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是一个抵消因素，从而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如果国民收入的增加主要来自于外部刺激，而国内资本的作用很小或毫无作用，那么，则可能不存在抵消作用，且储蓄率将可望下降。冲绳岛作为美国的一个军事基地而得到的发展，带来了当地居民收入的增加。这也许可以作为这第二种可能性的一个事例，然而我对此情况了解得太少，所以还不能十分肯定。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能够发现关于这两种发展的事例的话，那么，这些事例可能会提供一种相当好的检验：检验我们目前所进行的这一分析，检验永久性收入假说在国与国之间的可接受性．
由于不仅绝对收入仅说而且该假说的一个极为特殊的形式均得到了广泛的接受，所以，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已经被看作是能够对总储蓄率作出解释的一个主要因素。广泛的收入不平等被认为是通向高储蓄率的途径，进而也是导向平等、导向低储蓄率的途径。这一考虑时常被用来作为一个主要的依据。为那些在其它方面享有平等权利的人所提倡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加以辩解。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是一个必要的恶魔，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其它办法可以筹集到为发展经济所必需的储蓄。
按照永久性收入假说，不平等的作用主要取决于不平等的来源。仅就不平等来源于永久性收入状态方面的差异而言。不平等对储蓄率没有任何影响。仅就不平等来源于暂时性要素方面的差异而言，不平等对储蓄率确有一定的影的。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平等意味着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了保存储备以防万一的需要．有助于高储蓄率的并不是不平等本身，而是不确定性。当然，这是以该种不确定性不会减少资本的平均收益率为前提——加入这一限定是考虑到财产安全的不确定性的增加对储蓄率的明显的不利影响，如担心政府没收或严格控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增加。
在我看来，对不平等的来源加以区分具有重大的意义。为了抛砖引玉。我还是提出了自己极不成熟的看法：在我看来，许多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特征，完全属于那种与储蓄率不相关的特征类型。这些国家通常有着强硬的社会制度，严格的阶级区分，同代人当中或代与代之间各阶级成员的极大稳定性。简而言之，在这些国家当中通常存在着永久性收入状态的广泛的不平等。发展的进程，工业化的进程打破了这些硬性的阶级区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不仅将使测得收入的不平等程度降低，而且将使来自于暂时性要素的不平等取代永久性收入状态的不平等。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后一种影响更为重要。不论永久性收入状况的不平等程度的缓和在其它方面的重要性如何，相对于储蓄率来说，这一缓和是中性的。这种不平等（有趣的是，这种不平等通常最为平均主义者所厌恶）不能以筹集储蓄所必需为借口而受到保护．另一方面，注入相对收入状况中的流动性。从一个阶级变化到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可能性之出现，在很短的时间内大赢大输的可能性之出现等，这些变化即使最终所导致的是不平等，但也会因其促进了机会均等而受到平均主义者的欢迎。然而，正是这些变化对储蓄率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
为了抛砖引玉，下面我继续提出一些远非我能力所能及的问题。我怀疑我仍是否过分地注意了储蓄率的太小，而忽略了储蓄借以进行的方式。中世纪时储蓄在收入所占的份额可能至少与现在的份额一样大。然而，那时的储蓄的相当数额（也许是主要部分）都是以大教堂的形式进行的。不论大教堂在最终满足及社会保障方面（在不止一种意义上）的生产是多么地丰饶，但在财产方面它们却远非如此。我了解到，对印度的收支预算所作的研究表明：尽管乍一看时似乎印度的收支预算研究结果不同于美国的相应的研究结果，但最终人们发现，如果将圣坛、圣杯等“礼拜用品”项目理解为储蓄，甩收支预算研究的术语来说就是理解为”资产与负债的净变动”的话，那么，两项研究基本吻合。很久以来东方便被认为是贵金属的“蓄水池”，关于东方的大量储蓄及储蓄所借以进行的特殊形式方面的证据非常翔实。也许。人们赋予储蓄率的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应当转而赋给决定财富的积累所借以进行的形式的那些因素。也就是说，要把发展经济的重要作用归于投资，而不是归于储蓄过程。
b．经济波动
经济波动主要地是不稳定的投资与消费和当期收入之间相对稳定关系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对经济波动所作的这一解释，近年来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赞同。然而我本人并不认为这个收入…支出理论是对现实的一个合理的、经受过检验的解释。永久性收入假说所得到的接受，对这一问题有着明显的重要的意义，而值得加以阐述。
前面这一种解释与投资机会缺乏，及当实际国民收入上升时储蓄对收入的比率将上升这些观点合在一起，导致了（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对“长期停滞”的担心：据认为，“成熟的”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将具有有限的就业机会及高储蓄率。然而，永久性收入假说所取得的胜利，完全动摇了“长期停滞”理论的一大基础，即没有理由期望储蓄率将随着实际国民收入的长期增长而上升。此外，永久性收入假说的成立还打破了“长期停滞”理论的一个所谓的补救情况。据认为，为了对付长期停滞的危险，在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水平上，平均消费倾向应不断提高。对绝对收入假说的这一特殊形式的接受，必然导致下述观点：要使平均消费倾向不断提高的办法之一就是要缓和收入的不平等，从而对长期停滞的恐惧被用来作为支持收入再分配方法的依据。永久性收入候说的成立意味着：不论消费比率上涨的好坏影响如何，收入（至少是永久性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变动都不能被期望为具有上述结果。很明显，永久性收入假说是不偏不倚的；如果说永久性收入假说否定了对不平等作为产生所需储蓄的一个必要的恶魔所作的证明，那么它同样地也否定了缓和不平等作为减少预计储蓄的一种手段所作的证明。
战后的经费膨胀及明显地广为存在的线资机会，有时导致了某些因素，使得收入…支出理论产生了“长期高涨”的担心。与这一观点保持一致将使得收入…支出论者赞同下述方法：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以加重不平等作为降低消费与收入的比率的一种手段；进而减少通货膨胀的危险。然而，就我所知，这种方法无一奏效。很明显，按照永久性收入假说的理论，这样的结论将不会得到证实。
正如我所提到的那样，永久性收入假说不仅与这些以特定的实证判断为基础的、关于不平等问题的理论相关，而且与下述凯恩斯理论结构相关——不仅在长期或结构性方面，而且在短期或周期性方面。
在长期方面，凯恩斯理论结构的中心分析议题，在于否定自由企业经济中长期均衡位置必然落在充分就业之点上这一理论。它认为，除非引入如刚性的名义工资率这样的救世观音来创造出一种均衡，否则的话，可能根本不存在货币均衡。而且这种“实际的”均衡的位置可能低于充分就业之点。最为一般化的永久性收入假说的成立，并没有使这些观点失去其合理性。这是因为，这些观点并不取决于下述主张：当收入增加时，储蓄与收入之比率将不断提高。而且。即使储蓄与收入之比率为常数，这些观点也仍然是正确的。使得这些分析观点失去其合理性的真正原因在于永久性收入假说的一个特殊论点的成立。这一特殊论点就是：财富与收入不比率 ω，是影响永久性消费与永久性收入之比率 k的重要因素，且 ω
的提高将导致 k的提高。
在短期方面，作为对周期性波动的一种解释，收入…支出理论的重点放在了消费与当前收入之间的关系上面。就我所知，永久性收入假说并不能说明对周期性波动所作的这一解释的实证合理性或可接受性。这一问题必须通过将该理论的假说同其它理论的假设加以比较才能确定。但是，永久性收入假说对消费函数的形式问题，从而对波动的这个收入一支出解释所借以成立的经济中，波动的周期性特点等问题有着重要的说明．如前面第三部分中的k
点所示，永久性收入假说提出了一个总消费函数，在这一消费函数中，当前消费主要由过去收入所决定。人们并不一定要接受这一特殊形式；上述一般性结论完全可以从下述观点中导出：当前消费将按照长期收入状况的某些指标而调整，而不是由当前所得来决定。二者之间的差别几乎是确定的：在当前消费与长期收入状况相一致的情况下，当期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的估计值较低，大大地低于从消费完全取决于当期收入的消费函数中求得的边际消费倾向的估计值。换而言之，当前消费与长期收入状况相一致意味着当前消费中的较大部分被认为是独立存在的，而较小部分被认为是取决于当前收入；从而、通过乘数效应，当前消费中的较小部分被认为是取决于投资。其结果导致了较小的投资乘数，及一更为稳定的内在循环体系。对于我们从数据中估算出来的这一特定的消费函数来说，个人可支配收入相对于独立存在支出的乘数仅约为1。4。而且这其中还没有考虑累进的个人税制、公司税及储蓄等的稳定作用。为了避免误解，我急需重申下列问影。上述观点并不是作为关于我们经济生活中的实际实证特点的论断而提出的；它们是有条件的论断，且其合理性取决于收入一支出理论作为经济波动的一种解释所业已得到的认可程度。
如果我们对认可一新假说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加以例数的话，则永远没有穷尽的希望。的确，其深远意义之一就在于促进人们去思考新问题，探索新方法；而这些是无法事先预料的。尽管我在这一部分里所提到的许多问题远远超出了我的实证证据范围。超出了我个人的能力限度，然而我毫不怀疑，对于认可永久性收入假说所具有的最终意义来说，我所遗漏的要多于我所概括的。这既是使我们感到自豪的“纯”研究的感召力所在，也是其证明所在。
《弗里德曼文萃》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13．预期效用假说与效用的可测性
目前，人们又把注意力投向了关于风险之下选择问题的假说。这种假说是由加布里埃尔 · 克拉默及丹尼尔 · 伯努里首先提出的，后又为艾尔弗莱德 · 马歇尔所探讨。最近，在冯 · 纽曼及摩根斯坦的推动下，该假说又重新兴盛起来。这种假说是：在这样的风险情况下，个人所作出的选择就好象他们在追求某一数量的预期价值的最大化。如此定义的这一假设数量被称作（特别是在最近） “ 效用 ” 。如果这一假说在充分广泛的范围内有着适当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它对于经济理论的发展将具有深远的影响。该假说为两种经济行为提供了统一的解释，而在此之前，对这两种经济行为的说明一直是沿着两个不同的（基本上是不一致的）方向进行的。第一种行为，即在各种被认为是确定的事物之间进行选择，是通过议题中各种产品的一致性偏好而加以说明的，并通过最高偏好的精心选择而进行。第二种行为，即在各种存在风险的事物中进行选择，是通过定义拙劣的 “ 风险 ” 偏好或 “ 不确定性 ” 偏好而加以说明的。这些 “ 风险 ” 偏好或 “ 不确定性 ” 偏好通常被认为是 “ 非理性的 ” ，因为这些定义中不包含任何简单的、合理的、广泛性的描述，而只能由每一个体的特定情况所决定。此外，预期效用假说具有丰富的、潜在的实证内含。正如我们在别 处所证明的那样，对风险情况下的行为所作的几个简单的、广为接受的实证概括，可以被用来对这一假说加以限定，并足以使该假说对我们所要研究的现象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使该假说所具有的这些实证意义较少地受到偶然性实证观察的影响。依次地，这些预测将既作为该假说的成果而存在，同时又作为该假说的合理性的进一步验证而存在—— 如果只有当这些预测得到了实践的证明。
不幸的是，该假说的早期应用中存在的一个双方面的错误，极大地妨碍了人们对该假说的含义、相互关系及作用的一般性理解。第一方面的错误在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