学上的意见以及大多数的处方都不是建立在合理的知识上，而只是建立在患者对治疗的愿望上，真使我感到惊奇。
由于这些经验，于是基本的问题乃出现了：什么是科学？
科学能做什么？科学的界限在哪里？明显的，如果科学要想名符其实，便必须是确切而普遍有效的。要想保持最尖锐的批评，要想保持对方法之最清晰的自觉，以及对每种情况下我用哪种方式、为了什么理由、以何种程度的确定性而从事认识活动的这种认识，那么，在提出某些主张时的自我约束是非常需要的。既不怀疑地委弃一切事物，也不独断地抓住某些事物预作结论，而是保持研究者的态度，只基于某种方式、理由以及关联于它的观点和方法而接受知识，原是很不容易的。这种心理态度，只有藉着永远活动的理智良心才可以获得。由于这种过程的结果，确切的有效性确似存在，而能以清晰的判断把握它，似乎是人的景大特权。但是这种科学知识总是特殊化的，没有包括“存有”的全体，只含有一个特殊的论题。它对生命似乎没有提供目的，对推动人类的主要问题似乎没有解答，甚至对其自身的重要性的意义也不能提供一个有力的识见。由于人将他所能证明的知识和他所赖以生活的信念相混淆，所以他陷于一个困扰的境地。
如果作为确切而普遍有效之知识的科学，所能做的是这样的少，不能解决人类的主要问题，不能解决人类永久的问题，那么科学为什么存在呢？
第一，人类有一种不可压抑的冲动，就是要认知可知的事物，要客观的观察事实，要知道对我们所发生的许多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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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精神病来做个例子，这种病是怎样与其致病的原由一同显示出来，或者说，这种病如何能与精神的创造力相联结。但是我们对知识的原始追求力量，在期望笼统的追求全体知识时消失了，而在研究可正确加以认识的东西时，则增加了。
第二，科学已有非常伟大的成果，尤其是过去一百多年以来，我们整个世界的情况是受科学及其技术成果所决定的：所有人类的内在态度决定于其知识的方式和内容。只要我们能够掌握科学，我们就能掌握世界的命运，但这里有一个基本问题：虽然有人类的地方，就有唯理主义和理智活动，为什么科学只会出现于西方世界，而科学的成果又将前此的世界带入紊乱状态，并迫使人类去服从它，否则就只有走上灭亡之途呢？只有透过科学并面对科学，我们才能获得对历史境遇的强烈意识，我们才能真正的生活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境遇。
第三，为要了解在一切科学中，其本身并非确切知识但能推动并指导科学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必须研究科学。那些关于无限的观念，对重要者的选择标准，对各种科学知识的通盘了解，所有这些都不是科学的识见，但要对这些达到清晰的了解，则唯有透过对科学的追求。要想达到对世界全体和实在的认识，只有透过科学，我们才能使自己不会为一种狭窄而独断的世界观所囿。
由于体验到科学的必要性和强大力量，使我终身认为下述的需要对所有哲学思维都是正确的：所有的科学都必须是自由的，这样，也许可以避免科学的迷信，也就是说，避免虚假的绝对主义和假冒的知识，以这样自由的方式来维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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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我们才可以接受那些科学以外但只有透过科学才能显明的东西。虽然我们应该透彻地研讨一种科学，然而，我们也应该接触所有其他的科学，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其目的不是累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而是认识各种基本的可能事物，知识原理以及各种方法。
最后的目标是要求得一种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来自于对“存有”之普遍意识的基础上，同时表出并照明“存有”。
尤其重要的是，科学应该作为哲学的工具，哲学不应该被视为与科学平行而只作为另一种科学，因为，纵使哲学是相连于科学，而没有科学，哲学也决不会产生，可是，哲学是完全不同于科学的。哲学是我们透过内在活动而藉以认识“存有”本身的一种思想，或者，更确切地说，哲学是一种思想，这种思想为超升到超越性铺路而念念不忘超越性，并且在最高境界时完成超升本身而作为整个人类的一种思想活动。
２。
人与人间的交通如何可能？
当我开始思想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心中哪一种动机较为强烈：对知识的原始渴求？还是人与人相交通的迫切需要？知识只有透过连接人与人的线索时才会获得它的完全意义；但是，与他人获得一致的迫切希望是不易满足的，我曾震惊于人与人间了解的缺乏，每当调解人与人和好时，人们总是不能把早已过去的事情一扫而光，这使我感到无能为力。早在我年轻以及稍后时期，我曾一再的对人们的不易接近和不听道理，他们的不尊重事实，他们妨碍相互讨论的冷漠，他们拒人于千里之外且在紧要时候断送一切亲密接触机会的敌意态度以及他们旁若无人、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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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的暴露其性情的无耻所困恼。当欣然的承诺出现时，我是不能满意的，因为它不是基于真正的识见，而是听从劝告，它是友谊合作的结果，而不是两个自我的会合。诚然，我知道友谊的光辉（在共同研究的时候，在家庭或乡间的友善气氛中）
，但是，在友谊之后，接着而来的是陌生的时期，好象人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一样。在我年轻的时代，孤独的意识不断地在我心中滋长，但是，我觉得，没有东西比孤独更为有害，尤其是社交中的孤独，这种孤独因有社交上的各种友谊，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象不存在似的。我觉得没有比与他人交通更为迫切的需要。只要有一个人能够成功的实现了从未圆满的交通活动，那么，一切都成了。乐意与任何碰到的人交通而每当不能交通时就感到忧虑，便是这种成功的标准。
不是仅仅语言上的交接，也不是友好与和气，而是对全体的显示之不断迫切需要，才能到达人与人间的交通之道。
在哲学上具有决定性的困难刺激，乃是对人与人间交通的缺乏，我自己如何责难自己的问题。这种缺乏是毫无问题的事实，但错误不只在他人一边，我自己也象他们一样，也是人，因此，阻碍人与人间交通的来由，存在于我身上，正如存在于他的身上一样。我们所赖以自我熏陶的内在活动必须去照明我的自我隐蔽、专断和固执，更使我奋向一个永远不能完成的启示。正是由于我自己的失败，哲学的识见才成为可能。我们只能认识在我们自身中的邪恶，我们自己完全不能是的东西，我们也就不必了解。
哲学的心景起于对人与人间缺乏交通的那种经验。专注于丝毫不导致人与人相互交通的纯粹对象，我觉得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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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地潜心于自然——在风暴中以及在物体的形态和要素方面接近自然时，这种宇宙的深刻的经验，这种心灵力量的来源——如果成为逃避他人的手段时，似将有害于他人，如果引诱自己走向隐进于自然之道时，也将有害于自己。孤独于自然中确能成为“自我存在”的一个不可思议的根源。但是，无论哪一个孤独于自然中的人，都是易于衰竭他的“自我存在”
，最后且将失去它。所以，如果不回到人类社会，无助于这个社会而发挥其背景和语言的功用时，那么，接近我们周遭的美丽自然是值得怀疑的。
因此，在我们的哲学活动中，关于一切思想、一切经验和一切题材，便发生了一个问题，即“它们对于人与人间的交通有何意义？”他们倾向于促进人与人间的交通呢？还是阻碍人与人间的交通？它们是引诱人走向孤独呢？还是引导人走向彼此交通？
这个问题，引出了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