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为了瓦西里的事情，我还想狠狠地教训奥西米宁一顿，不过看到他坐在地上的狼狈相，我不禁又有些心软。我扭头吩咐尤先科：“大尉同志，把院长扶起来。”
尤先科答应一声，上前几步来到奥西米宁的身边，弯下身就想扶他起来。没想到奥西米宁看起来不胖，但尤先科却没能将他拉起来。幸好旁边的谢尔盖没有袖手旁观，他也上前帮忙，和尤先科一起，将如一滩烂泥的奥西米宁搀到了一张长凳上坐下。
我走到失神落魄的奥西米宁面前，咳嗽一声后，放缓语气对奥西米宁说：“院长同志，明天的手术，由谢尔盖医生主刀，而您，就去做他的助手吧。”
原本陷入绝望的奥西米宁听到我这么说，犹如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劲，猛地站起来，扑到我的面前，一把抓住我的手臂，拍着胸脯向我保证起来：“将军同志，您放心，在明天的手术里，我一定给谢尔盖医生当好助手的。”
“这样最好。”我冷冷地对他说完这句话以后，又冲着旁边的尤先科一摆头：“大尉同志，我们回去吧。”
在回驻地的车上，尤先科好奇地问我：“将军同志，我有两件事情不太明白，能问问您愿意吗？”
他的话一出口，我就知道他想问的是什么，便客气地说：“你问吧。只要我能回答你的，我肯定会告诉你答案。”
“第一、既然奥西米宁院长明显放下了很大的错误，您为什么不向卫生部门提出将他撤换的请求呢？”尤先科在得到我的允许后，迫不及待地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至于第二点，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处置军代表，而只是将他撵走？要知道以您的级别，就算将他就地免职，也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我听完尤先科的问题后，叹了口气，说道：“大尉同志，你以为我没有这样的念头吗？但是不行啊，卫生部门我根本没熟人，就算说什么，也没人买账。至于你所说的军代表一事，我之所以没有对他做出处罚，是因为负责医院保卫工作的都是正规军。他们的实力，和普通的民兵部队比起来，强得可不是一星半点。要是把他们调走了，谁知道新来的部队会是什么样的是，所以对这位军代表所犯的错，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我们刚回到住处，留守的两名战士中的一位，就迎上来向我报告说：“将军同志，里面有一名少校在等您。”
“是别济科夫上校的部下吗？”我边朝里走，边奇怪地问道。
警卫员拼命地咬着头，回答说：“不是的，将军同志，来的这位少校，我根本不认识，是一个生面孔，”
“是一个生面孔？”我将战士的话重复一遍后，有些意外地说：“既然是有事找我，为什么朱可夫元帅不派别济科夫上校，而派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少校来呢？”
警卫员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只好笑呵呵地摇了摇头，随后说道：“很抱歉，将军同志，我还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们走进会客的那间客厅时，我见到另外一名警卫员，正陪着一名少校坐在桌边，边喝茶边闲聊着什么，两人不时地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的脚步声惊动了两人，他们停止了交谈，不约而同地朝门口望来。见到我的出现，两人连忙从座位上站起来，把身子挺得笔直。
我走到少校的面前，笑着问道：“少校，是您找我吗？”
“是的，将军同志。”少校响亮地回答说：“我是奉命前来向您传话的。”
我走到一张空椅子旁坐下，接着又对他说：“少校同志，请问朱可夫元帅这个时候派您到我们这里，是有什么任务传达吗？”
“朱可夫元帅？！”少校在将朱可夫的名字重复一遍后，摇了摇头，用肯定的语气说道：“对不起，将军同志，我认为您可能搞错了。我根本不认识元帅同志，他怎么可能向我下达什么命令呢？”
“您不是朱可夫元帅的部下？！”少校的回答，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笑着问道：“少校，假如允许的话，您能告诉我，您是谁的部下吗？”
“报告将军同志。”少校没有计较我嘲讽的语气，恭恭敬敬地报告说：“我是奉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的命令，前来见您的。”
“罗科索夫斯基将军？”少校的话让我感到非常意外，我不知道罗科索夫斯基会派人来找我有什么事情，所以一头雾水地问道：“他让您来见我做什么？”
“将军同志，”少校板着脸，一本正经地对我说：“罗科索夫斯基司令员让我通知您，三天后，也就是3月29日，请您跟他一起到前线去视察部队。到时，由我来接您去和司令员同志汇合。”
“罗科索夫斯基让我和他去前线视察部队？”这个意外的消息，让我有些茫然了，我紧张地追问道：“少校，您知道些什么吗？”
少校的脸上露出了阳光般的笑容：“将军同志，据我所知，司令员是得到了最高统帅本人的授意，才做出这样的决定。”说完，他不等我回过神来，又抢先问道：“允许我离开吗，将军同志？”
听到他的话，我本能地点点头，冲他摆了摆手，说：“您走吧，少校同志。”
等少校离开后很久，我都没有从这个意外的消息带给我的震撼中清醒过来。就在这时，我听到尤先科用羡慕的语气说道：“将军同志，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您要走运了！”
“走运，走什么运？”我没有听懂尤先科没头没脑的这句话，所以有些不满地反问道：“大尉同志，你别再和我打哑谜了，能把事情说得明白点，让我搞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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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〇一七章 瓦西里的手术（上）
看我有发火的征兆，尤先科不敢再卖关子，连忙试探地问我：“将军同志，在我回答您的问题以前，可以问您两个问题吗？”
“大尉，有什么问题，你就快点问吧。”对于他这种神神秘秘的举动，我显得很不耐烦。
见我同意了自己的请求，尤先科才小心翼翼地问：“将军同志，假如，我说的是假如，如果你是一个集团军的司令员，想结识另外一位素不相识的集团军司令员，除了开会和协同作战外，还会有其它的途径吗？”
对于他的这个问题，我蹙起眉头想了想，发现除了他所说的两种情况外，还真没有什么别的结交途径。而且作为一个集团军司令员，在没有得到上级允许的情况下，擅自与互不统属的友军司令员结交，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猜忌。想到这里，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对他所说的话表示赞同。
他接着又问：“而且，就算您认识了别的集团军司令员，但您能随便进入对方的防区，去查看他的防御部署吗？……”
尤先科的话还没问完，我就立即猜到了他所想表达的意思，不由抬手拍了自己的额头一下，懊恼地说：“糊涂，真是糊涂！”
我的话一出口，便看到尤先科羞得满脸通红，有些尴尬地闭上了嘴。对于他的这种反应，我先是一愣，随即便明白他是误会我在骂他，赶紧解释说：“大尉同志，你别误会，我不是在说你，而是在说自己。这么简单的道理，我都是在你的提醒下，才明白过来，难道这还不算糊涂吗？”
尤先科听完我的话，没有说话，只是苦笑了一下。
我接着说出了他想表达的话外之意：“尤先科大尉，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告诉我，这次跟随罗科索夫斯基将军去前线视察，就有机会结识很多原本无法认识的高级指挥员，增加我在军队中的人脉。同时，对前沿防御阵地的修筑，提出自己的独到的见解，也能增加这些指挥员们对我的认同感。我说的对吧？”
听到我后面的这个问题后，尤先科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欣慰的表情，他使劲地点了点头，肯定地说道：“是的，将军同志。我所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停顿了片刻后，他又试探地问，“时间不早了，您需要吃点什么吗？”
他不说，我还没察觉自己的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了。他这么一说，顿时觉得饿得心发慌、浑身冒虚汗、急忙点了点头，催促他：“大尉，我还真饿，让外面的警卫员去搞点吃的吧。”
他点了点头，走到了门边。叫过一名警卫员，低声地吩咐了对方几句。那位战士在答应一声，沿着走廊快速地离开了。
尤先科回到我的身边，向我报告说：“将军同志，我已派人去取晚餐了。您稍等一会儿，就能进餐了。”
反正晚餐还要等一阵，我便和尤先科聊起天来：“大尉同志，你觉得我们这里和罗科索夫斯基将军去前沿，大概能待多长的时间？”
对于我的这个问题，尤先科想了想，回答说：“我估计最多一个星期左右。”
“一个星期？”我听完尤先科的回答，饶有兴趣地问：“我能问问，你是根据什么做出这个判断的吗？”
听完我的问题，尤先科笑了起来：“将军同志，根据上级的安排，四月中旬，您就要随代表团去美国了，难道您都忘记了吗？”
如果尤先科不提去美国的时候，我还真没想起来，因为我脑子里除了考虑和罗科索夫斯基去前线视察的事情，就是在想明天瓦西里的手术能否成功。
一想起瓦西里的手术，我不禁又有些患得患失起来。我抬头问尤先科：“大尉，你觉得明天瓦西里的手术会成功吗？”
尤先科听后先是点了点头，片刻之后，他又摇了摇头，有些为难地说：“将军同志，这事不好说。虽然谢尔盖医生表了态，说在明天的手术里，他会全力以赴。可我怎么瞧，都觉得他说这话时，有些底气不足。”
正说着话，被尤先科派去找食物的警卫员，已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进来。托盘里除了有面包片、切成片的香肠外，甚至还有几个冒着热气的烤土豆。
等警卫员把东西一一摆在了桌上后，尤先科像变戏法似的拿出了两瓶可乐，得意地对我说：“将军同志，司令部的同志送了不少这种美国的可乐给我们，今晚您就尝尝味道吧。”
我看他干净利落地去掉了可乐的瓶盖，从旁边拿过两个茶杯，就准备往里面倒可乐。我深怕他又犯了可乐加水的错误，连忙提醒他说：“大尉，这种可乐是直接喝的，不要往里面加水加糖。”
他听我这么一说，不禁愣住了。过了一阵，才弱弱地反驳说：“将军同志，可是我看司令部里的同志，都是这么喝饮料的。”
我用鼻子重重地哼了一声后，说：“要是他们的喝法都是错误，难道你也跟着他们学吗？”
“不会吧？”尤先科听我这么说，有些不相信地说：“一两个人的喝法错误，还说得过去。可要是整整一个司令部的人都这么喝，难道您也说他们的喝法是错误的吗？”
“大尉同志，”我耐心地向尤先科解释说：“有些事情，并不是大多数人认为正确，就是正确的。据我所知，就连一些级别很高的指挥员，他们喝可乐的方式也是错误的。这种饮料用不着加水加糖，直接就能喝的。不过在夏天喝的时候，在可乐里放上几块冰块，可以起到防暑降温的效果。”
尤先科见我言之凿凿的样子，便没有朝可乐里冲水，而是端起杯子大大地喝了一口。我看到他眉头紧缩的时候，忍不住好奇地问了一句：“尤先科大尉，味道如何啊？”
他又端起杯子，轻轻地抿了一口可乐后，这才回答说：“虽然这种饮料带点甜味，可我还是真喝不惯。”
“多喝几次就习惯了。”我随口说完这句话以后，又问道：“上级说要给我派一名英语教员过来，也不知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有没有到这里来过。”
尤先科刚把一片面包塞进嘴里，听到我的这个问题，慌乱口齿不清地回答说：“将军同志，我去问问。”说着，他便从座位上站起来，再次走到了门外。
过了两三分钟的样子，他又重新走到我的对面坐下。向我报告说：“将军同志，我刚刚问过留守的警卫员了，他说在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的部下来之前，曾经有一名中士来过。中士戴着一副圆框眼镜，人看起来斯斯文文的，说是上级派给您的英语教员。因为您当时不在，我们的战士已把他打发走了，让他明天再来。”
接下来，我又问了一下尤先科和其他几名警卫员的食宿安排情况，便把话题转移到了基辅方面。我问道：“大尉同志，我们的特别警卫连还有多少人在基辅啊？”
“大概还有七十人左右吧。”尤先科从我的话里听出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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