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从陀斯妥也夫斯基到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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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从陀斯妥也夫斯基到沙特- 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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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与自由的肯定是连在一起的。

    这样,意识便意指表现于与自己相离的自己;而这个距离是空无。

    空无出现于意识的中心之处,追逐着意识,而意识在根本上永远是不定的和偶然性的。但是,自觉存在永远想不再成为意识而获自我同一以克服这种不安定和匮乏,永远想克服这种从它作为自体存在之自身的不断脱逃。在自我超越在跃向未来的过程中的基本冲动,是趋向于统一自觉存在和自体存在的冲动,是趋向于成为意识自己依赖自己的自觉的自体存在之冲动,因而也是趋向于克服它的偶然性之冲动。但是这个理想的企愿注定要失败。而在这个意义之下来说,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因为意识是指表现于与自身相离的自身,而自体存在却意指这种为意识所不可少的裂隙或分裂之缺乏。因此,要把自觉存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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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体存在统一于一个自我同一的存在中是不可能的。

    现在,当这个“自觉存在和自体存在结合体”

    达到无限的时候,就好像是上帝的观念。上帝的观念就是一个无限的,人格性的绝对者的观念,就是无限的“自觉存在和自体存在结合体”的观念,就是一个无限的,自觉的自我同一的观念。但这个观念是自相矛盾的。意识排除自我同一而自我同一也排除意识。不只是上帝事实上不存在:根本就不可能没有上帝。因为去肯定上帝的存在就是去宣布一个自相矛盾的命题,不可能有上帝。而人奋力想成为神是注定要失败的。

    因此,一方面有“自体存在”。

    这既不是被创造的,也不是必然的:它只是在那里,没有什么理由可说的。另方面是自觉存在即意识,自觉存在必然是有限的和偶然性的。也许我最好立刻使大家明白,对沙特来说,毫无问题地我们必须证明意识的多元存在。在意识中我意识到“被注视”

    ,意识到作为其他人们的对象,不是特别为彼得或詹姆斯的对象,而是为不确定意义下之“人们”的对象。而我的“客观性”的这个事实,表示其他许多意识的存在。如果我没有意识到不确定意义下的别人,我就不可能自我意识;而所谓其他许多自我存在的问题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但是,如果有人问为什么有意识的多元性,对这个问题我们不可能有任何答案。我和其他人们都是无理由可说的。

    以前我说过沙特从无神论中获得许多重要的结论。他所获得的最重要的结论似乎就是这个。如果没有上帝,就没有任何普遍必然的道德和绝对确定的价值观念。

    因此,在他论人文主义的演讲中他可以说:“陀斯妥也夫斯基曾说如果上帝不存在,则一切都是被允许的。

    这就是存在主义的起点。“

    人是各种价值的唯一根源,而创造或选择他自己的价值尺度,他自己的理想,则全在于个人。

    人是生而自由的,他不得不在这世界上行动。而这些行动是带有动机而实行的。

    但是使动机成为动机的,给动机以价值的是人自己。

    而对各种特别价值的选择基于一个最初的企愿,一个对理想的最初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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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择。由于个人是一个自由的,自我超越的主体,所以他不得不企划一个最初的,自由选择的理想,而由于这个理想,他决定各种特别价值。

    正如我所说过的,沙特认为个人是各种价值的唯一根源,他的自由是这些价值的基础。

    这样,人的自由是没有限制的。没有任何普遍必然的道德律可以作为他的行为之准则。他是他自己所有的道德律的根源。没有任何绝对的价值是他在其具体行为中所应该实现的。他是他所承认的各种价值的根源。我们可以说,事实上即使没有任何普遍必然的道德律,人的自由也是受到限制的。因为它受他自己的性格,他自己的生理、心理组织和他所处的历史境遇所限制。但沙特却甚至试图使个人为他的生理、心理组织和他所处并在其中从事活动的历史境遇负责。因为由于组成他自己的过去,人使自己为他自己作为自体存在之事实负责。

    由于想出他的目的而创造他自己的境遇的是人。这座山是不是“太险峻”

    ,决定于我是不是很想以最少的困难获得一良好的视野或攀登一难爬的高峰。同样,我的历史境遇是我所感到的东西,而我所感到的东西则决定于我所摆在我面前的目的。因为我自由地选择我的理想或目的,所以,我的历史境遇到底怎样也决定于我。由于我选择我的理想或目的,我选择并承担我的历史境遇。这样,我的自由是不受限制的。我们不可以说它受死亡所限制;因为死亡只是消灭自觉存在。

    关于对自由所作这种解释的最大困难所在,是“自由的”这几个字似乎是在一种广泛的意义下使用的,以至于使其有变为空泛的趋势。

    比方说,如果我们去把反应活动和慎思熟虑的活动都称为自由的,那么,“自由的”这几个字便有失去其明确意义的趋势。的确,沙特确实容许某些区别。例如,在我构作这些演讲的过程中,我从事了许多活动,比方我的手指在打字机上的各种活动。我不是一定要从事这些活动,我可以不从事这些活动,在这个意义之下说,这些活动都是自由的活动。

    但是我之所以从事这些活动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同时,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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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我可以在我实际从事这些活动的时机以外的其他时机去从事它们,而在这个所包含的目的方面没有任何改变,但是我却不可以根本不从事它们而不选择我实际所选目的以外的另一个目的。从心理的观点来看,这似乎容许各种活动之间的某些区别。让我们假定发表这次演讲的决心是慎思熟虑的结果。但我们不能就因此说,所有包含在构作这次演讲中的一切特别活动,都是任何自觉的慎思熟虑的结果。然而在所谓我不是被决定去从事它们的这个意义下说,它们都是自由的活动。甚至我也不是为我构作并发表这个演讲的动机所决定而去从事它们。因为使这个可能动机成为实际有效动机的是我,而我也可以改变我的目的。在这个情形中,我会不再从事包含在构作这个演讲中的特别活动。当然,是我组成构作并发表这个演讲的目的,以作为一般预设价值系统中的一个目的。沙特说起来好像有一个理想或目的之原始的或最初的自由计划,而借着这个计划,我创造我的“世界”和我的各种价值,并借着这个计划,我可以解释所有我的特别选择。

    因此,可能使我们认为在他的眼光里有一种永久确定所有特别选择之非常普遍的最初的自由选择。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正如我能够改变一个特殊目的,同样的,透过我组成我的过去和我的历史境遇以及我的价值尺度之计划,我也可以改变一般的目的或理想。诚然,这种改变会意指一种“整个转变”

    ,这会意指变为“另一个人”。

    但是,虽然这种基本的自由之运用可能机会很少,至少是可能的。因此,根据沙特所说,我决不是被决定的。他明白地说人不可能有时候是自由有时候被决定的:他或是完全而永远地自由,或是永不自由。在有些活动的情形中,我意识到把我的选择和我的“本质”分开的“空无”

    ,可是在另外一些活动的情形中,我却没有意识到这个“空无”。

    这些就是我所称的非反省的或非慎思熟虑的活动。然而它们都是自由的活动。

    因此,我们仍然可以说对沙特而言自由是不受限制的。

    这种无限自由之情绪方面的色调,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对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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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的了解或意识之情绪方面的色调是焦虑不安。

    (沙特使用angoise这个字。有些作家把这个字译为“anxiety”

    ,其他作家则译为“anguish”。但是当使用“anxiety”这个字需要多加解释时,我觉得它相当不够力量。

    “anguish”却又相反地表示手的紧握。)这种焦虑不安应与“恐惧”

    (fear)加以区别。恐惧是指向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比方说,一个站在悬岩上狭路上面的人可能害怕会坍场或岩石掉落。但是如果他害怕他自己,就是说,如果他害怕他把自己抛下悬岩的可能性,这就是焦虑不安。

    这人知道,他现在所决定的,不能决定未来;因为在现在与未来之间加入了“空无”。

    人是在焦虑不安中意识到他的自由。我们已经知道,在非反省的活动中,人没有意识到那表现自由之特性的“空无”

    ,因而这些活动是在没有怖畏的情形下从事的。但是,焦虑不安随着对这种把我的本质和我的选择分离之“空无”的感觉而来;这样,我便在焦虑不安中自觉地感到我的自由。

    我可以借着试图使我自己不知道我的自由而企图逃避这种类似于人在悬岩上所感到的昏眩之。这就是说,我可以企图向我自己隐蔽这个分开我的本质和我的选择之“空无”。

    例如,我可以把我的选择委之于我的本质、委之于我的心理组织,或者委之于社会环境的影响,或者委之于神的预定。因此,我便处于“败信”

    (bad

    faith)的情形下。

    “败信”应该与说谎有别。

    说谎是说一个人知道或相信为假的东西。

    在说谎的时候,人是企图欺骗别人而不是欺骗自己。

    但在“败信”中,人是企图向自己隐蔽真相。而“败信”的可能性永远在那里;它的可能性是意识结构的一部分。

    所有的决定论都是这种永远存在的“败信”

    之一个例子。

    根据上面我们所知的,我们可以说,哲学家无法告诉我们人应该如何行动,是意指把一个可能的特定行动关联到普遍必然的道德律或一套绝对价值的话。因为没有什么普遍必然的道德律,也没有什么一套绝对价值。

    个人无法逃避放在他肩膀上的选择的完全责任。

    诚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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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委于“败信”而企图规避这个责任。但是,这样的话,是他自己选择了“败信”。

    哲学家所能做的一切,其实也是人能为另一人所能做的一切,只是去照耀行动的各种可能性和自由的意义,以促进真实的选择或自我行为,来对抗那种随波飘流地飘进那些受社会习俗的压力之影响的决定中。

    所以,最后,每一个个人创造他自己的价值和道德律。他为这些完全的责任,他不能从外界为他的选择找到任何理由。

    因为没有上帝,没有任何超越的价值,没有任何普遍必然的道德律。当然,一个人可以产生他的许多特定选择而作为“一般人”中的一份子并试图把责任抛到社会上去。但是他只是向他自己隐蔽下述事实,即他已选择了这个行动方式。作为自由主体的个人根本上是孤立和孤独的。就是在这种孤立和孤独中,他创造他自己的世界和各种价值。的确,沙特藉其对爱情现象所作的存在的分析,强调个人的孤独和孤立。当两人彼此相爱时,每一个人都想掌握对方的自由,不但把对方当作对象来掌握,而且把对方当作自觉存在来掌握。因为正是对方的自由使得他或她与其爱人隔离。但是最后我们知道,所掌握的只是对方的肉体,只是作为对象的对方。而掌握作为对象的对方之肉体,不是掌握作为自由之对方,不是掌握作为主体性的对方,这个目的永远是达不到的。恋爱者努力想达到他或她的目的过程,最后是自我受挫的。因此,爱的分析可以使我们强调个人和孤独。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沙特哲学有没有带给我们一种原子的和混乱的个人主义。我们不难了解马克思主义者批评沙特,说他的哲学似乎代表行将消灭的资产阶级世界中疏离个人之最后挣扎。

    为了要避免任何可能的误解,也许我最好使大家明白我并没有意思暗示沙特本人缺乏社会责任感,或暗示着我们可以责难他退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孤立中,大家都知道,他参加过法国对德国占领的反抗运动,他也决定过社会和政治思想。

    这里的问题不是沙特的行为问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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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他以“学院式”

    名词写成的著作中所提出的哲学思想之性质问题。

    但是,沙特哲学是不是一种原子个人主义哲学的问题,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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