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把桂参赞问得很尴尬，看着众人满是好奇的样子，又不得不回答。
他摸摸鼻子，苦笑着说：“有人在国外被偷走或被歹徒抢走现金和银行卡，身无分文，找到大使馆或领事馆，使领馆方面建议他尽快与家人联系，从国内汇款救急。求助了，却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救助，对我们有意见。
这样的事以前不止一次发生过，以后或许同样会发生，但这么做是实际的，符合领事保护程序和规定。毕竟政府实施领事保护的能力是有限的，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人数有限，经费同样有限。”
“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随着经济和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走出国门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再加上国际安全环境日益复杂，怎么可能提供“保姆式”的服务。
老百姓对政府的普遍期待又那么高，直接导致领事保护的“供需矛盾”。
桂参赞能够感觉到李晓蕾的失望，又解释道：“归根结底，这方面的宣传太少，宣传不到位。遇到事许多人习惯找政府，却不知道政府能为他做什么。比如一个人合法权益在所在国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民事纠纷，或涉及刑事案件，使领馆只能应他的请求推荐律师、翻译或医生，帮助他进行诉讼或寻求医疗救助。
可以在所在国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为他们撤离危险地区提供咨询和必要的协助；可以在他被拘留、逮捕或服刑时，根据他的请求进行探视；可以在他遭遇意外时，协助他将事故或损伤情况通知国内亲属；可以在他遇到生计困难时，协助他与国内亲属联系，以便及时解决费用问题……”
桂参赞话锋一转，接着道：“既要了解这些，也要了解使领馆不可以为他做什么，比如不可以帮他申办签证；不可以为他在当地谋职或申办居留证、工作许可证；不可以干预所在国的司法或行政行为；不可以为他支付酒店、律师、翻译、医疗及乘坐飞机、轮船、火车汽车等旅行费用或任何其他费用。”
难怪许多华人华侨说有事找使领馆没用，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细想起来使领馆真很难为驻在国华人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我们如此，韩博上任后一样要面临许多困难。毕竟对海外中国公民的保护要受制于驻在国的主权，他在国外不拥有任何能够控制事件进展的实质性的行政或司法权力，只能通过建议、沟通、协调、监督、敦促等方式来促使驻在国司法部门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的权益。”
前辈说了很多，这些话在其它场合他是绝不会说的。
韩博打心眼里感激，同时又有那么点失落，觉得自己即将要被捆住手脚，根本施展不开，真不如在国内当一个普通民警痛快。
陈慧芳很了解他这个弟子，能想象出他上任之后看着同胞的人身安全和财产不断遭受损失却无能为力，甚至连最起码的一些实质性帮助都提供不了，会有多沮丧多无奈。
可又能做什么，只能劝慰。
事实上想帮忙的不只是她，黄鹏也联系了一个人。
正聊着，客人到了。
“介绍一下，我的初中同学黄琴，刚从南非回来的，过几天还要去。那么多同学属她最厉害，去过非洲好几个国家，在南非有公司，真正的大老板！”
“黄总，欢迎欢迎。”
“你们千万别信他，什么大老板，就是一开店的。”
黄琴三十五六岁，一身合体的风衣，看上去弱不禁风，谁能想到她在中国与南非建交前就去南非闯荡，且闯出不小的名堂。
同是皇城根下长大的，性格直爽，三言两语就跟陈慧芳、李晓蕾聊得火热，两位男士根本插不上话，干脆笑而不语。
“不骗你们，真没赚到几个钱！”
请她过来就是了解南非情况的，李晓蕾自然而然问起她在南非的经历，多个朋友多条路，何况她老公要去南非大使馆当参赞，黄琴很愿意跟她们分享自己在南非的事。
生怕李晓蕾真被老同学所误导，她哭笑不得地说：“理论上我应该发大财，不光我，每个在南非的中国服装店都应该赚到钱，因为卖的服装至少有40％的利润，按一个店月营业额10万兰特来算，可赚4万兰特；扣除房租水电和黑人工资，每个月净赚两三万兰特不成问题。”
“钱呢，你开那么多年店，而且开好几家店？”
“被偷了，在南非开店，最重要就是防贼！”
黄琴下意识看了一眼英武帅气的韩博，如数家珍地说：“我97年刚去南非的时候，1兰特兑能换3元人民币，到2001年只能兑换1。3元人民币，现在1块钱都换不到，虽然人民币被迫升值无形造成南非币贬值，但理论算来终归是有赚的。问题是小偷太多，利润都被他们偷掉了。”
“第一次见识小偷的能耐，是在一个中午，街上冷冷清清，店里也门可罗雀，黑工们都找一个地方坐着休息，我坐在高高的收银台上，因为没人进店买东西，所以很放心地看书，时不时抬头来看看店里情况。
突然，预感告诉我，好像哪里有点不对劲。店里还是如常，除了黑工，没人进来过。我干脆站起来往下看－－－我的妈呀，一个十几岁的黑人小男孩趴在地上，手里拿着两件刚从靠近店门架子上摘下来的衣服，正匍匐着往店外爬去，我喊了一声，他扔下衣服一骨碌爬起来跑了。”
“然后呢？”
“没有然后，一个小孩你能拿他怎么样。不过这小偷还算有良心，被我发现会把衣服扔下。不久后的一件‘偷’事，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又被偷？”李晓蕾惊问道。
“别说被偷，被抢都很正常，在南非做生意的谁没被偷过，谁没被抢过？”
黄琴笑了笑，接着道：“大概过了两天，下午三点半左右，一瘦高男孩走进店里，突然抱起一叠牛仔裤往外跑。我老公正在店里，看到这情况，紧追而去。这小偷看到后有追兵，居然跟我老公在离店不远的小公园里玩起游戏。
跑一会儿丢一条牛仔裤，趁我老公低头捡，又猛跑一阵。最后钻到公园的树丛里，跟我老公捉迷藏。我老公气坏了，下决心要抓到这个小混蛋，但总是差那么一截追不到。最后，一位白人小伙子开车经过，下车帮我老公抓小偷。
小偷一看白人来追，可能受多年种族歧视影响，腿先软了跑不动，不一会儿就被白人小伙子拎着衣服塞到车里，直接送警察局。可惜没两天就被放出来了，还站在店门口冲我们得意地笑，让人恨不得一把掐死他！”
“太肆无忌惮了。”
“等你们在南非呆一段时间就见怪不怪了，这俩小偷半明目张胆，其实，真正的高手是那些黑人妇女，真让人防不胜防。”
众人听得津津有味，黄琴越来越来劲儿，竟起身比划了一下。
“南非女人的传统服装，是一种下摆蓬蓬大大的长裙，裙子就是她们的做案工具。她们最爱趁店里生意好、人多的时候，堂而皇之、挺胸昂首走进店里，挑上几件衣服，钻到试衣间试穿。过一会儿，又把衣服还给黑工，说不合适。
其实，她们在大腿之间已经夹了好几件衣服，只是外面罩着大裙子，黑婆本来就胖，你根本看不出来。咱就算是怀疑，总不能掀开裙子去看她的大腿吧？我发现过两次，觉得不对劲，让店里的黑工请那位黑婆去试衣间，掀开一看，腿里夹了3条牛仔裤；
还有一次，一个看上去很有钱的黑婆去店里，挑到几条裙子去试，穿着店里的一条出来，说是好看，不想脱，直接付钱。我隐隐看到裙子的底边漏出一点别的颜色，让黑工撩起一看，里面还套着我店里的两条裙子！”
“这么说你几乎天天跟小偷打交道？”
“不是几乎，是时时刻刻跟小偷打交道，刚才说得那些是外贼，最难防的是家贼，店里的那些黑工，只能用‘无语’来形容。其实所有小偷去偷衣服，黑工们都心知肚明，但除了被我和我老公亲自发现，他们基本不吭声。”
“有的是胆小，不敢告发，小偷一样帮派，她要是告诉我，那些心狠手辣的小偷真可能整死她；有的干脆就是一伙儿的，里应外合，有点良心的只是帮着打掩护，最黑的看见你带现金要出去，她悄悄通风报信，你一出门就能遇上劫匪。”
黄琴长叹口气，再次强调道：“开这么多年店，不知道富了多少黑人，反正我是没赚到几个钱。”
这些情况韩博早有所耳闻，想了想突然问：“黄女士，华人内部有没有害群之马？”
“有，多了！”
提起这个黄琴就来气，咬牙切齿地说：“市场就那么大，去的人越来越多，相互之间有竞争。一些后来去的闽省人，要么一个地方的，要么沾亲带故，拉帮结派，抢地盘，抢生意，下手有时候比黑鬼都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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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百五十六章 “小人之心”
春雨绵绵，无声无息地飘飘洒洒，如烟似雾。
两个人撑着伞，站在一辆黑色轿车前，遥望着马路对面的高墙电网，等了十几分钟，小铁门从里面打开，只见一个穿着深蓝色风衣的女子，一手打着伞，一手挽着一个男子的胳膊，头也不回地走过马路，走到车边。
“郝总，上车吧。”
“谢谢。”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相比您对我们的帮助，陪杜小姐过来接一下又算得上什么呢？”
矮个子男子拉开车门，跟随从一般请郝英良上车。高个子男子打开另一侧的后门，等杜茜坐进去把门关上之后打开后备箱，把伞塞进去，再小跑着钻进驾驶室。
事情办得很顺利，两年死缓执行期一满，省第二监就按相关程序向上级提出减刑建议，省监狱管理局审核同意，提请省高院裁定，就这么由死缓减至无期。
这不需要找什么关系，被死缓的罪犯一般都不会“死”。
刑法第五十条的表述得很清楚：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且不说罪犯在监狱或看守所，想故意犯罪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就算在外面也不可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其它省份不知道，反正贵省自1997年刑法修订之后这些年，没有一个死缓犯在缓刑期内因故意犯罪被最终执行死刑。
申请保外就医相对麻烦一些，先是所在分监区召开全体民警会议，根据法律规定条件，集体讨论提出，报经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同意，报刑罚执行科，再由刑罚执行科、生活卫生科和监察室各派一名民警组成保外就医前期工作小组，进行前期调查，形成前期审查意见，填写《罪犯保外就医初审表》……
不过患有癌症的事早在两个多月前监狱方面就知道了，监狱领导和民警一样是人，只要是人都有恻隐之心，不过用他们的话说是出于“人道主义”，不仅没有刻意刁难，并且从他们知道之后在里面的日子好过了许多，不用再干体力活，伙食也得到明显改善。
值得一提的是，原判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减为有期徒刑的罪犯，从执行无期徒刑起服刑七年以上的，或者原判有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原判刑期三分之一以上的才能申请保外就医。
但规定里有一个补充条款，如果病情恶化有死亡危险、且改造表现较好的，可以不受上述期限的限制。
总而言之，所以条件都符合，聘请的律师很给力，事情办得很顺利。
郝英良透过车窗看着外面，觉得过去两年多发生的一切宛如一场噩梦，他贪婪地呼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气，喃喃地说：“患难见真情啊，王总，陈总，刚才谢的不是你们能来接我，而是过去两年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
“应该的应该的。”
“郝总，相比杜小姐，我们做的那点事不足挂齿。”
“茜茜，对不起……”
出来了不等于问题都解决了，病情越来越重，真正的坎儿在后面，杜茜深吸气，俯身拿起一个保温杯，拧开盖子先喝了一小口，确认不烫也不凉才举到他面前：“喉咙疼就少说话，先喝点水。”
跟心上人不用说谢，郝英良点点头，露出会心的笑容。
轿车在山路上疾驰，开车的和坐在副驾驶上的人心情格外凝重，医生说坐在后排的这位可能活不过一年，出来又能怎么样？
二人挑轻松的话题说，郝英良谨记未婚妻的话只听不开口，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轿车缓缓停在距高速入口不远的路边。
一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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