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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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莫斯科- 第1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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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她一迭声地回答说:“您看我真是老糊涂了,我这就去给他准备吃的。”说着松开抱着孩子的手,站起身来抹了一把脸,转身进了厨房。

    看着老太太的背影从厨房的门口消失,我上前牵住瓦洛佳的手,把他领到一张桌前坐下,安抚他说:“洛娃,你先在这里坐着,我去看看吃的东西准备还没有?”

    “嗯嗯。”他带着哭腔应了我一声。

    我走到厨房门口时,扭头看了一眼,见他老老实实地坐在桌边没有动弹,才放心地进了厨房。厨房的桌子上摆着一盘面包片,老太太正在切灌肠,看到我走过去,便低声地问我:“这孩子怎么了,为什么会叫我曾祖母啊?”

    “这个我不太清楚!”我支支吾吾地敷衍道:“也许是他看见自己的父母死在自己的面前,被吓坏了,再加上长时间处于惊恐状态,神经有些不正常了吧。”我不善于说话,说完这话,我只觉得自己脸上发烧。

    好在老太太没有发现我的异常,嘴里唠叨说:“真是个可怜的孩子,”把切成片的灌肠放进了空盘子里,便一手端着一个盘子往外走。见到她要出去,我也赶紧跟了上去。

    老太太走了几步,突然停住脚步,悄声地对我说:“丽达,这孩子也挺可怜的,就让我收留他吧,让他给我当孙子。”

    听她这么一说,我真是有些哭笑不得,这算什么事啊,曾孙就这样变成了孙子,整个辈分都乱套了。但我又不能反驳老太太,只好顺着她说:“好啊,这倒是个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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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六三节 年轻的人民委员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虽然护士还是按时把三餐送到我的病房。但一有空,我就会到餐厅去看望老太太和瓦洛佳。由于要在餐厅值班,所以老太太平时很少回家,就住在餐厅角落的值班室里,瓦洛佳也顺理成章地和她住在了一起。

    这天吃完饭睡了个把小时的午觉,我穿衣下床,准备再到餐厅去看看老太太和瓦洛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听见外面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我侧耳停了一下,能跑出这样的动静,至少有四五十个人。

    随着一声口令,整齐的脚步声在我的门外停止了。听着突然消失的脚步声,让我的心跳骤然加速,在这一瞬间,我甚至以为是内务部派来抓我的,毕竟那天在地铁里我阻止了他们枪杀“德国间谍”的行动,就凭这点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来抓我。

    我先走到窗口看看,这里是三楼,离地面大概是十来米,如果跳下去的话,不摔死也得摔成残废。跳窗逃跑是不可能的,从门口冲出去,那就更是天方夜谭了。别说我现在手无寸铁,就算那支波波沙冲锋枪还在身边,面对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内务部战士,我还是一点胜算都没有。

    目前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束手就擒。只要不是被他们当场击毙的话,那么我还有一线生机。只要别济科夫上校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十之八九能在斯大林面前帮我求求情,那样我就有机会脱罪了。

    我老老实实地坐在床沿上,等待着外面的人破门而入。因为紧张,放在床上的手不受控制地颤抖着。

    然而等待良久,也没有发生我预想的那种破门而入的场面,只听见外面有人压低了嗓门在说话。

    我忍不住好奇地站起来,走到门边,轻轻地拉开房门向外望去。只见走廊上每隔几米就站着一名全副武装的战士,他们戴着清一色的蓝色帽顶的大檐帽。特别是对面的门口,还有一名肩挎公文包和手枪的军官,正背着手在走廊里走来走去。

    我开门时动作虽然很轻,但还是惊动了对面站岗的一名战士,他大踏步地走了过来,一把把门大推开,低声喝道:“您在做什么?”

    他的举动把我吓了一跳,幸好闪得及时,才没有被门碰到头。面对他的质问,我支吾着回答说:“我听见外面有动静,看看是怎么回事。”

    没等战士再问,刚才我看到的那名军官也走进了病房,瞅了一眼战士,然后看着我,严肃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那名战士连忙回答说:“报告少校同志,我发现这位伤员同志打开房门在偷窥,便过来制止她。”

    那名内务部的少校从公文包里抽一个本子和一支铅笔,翻到一页空白的地方,看着我冷冷地问:“您的名字、职务、军衔,什么时候开始住在这间病房里的?”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发现自己穿的是病号服,而不是军服,怪不得少校对我的态度这么强硬。我一指挂在门边衣帽架上的军大衣,没好气地回答说:“少校同志,请您看看那件军大衣,上面佩戴着和我级别相符合的军衔。”见少校回头认真地查看了军大衣上的军衔后,我用嘲讽的语气说:“少校同志,看清楚了吗?我是中校,您是少校,根据条例,您应该向我敬礼,而不是用这么恶劣的态度对我说话。”

    我的话让年轻的少校有些尴尬,正在时候,一个插入的声音为他解了围:“这是奥夏宁娜中校,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们几人一起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别济科夫和另外一名内务部的少校站在门口。那么少校看起来有些面熟,我多瞧了两眼,立即便认出是在地铁站里见过的祖耶夫少校,不知道他跑到医院来做什么,难道真的是来抓我的?不过看到他身边的别济科夫,我的心又放回了肚皮里,凭我和上校的关系,估计内务部的人没有那么容易把我带走。

    祖耶夫少校没有和我说话,而是狠狠地瞪了一眼屋内的少校,低声地呵斥他:“我说少校同志,您今天的任务是保护领导人的安全,而不是跑到奥夏宁娜中校的病房里,来查询她的身份。”他的这话虽然是对少校说的,但我听到耳里,始终觉得有点指桑骂槐的感觉。

    屋里的少校和战士向我敬了个礼,一声不吭地出了病房,回到他们各自的岗位上去了。

    看到两人离开,祖耶夫少校也向我敬了个礼,语气冷漠地说:“中校同志,我们正在执行任务,没什么重要事情的话,请您不要离开病房,否则发生了什么误会,对大家都不好。”

    “知道了,我的少校同志!”别济科夫接过话头,把祖耶夫向外推了一步,然后迈进门口,随手关上了房门。

    房门没有完全关严,从门缝里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走廊的情况。我悄悄地问别济科夫:“上校同志,您怎么来了?”

    “我是来向你传达命令的。”别济科夫说着,从背着的文件包里掏出一份文件,递给了我:“有命令,让你立即回到部队里去。”

    我接过文件,随便地瞥了一眼,问道:“要求我什么时候出发?”

    “随时可以出发。近卫第八师派来的车和警卫人员就在下面等你。”说到这里,别济科夫努力地回想着护送人员的名字,“那个来接你的中尉,叫什么名字来着?他刚才还告诉过我呢,……”

    “叫拉米斯吧?”我试探地提醒了他一句。

    “对对对,就是叫这个名字。”

    听到是拉米斯,我暗松了一口气,怪不得从地铁站出来后,我就一直没有见过他,原来他是回前线去了。

    “外面的内务部队是怎么回事?”我透过门缝看着外面站着的两名少校,好奇地问别济科夫:“来了什么大人物,居然有两名少校带队。”

    别济科夫也从门缝往外瞧了瞧,低声地回答说:“难道你不知道吗?今天乌斯季诺夫同志在得到斯大林同志的许可后,到医院来探望弗洛宁工程师。”

    “乌斯季诺夫?”这个名字对我异常陌生,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他是什么人啊?”

    听了我的话,别济科夫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不会吧,你连他都不知道?”

    “嗯,可能听说过,不过一时想不起他是谁而已。”我赶紧敷衍着。

    “那你这回可记住了,”别济科夫向我介绍起这个神秘领导人的简历:“他的全名叫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他目前担任武器装备人民委员的职位,负责领导了生产枪炮和研制新式武器的工作。”

    听别济科夫这么解释,我才对这个神秘人物有了点印象,猜测他可能就是电影《莫斯科保卫战》里,被斯大林称为最年轻的人民委员的人。

    正说着话,外面突然传来了口令声:“全体都有,立正!”

    我从门缝望出去,只看见一群战士的背影,他们把才从对面病房里走出来的乌斯季诺夫遮断得严严实实,让我无法一睹他的庐山真面目。一群人簇拥着年轻的人民委员刚离开,一副由四名战士抬着的担架,又从对面的病房里出来,虽然我看不到担架上病人的脸,但我马上猜出躺着的就是弗洛宁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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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六四节 救援(上)

    虽然没有见到年轻的人民委员长什么模样,但看到他们把还在养伤的弗洛宁抬走,我心中就明白是那天和斯大林的谈话起了作用。既然他派负责领导负责军工生产的乌斯季诺夫出面,那么意味着他会在掌握了弗洛宁提供的高科技技术后,全面开展新式武器的生产,毕竟在战场,决定胜负的因素,除了军官的指挥能力、士兵的勇气和决心,技术装备的性能优劣也至关重要。

    等内务部的人走远,我把别济科夫打发到楼下去等我,独自一人在病房里换衣服。换完衣服,我特意跑到餐厅里去向老太太和瓦洛佳告别。

    对于我的即将离去,祖孙俩颇为不舍,这段时间和两人的相处,彼此间已经有了感情。老太太显示吃了一惊,然后抹着眼泪反复叮嘱我,在战场上要多注意安全。瓦洛佳也舍不得我离开,他索性抱住我的腿不放,最后还是老太太把他拉开,我才得以脱身。

    出了医院大楼,看见楼前的台阶下停着辆吉普车。我以为是拉米斯他们的车,便兴匆匆地跑了过去,结果走到车前一看,司机是个陌生的面孔。我弯下腰,试探地问那名司机:“战士同志,请问,这辆车是到前线去的吗?”

    “前线?什么前线?”陌生的司机一副搞不清状态地反问了一句,但瞥见我领章上的军衔后,马上挺直了身体,恭敬地回答说:“报告指挥员同志,我是我团的一名指挥员来看望伤员的,待会儿他出来后,我要送他到共青团车站去。”

    “原来您不是来接我的啊!”听到他这么说,我心中有些失望。说好在外面等我,等我出来不光没看见拉米斯和格里萨,甚至连别济科夫也不见了踪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有些迟疑起来,猜想他们也许去了病房,没准我正好和他们错过了。我这样想着,也没再和司机说话,直接掉头就往大楼里走。

    刚上了几级台阶,忽然听见有喊我的声音远远传来,扭头一看,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从医院大门冲了进来,然后稳稳地停在了台阶前。

    车刚一停稳,车里的人便打开车门跳了出来。出来的几个人我都认识,除了别济科夫,另外两个,一个是我的警卫连长拉米斯中尉,另一个是司机格里萨。于是,我转过身来,笑着迎了下去。

    格里萨站在原地没动,拉米斯紧走了两步,来到我的面前立正敬礼,有些激动地向我报告说:“报告师长同志,警卫连连长拉米斯中尉奉命来接您出院,现在听候您的指示。”

    我没有还礼,而是抬手把他举在额边的手拉了下来,使劲地握了握,随即关切地问道:“师里的情况怎么样?列维亚金将军和政委同志,都还好吧?”

    他呵呵地傻笑着回答说:“都挺好的,大家盼着您能早点回部队。这不,接到上级的命令,政委和将军同志就派我来医院接您回师里。”说着,他的身体向旁边一侧,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师长同志,请上车吧!”

    到了车旁,我和站在那里的格里萨握了手,才钻进了吉普车,坐到了后排。别济科夫走过来,弯下身对我说:“前方的战斗残酷,你要多保重!”

    “谢谢!”对于他的关心,我异常感激,连忙把手从窗口伸了出去和他握了握。

    车启动时,他又大声地说了句:“祝你好运!”说完,他后退一步,在原地立正,向我们的车子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也许是别济科夫和沿途的检查站打过招呼,几乎没有执勤战士把我们的车拦下来检查证件,都是还隔着十几米,哨兵就把拦路的栏杆抬了起来,我们得以畅通无阻地离开了市区。

    到了郊外,路况变得差起来,除了雨季时被各种车辆碾压损毁的地段,还有遭到德军飞机轰炸时炸出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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