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话，便来到了会议室的门口，热利亚推开摇摇欲坠的房门率先走了进去。我进去一看，屋子里的墙壁上空荡荡的，连常见的斯大林画像都没有一幅，估计是车站的工作人员转移时，已经把画像取走了。屋子中间是一张木制长桌，桌子四周摆放着不少的长条凳，上面落了厚厚一层土。热利亚上前用袖子掸凳子上的土，然后把凳子伸到我的面前，殷勤地说：“中校同志，您请坐吧。”
我也不客气，招呼着大家一起坐下。大家都找了根凳子，掸掉上面的土以后坐了下来，因为个别人的动作比较大，结果搞得屋子里尘土飞扬，好一阵才恢复正常。
我问坐在我旁边的冯·托尔曼：“少校先生，听您的名字，您家里是日耳曼贵族吗？”
“不是的，”他犹豫了一下，才迟疑地说：“我的父亲只是个普通的政府官员，而我……我是个社会民主党人。我是反战的，非常厌恶战争，对宣传的所谓‘胜利’失去了任何希望，而希特勒眼看要完蛋了，我才会带领部队向苏军投降。……”
“够了，收起你那一套说辞吧。”门口传来的一个声音打断了他的话，我朝声音传来的方向一看、第16集团军的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和316师长潘菲洛夫、政委叶戈罗夫站在门口，我赶紧站起来向他敬礼，说：“司令员同志，您好！”
罗科索夫斯基冲我点点头，边往屋子里走边说：“凡是被我们抓住的德军官兵，害怕被我们枪毙，都说他们是社会民主党人。”在桌前站定以后，吩咐门口他带领的战士：“把这个少校押到乌斯季诺沃去。”
听到他这样说，我心里明白，这个乌斯季诺沃应该就是集团军司令部的新驻地。很让我感觉奇怪的是，自打上次在梦中见过真正的丽达以后，很多莫名其妙的地名就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包括沃洛克拉姆斯克和这个乌斯季诺沃。
冯·托尔曼被战士押走后，除了我以外，原先坐在会议室里的人都退了出去。罗科索夫斯基把一张地图铺在桌子上，和潘菲洛夫、叶戈罗夫讨论眼前的战局。而我就站在一旁，等待着他们的最新命令。
罗科索夫斯基抬头看了我一眼，问：“奥夏宁娜同志，这次去敌后侦察，有什么收获没有啊？”
“有的！”
“那就汇报一下吧。”
“是！”我答应了一声，然后开始向司令员详细汇报侦察的情报：“据侦察所知，在第16集团军的当面，德军集中了第5军、坦克第4集群的摩托化第46和第40军。步兵第106和第35师在沃洛科拉姆斯克以北占据了出发位置。在沃洛科拉姆斯克以西和东南的地段上，在我集团军的左翼当面，德军展开有4个坦克师：坦克第2、第11、第5和第10师和一个党卫军摩托化师。更重要的是，古德里安的司令部就设在托尔斯泰伯爵的庄园里。……”
向罗科索夫斯基汇报的情报里，除了古德里安的司令部在庄园这个情报是我亲自侦察到的，其余的内容好像都是从我脑海中凭空冒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从汇报时的情况来看，估计也不会是假的，我可不知道德军那么多的部队番号。
“形势很严峻啊，同志们！”罗科索夫斯基用铅笔敲打着地图：“从目前德军的兵力分布情况来看，沃洛克拉姆斯克车站会是德军进攻的重点，潘菲洛夫师长，能不能从其他地方抽调兵力来加强这里的防御呢？”
潘菲洛夫摇摇头：“很困难啊，司令员同志，实在是抽不出兵力来！杜博谢科沃会让站也很危险，而防守那里的1075团只剩下五百多人。”
罗科索夫斯基默然了，眉头皱成了结，半晌，才咬着青紫的嘴唇，离开地图，径直走到了我的面前。
“奥夏宁娜中校。”
“到！”
他用手指在木桌上敲了敲，问：“我把车站交给你，能守住五天吗？”
本来我对守住车站还信心满满的，结果打完了刚才那一仗，我对双方的实力有了理性的认识，面对德军汹涌的攻势，能守住一天已经很不错，守五天，简直是开玩笑。我张了张嘴，正想开口，又觉得这样说不太合适，便没言语。
“问你话呢！这里能不能守五天？”罗科索夫斯基见我不答话，有点着急了。
“我……我不敢保证。”看来不说话不行了，我只能吞吞吐吐地回答。
“四天呢？”
我还是摇头：“经过刚才的那场仗，我……我只剩下不到四百人了，而且武器弹药消耗很大，还没有重武器，是顶不住德军强攻的。”
“三天呢？”
见到罗科索夫斯基这样咄咄逼人，我几乎要哭出来了：“司令员同志，不是我不想守，而是实在……实在守不住啊。我们没有坚固的工事，只要德军用飞机炸大炮轰，等他们进攻时，我们的阵地上就剩不下多少活人了。”
“你！”罗科索夫斯基气得高高扬起了巴掌，但迟迟没有落下来，我心想如果站在他面前的不是我，而是个男的，估计他早就两个耳光扇过来了。
“真没看出来，原来我们的女英雄也是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旁边的叶戈罗夫咬着后槽牙说了这么一句话。
既然他说出了这么难听的话，我不得不进行反驳，我很不客气地说：“为了保卫祖国，我不怕牺牲。既然要让我守车站，我就守。但我不敢保证能守几天，只能保证战斗最后一个人也绝不后退。”
听到我说出了这样的狠话，罗科索夫斯基不禁有些动容，他上前两步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安慰说：“奥夏宁娜同志，我希望你能好好地活到胜利，而不是和战士们都牺牲在这里。要知道身后就是莫斯科，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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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四节 红场的阅兵（上）
整整三天，这个被战壕和蜘蛛网一样的带刺铁丝网所围绕的车站，总是在隆隆的炮声和爆豆般的枪声中醒来或睡去，只有在半夜时才是安静的，但是偶尔还会有德国人射向天空的照明弹，在短时间内把车站照得如同白昼。
那天和罗科索夫斯基谈完话以后，他和潘菲洛夫他们倒是拍拍屁股走人了，守车站的重任还是落到了我的身上。虽然给了我一个独立营的编制，但雷斯达耶夫的三连迟迟没有归建，只把热利亚带领的那个伤亡超过七成的连队划归我指挥。这样一来，我手下只有三个伤亡惨重的步兵连，外带一个排的炮兵部队，总兵力不到四百人。
为了守住这个见鬼的车站，我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办法。为了加强防御，我组织战士们先在废墟的外面挖了一条半人深的环形战壕，并在战壕外拉上带刺的铁丝网。后来我在无意中发现，车站附近的房屋虽然表面建筑物都被炸毁了，但是下面的地下室都还完好无损，于是在兴奋之余，马上组织人手开挖地道，把地下室和战壕连了起来。遇到德军轰炸或者炮击的时候，除了少数的观察哨，剩下的人都躲到地下室里去隐蔽。
自打车站方向进攻沃洛科拉姆斯克的139团全军覆没后，德军便改变了进攻方向，没有再对车站发动过新的进攻，而是采取了派飞机轰炸，或者用大口径的重炮进行炮击的办法来对付我们。
虽然我采取的种种措施，有效地降低了我军的伤亡。但也仅仅是降低了，而不能完全避免。在昨天的炮击中，那座车站大楼成为了德军攻击的主要目标，短短半个小时内，至少被上百发炮弹直接命中，最后轰然倒塌，和周围的房屋一样，变成了一片废墟。大楼倒塌的时候，有二十多名战士没来得及逃出来，全部被活埋在了里面。卢金和萨波丘克两人负了重伤，被送往了尤日那亚的军医院。而热利亚，则被炮弹直接命中，当场炸得粉身碎骨，连尸首都没找到。害得我在一天之内，就失去了三个得力的左膀右臂。如今我身边就只剩下了费尔斯托夫、巴甫洛夫、阿吉、阿古明特四个人，希望他们不要出什么意外才好，否则的话，我连能用的人都没有啦。
傍晚时分，我正蹲在战壕里，用望远镜观察着外面的敌情。突然听见旁边有人喊我：“中校同志，潘菲洛夫师长来电话，让您马上到师部去。”我把望远镜移开，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只见费尔斯托夫正弯着腰，沿着战壕向我跑过来。
他跑到我的面前蹲下，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我把手中的望远镜递给了他，问：“你知道师长叫我去有什么事情吗？”
“师长电话里没说，只是让你马上把职位移交给我，然后立刻赶到师部去。”
“那好，”我有些无奈地说：“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你和巴甫洛夫要提高警惕，随时注意德军的动向。他们每天用炸弹和炮弹来消耗我们的兵力，没准啥时候又会发动新的攻势。”
“明白了！”
我带着阿古明特和阿吉从城市里穿过，来到了沃洛克拉姆斯克东面的师部所在的位置。在一名巡逻哨兵的指引下，我们顺利来到了师部所在那座半地下的掩蔽所门口。
看见我们接近，门口的哨兵端着步枪大声地问口令。我停下了脚步，大声地冲哨兵说：“我是奥夏宁娜中校，奉师长的命令到师部报到，可不知道今天的口令。”
“哨兵同志，让她进来吧，我们等她半天了。”听到这个声音，哨兵收起了手中的武器，回到了自己的哨位。我一看，为我解围的不是别人，正是前几天说风凉话的政委叶戈罗夫。
我让阿古明特和阿吉在原地等我，自己上前向这个不招我待见的政委敬礼，然后跟在他的后面进了掩蔽部。一进去就看见那个留在一撮小胡子的师长正坐在桌子前，桌上摆着一盏马灯，还有一部收音机，收音机里好像有人正在做什么重要的讲话，以至于他听得格外出神。见到我进来向他敬礼，他点了点头，然后招呼我坐下：“中校同志，您来得正好，快点坐下，听听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节的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无线电广播里的声音很不容易听清楚，喇叭里时常响起噼啪声。师长和政委都不由地凑到收音机跟前来，聚相会神地谛听着，竭力不漏掉一个字。我坐在长桌旁边，听着收音机里传出斯大林那掷地有声的讲话：“……德国侵略者们想对苏联各族人民进行歼灭战。好吧！既然德国人想进行歼灭战，那么他们将一定会得到歼灭战！”
当斯大林结束了他的讲话，收音机里传出了暴风雨般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接着又响起了《国际歌》的乐曲，这乐曲仿佛越过汹涌澎湃的海面，开始时隐约可闻，但是很快就越来越响了。
“报告！”潘菲洛夫站起身来，正想说什么的时候，一个人的声音不合时宜地闯了进来。我们扭头一看，一级政治指导员克罗奇科夫正站在门口。他穿着一件带毛领的短皮大衣，没有戴帽子，额头上还冒着热气，看起来就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的。没等师长开口说话，他又接着说：“将军同志，请原谅，我不能向您敬礼。在来这里的路上，被敌人的狙击手把帽子打飞了。”
潘菲洛夫呵呵一笑，关掉了收音机，开玩笑地说道：“帽子没有了不要紧，重要的是脑袋还在就行了。”然后走到政委身边，弯下腰和他说着什么。我趁这个机会，赶紧站起来，上前去和克罗奇科夫握了握手，毕竟在一起共过事，不打招呼是说不过去的。
师长转过身来，手里拿着两个红色的盒子，对我俩说了句：“都站好！”我和克罗奇科夫赶紧来了个立正，端端正正地站在了他的面前。
“奥夏宁娜中校，”他神情严肃地说道：“为你在保卫我们首都莫斯科的战斗中，所表现的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苏联最高苏维埃特奖给你红旗勋章。”说完，把其中一个盒子递了过来，我双手接过装有勋章的盒子，挺直了身体大声地说：“为苏联服务。”潘菲洛夫伸出手，和我使劲握一握，以表示祝贺。
“克罗奇科夫指导员！”他看着我以前的营政委说道：“为你在保卫我们首都莫斯科的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不屈不饶的战斗精神，苏联最高苏维埃特授予你红旗勋章。”说完，把剩下的那个盒子递了过去。克罗奇科夫接过盒子，也像我一样挺直身体，大声地说：“愿为苏联祖国服务。”师长也抓住他的手使劲握了一握。
“等一等。”政委端着个搪瓷茶杯站起来，把伏特加倒进杯子，然后说：“把勋章拿过来。”我对他的举动虽然疑惑不解，但还是照他的吩咐把装勋章的盒子递了过去，克罗奇科夫也学着我的样子把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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